六、本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是非问句回答方式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解。参考答案：汉语和英语对否定是非问句的回答所存在的明显对立是由于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在认知上的差异造成的。说汉语的答话人首先对问话人所自认为的主观想法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接着答话人才说明客观事实是怎么样的或将是怎么样。而说英语的答话人直接对客观事实是怎么样的或将是怎么样的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根本不关心问话人所自认为的主观想法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认知差异就造成了英汉是非问答话的不同情况。

四、专题知识扩展

4．1　文字中的文化线索

众所周知，“文字的使用是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界碑”，“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汉字作为至今仍然保留着意义符号的意音文字，其几万个方块字不仅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而已，而且也忠实地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比如从汉字就可以看出古代生产方式的延革。甲骨文中的许多字形都表现了商代的狩猎活动。比如“逐”的字形像一头野猪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射”的字形像张弓搭箭的形状。“陷”的字形像野兽陷入阱中。“毕”的字形像捕捉鸟类的有柄的网。甲骨文中“渔”有多种写法，表明商代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或用钓竿，或用渔网，或用双手。商代畜牧业的状况也可以从甲骨文中得以窥见。如“牢”字的字形是牛、羊、马等关在圈中，表明这些动物早已成为家畜。从“家”这个字形还可以推测出养猪在商代的家庭中已经很普遍，而且似乎当时人们的观念是“有了猪才算有家”。

再如汉字也反映了古代风俗制度的变化。在远古时代祭祀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活动，其方式糅合了后世的歌、舞、画、神话、咒语等，在当时既是礼仪巫术，又是原始歌舞，到后世才分化为“礼”和“乐”。比如有人考证殷墟卜辞中的“豐”像盛玉的器皿，有人考证甲骨文和金文中这个字像人在鼓乐声中以玉来祭享天地鬼神之状。这就记录了西周时代的“礼（禮）”（典章制度）是从夏商时代的“礼（禮）”（巫术礼仪）分化而来的。“舞”这个字与“巫”同源，甲骨文的字形就像人双手执牛尾而婆娑起舞，可见后世的“舞”（表演艺术）也正是从商代的“舞”（巫术礼仪）中分化出来的。

又如汉字还反映了古代审美意识的发展。“美”这个字《说文解字》认为是会意字：“美，甘也。从羊大。”因此后人有一种看法是中国古人的“美感”来自“羊的姿态”、“羊肉的味道”和“羊毛的舒适”等，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甲骨学研究表明，“美”是象形字，像头戴着羽毛装饰的人翩翩起舞的样子，说明古人最早的审美意识应该源自于舞蹈。类似的字还有“喜”和“乐”：“喜”的甲骨文字形像是鼓放在架子上，“乐（樂）”甲骨文字形像是琴放在木架上，这些都表明先人是听到鼓声和音乐后才“喜”和“乐”的。与“喜、乐”相映成趣的还有“好”字，《说文解字》：“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这就表明古人早就有男人主导的审美意识，即以女人为美。女子美，而人皆爱美，所以“好”字破读为去声又可以表示“喜爱、喜好”的意思。

4．2　词语中的文化信息

词语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也就是说词语负载了语言中表达意义的主要功能。从词语的来源、构造、意义引申等方面都可以寻找到民族文化的信息。

比如从词语的来源往往就可以发现民族文化的踪迹。汉语词语中黄色往往表示与帝王有关，而白色则与平民有关，如“白丁、白衣”，这就反映了古代的服饰文化。因为根据古代的制度，皇帝才能穿黄色的衣服，包括使用黄色的器物，而皇帝以下的贵族是穿朱色或紫色的服装，到了普通老百姓则只准穿白色的衣服。从词语的来源还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的痕迹。比如“政”这个词，现在的基本意思是“政治、政务”，那“政”怎么会有这种意思呢？其实孔子早就说过“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可见“政”来自于“正”，二者同源。在古人心目中，“搞政治”或“政治家”的特点就在于“己身正”，也就是说领导者只有靠榜样的力量和道德的感召，才能让百姓信服，才能治理好国家。

再如从词语的构造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汉语并列式复合词大多有一种固定的排列顺序，一般不能随意颠倒。比如名词性的“天地、日月、君臣、父子、男女、老少、夫妇、长幼”，形容词性和动词性的“善恶、优劣、好坏、强弱、贵贱、雅俗、亲疏、大小、成败、得失”，都是如此。可以发现这些词语都是按照先尊后卑、先大后小的次序排列语素和词语成分的，这种构词形式就反映了汉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尊卑贵贱的价值取向。汉语词语构造还有一种同义成分或反义成分并列成词的现象，其中同义成分的如“绳索、记录、幸福、寂静、饮食、裁剪、生龙活虎、弹尽粮绝、丰衣足食”等，反义成分的如“动静、远近、寒暑、得失、异同、深浅、反正、横竖、方圆、花天酒地、高山流水”等。《易经》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心意思就是凡事都一分为二，分立而又结合。汉语的这种词语构造形式就恰恰反映了汉族人“相类相和、聚合则吉”的民族心理，也体现了古人早就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思想。

又如从词语的意义引申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发展。汉语“钟”在古代是祭祀或宴享时的乐器的名称，《诗经•关雎》就有“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的记载，后来寺庙中的钟不再是专门乐器，也起报时的作用，因此这个词后来才发展出了作为计时工具的意思。词语意义的特殊引申可以也往往反映特定的文化风俗。比如我国南方和北方女子接受聘礼定亲的风俗不同。南方广种茶树，民间普遍有喝茶习惯，种茶树须用种子，不能幼苗移植，这就象征了理想中男女婚姻的一次性和坚定不移，于是“吃茶”就引申出女子受聘定亲的意思。表示这一风俗的词语在文人笔记和古代小说中很多。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的山歌：“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醒世恒言》卷五：“幼年时就聘定了同县林不将的女儿为妻，茶枣俱已送过，只等长大成亲。”俗谚有所谓“一女不吃两家茶”。《红楼梦》第廿五回中王熙凤对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其中的“吃茶”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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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特殊成分的文化含义

除了一般的文字和词语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线索和信息，语言中有些特殊的成分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有些还别有情趣。

比如数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数字各种语言都有，而且数量封闭，主要就是“零”到“九”，再加上“百、千、万、亿”等。外语中的数字当然也有文化含义，比如“十三”在西方人眼中就很不吉利，一般都认为是跟神话传说和《圣经》故事有关。而汉语中则几乎每个数字都有特定的内涵，数字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就以“一”到“十”的几个数字为例：“一”被汉民族认为是万物之祖，万事之源。《老子》就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观念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二”是汉民族心理中尊崇的偶数之首，“二”不但涉及“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思想，也反映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文学形式中的对偶和对仗，建筑工艺中的对称和均衡。“三”和“六”都具有神秘色彩。汉民族先哲认为宇宙乾坤共有“三维”，即“天地人”和“日月星”。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三”为法度，如“三军、三教、三纲”等。此外人有“六欲、六神”，家人有“六亲”，学有“六艺”，佛家讲“六根”等。“七”一直被汉民族尊崇为神圣的数字。《周易》、《庄子》中都提到世界是经过七天创造出来的，这与西方《圣经》故事中上帝七天创造万事万物的说法似不谋而合。“九”自古至今都表示最大的基数。因此像“九族、九天揽月、九州方圆、九霄云外、一言九鼎、九死一生”等说法都是极言数量之大。“九”的倍数也往往是表示极大的量。比如“十八层地狱、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三十六计、三十六行、七十二变、八十一难”无不如此。“一〇八”与佛教和神话还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中有一〇八个菩萨，寺庙敲钟要敲一〇八下，另一说佛教认为人有一〇八种烦恼，敲钟一〇八遍便可以消愁解忧，《水浒》中的一〇八将则是36天罡和72地煞下凡。再如“十”，中国人审美心理追求十全十美，视“十”为完整、圆满、吉祥的象征，凡事偏爱以十为标准数量，如“十大、十佳”。甲骨文就有了十进位制（逢十进一）的计数方式，这远比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字中的计数方式科学，这大概也是华夏民族崇尚“十”的一个源头。

再如人名地名中表现的文化含义。汉族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姓氏，尤其是“姓”。“姓”字由“女”和“生”组成，《说文解字》：“姓，人所生也。”这就说明“姓”产生于上古时代的母系社会。例如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可见母系社会人们都以母亲的姓为姓。从不同的人名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征。比如东汉和三国盛行单名；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人名也弥漫着佛教气氛；宋代则喜欢用五行来排列序辈。近现代的人名更是具有典型的时代气息，女的名字中“芳、兰、丽、媛”比比皆是，男的名字中“伟、俊、斌、杰”随处可见，从中就可以看出汉民族人都希望女性如花似玉、清纯可爱，男性英俊伟岸、文武双全的共同价值观念。地名也具有民族文化特征。比如“中国”历史上也分别叫作“中华、华夏、九州、神州、赤县”，这就反映了我国政治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变迁。我国南方一些地名与北方地名同名，如福建的福州一度叫作晋安，福建的泉州一度叫作晋江，这就反映了西晋末年北方居民因战乱而大举南迁进入福建定居的情况。从地名中还可以看出历史的痕迹。比如带“金”字的地名就可能与当地开采铜矿有关；带“冶”字的地名可能与当地铜或铁的冶炼业发达有关；带“亭”字的地名与当地曾有军事瞭望设施有关；带“集”字的地名一般都是农村集市所在地；而叫作或曾叫作“绥远、定远、抚宁、永安、康平、康定”之类名称的地名则可能就是当年发生过战乱而被朝廷收复的边疆地区，或发生过战争、瘟疫、灾害的一些地区。

五、参考文献链接

●吕叔湘（语文散论，《吕叔湘文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

由“rose”译为“玫瑰”引起的感想。如果你翻译一本小说，遇到主人公有一位cousin，你把它译做“表弟”，后来发现他是女性（代词用she），就改做“表妹”，后来又发现她年纪比主人公大，又改做“表姐”，再翻下去又发现原来她比主人公长一辈，又改做“远房姨妈”，再到后头又发现她不是主人公母亲一边的亲戚而是他父亲一边的，又只好改做“远房姑妈”。其实这也靠不住，她也有可能是主人公的“远房婶娘”。要是这位cousin在书里只是昙花一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父系母系、年长年幼、辈分性别，全然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主人公的cousin，你把他翻成什么好呢？伍光建老先生（如果我没记错）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表亲”，可以勉强对付一气，管住了四分之三：母系的全部，父系的一半。可是再一想，既然辈分、性别等等全都不知道，那就翻成“表姐”或“表弟”也都不能算错，正如把形状不详的rose翻做“玫瑰”一样。

说到人们的称呼，又想起一件事。多年以前我翻过A．A．Milne的一个独幕剧TheBoyComesHome，那里边有一处，叔叔跟侄子说话，火儿了，拍着桌子说：“AndPerhapsI’dbettertellyou,sir,onceandforall,thatIdon’tproposetoallowrudenessfromanimpertinentyoungpuppy”一面骂他“小狗”，一面又管他叫sir，这个sir该怎么翻译呢？想了半天，把它翻成“少爷”。英国人嘴里的sir，既可以用来表示恭敬、客气，又可以表示愤怒、讥讽，汉语里找不到一个单一的翻法。很多地方可以翻做“老爷”，有的地方只能翻成“您哪”，有的地方只能不翻，例如很多“yes，sir”只能翻做“是”或者“喳”。像SamuelJohnson那样对生人熟人，高兴不高兴，都是一会儿一个sir（这是十八世纪一般习惯），那就只好翻做“老兄”。恐怕只有很少的地方可以翻做“先生”，像有些词典里的译法。

●沈阳（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学常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民族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在语言的运用和表达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一个人以不同的身份说话，对不同的人说话，在不同的环境中说话，在不同的条件下说话，其表达形式都可能很不一样；因此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环境中的话，也就会有所不同：这些就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

（1）社会心理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和交际规范

社会心理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文明程度以及人们对外部世界和对自身的认识水平都有直接关系，社会心理对语言表达就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称谓语的使用与说话人的地位就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参与言语交际的双方——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其中包括两种关系：权势关系和等同关系。一般来说处于权势关系的双方说话时会采取比较正式的语体，处于平等关系的双方说话时就会采取比较随便的语体。人们互相称呼就受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制约：在平辈的同学、同事、朋友之间往往可以“直呼其名”甚至称呼绰号；但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甚至陌生人之间，则通常必须要加上一些表示尊敬的称谓词语，如“王大爷、李老师、张主任、刘处长”或者“吴先生、李女士”之类。汉语中称呼对方“您”和“你”也是有分工的，在通常情况下，处于权势关系中受控制的一方对权势一方总要用“您”来称呼，用“你”就显得不礼貌。除非在特定情况下说话者是有意去破坏这条规则而表达相反的意思：比如曹禺《雷雨》中四凤和父亲鲁贵有一段对话，开始四凤称鲁贵用的是“您”，但后来发现父亲为了要钱竟用她和周萍的关系来要挟时，便改口说“你疯了！”，一个“你”字便表示出对父亲的气愤、轻视和厌恶。再如本来是陌生的或者是上下级关系的男女之间一开始女方可能用“您”来称呼男方，但如果有一天女方开始转而称呼“你”时，就可能表示女方已经认可男方的追求，双方之间一旦成为恋人关系当然也就是一种地位平等的关系了。

再如委婉语的使用也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制约。通常人们说话总是要减轻言语的刺激性，把一些不雅或不吉的词句换一种形式来表达，所谓“外交辞令”就是指这种语句。其实这种言语表达形式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用到。比如汉语的言语交际中一般不直说“拉屎、撒尿”，总是改说“上洗手间、方便一下”等；女性来了月经也一般是说成“例假、倒霉”。除非是在医学或法律文本中，通常人们也会避免直接提及“性交”，最多说成“做爱、上床”；即使是批评不正当的性关系，也往往说成是“男女关系问题、生活腐化”等。当然生活中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有人为了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粗俗”和“狂放”，或者为了要发泄自己极度的愤怒，就常常故意直接使用跟“排泄、性器官、性、死”等相关的一些词语。北京足球场上有名的“京骂”（即直接说出与不伦性活动相关的词语）也属于这种故意的言语行为。只不过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就使用这样的词句，不仅违反社会的道德文明准则，毕竟也有违通常的言语表达规范，因此大多数人对此还是肯定会非常反感，甚至觉得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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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称词语的使用同样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别。中国人自古就有对自己谦虚对别人褒奖的表达习惯。如把自己谦称作“愚、鄙人、不佞、不才”等，把对方尊称为“君、公、高明、足下、先生”等；而且由人及物，谦称自己的就是“寒舍（自己的住宅）、拙文（自己的文章）、犬子（自己的孩子）”等，褒称别人的就是“尊意（对方的意见）、贵体（对方的身体）”等。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习惯于这种自谦的表达，比如明明做了一桌好饭菜，却要对客人说“没有什么好吃的、粗茶淡饭而已”；明明自己水平很高、能力胜任，偏偏要对别人说“才疏学浅、力所不及、受之有愧”等；碰到别人夸奖自己，总是说“哪里哪里，不敢当，过奖了”之类的话。在接受别人送礼时，嘴上总是要说“带礼物干什么？”。而与中国人崇尚谦逊迥然不同，西方人的表达则比较坦率，也不大恭维别人。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一定会说“这可是我（我太太）精心为你们准备的饭菜”。如果受到别人表扬，包括别人夸奖自己长得漂亮，一般总是会说“谢谢”，非常乐意接受别人的表扬和赞扬。正因为汉民族和西方民族在这方面的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因此也就难免会在交际中造成某种不必要的误会。比如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可能会误认为自己不受欢迎；听到“带礼物干什么”，可能会误解对方不喜欢这件礼物。同样如果一个西方男子在中国刚见到一个女孩子就夸她长得漂亮，那女孩子不但可能会不高兴，闹不好还要惹出麻烦呢。

（2）物质生活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和语句选择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居住环境、地理条件和物质生活习惯，因而可能对客观事物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和审美心理。这些也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

地理条件的差异就可能影响语言的表达。比如西风吹来，给亚洲东部地区带来的是花木的凋零和冬天的肃杀，而相反在西欧国家，恰恰是西风唤醒了昏睡的冬天，迎来明媚的春光，给万物带来了生机。这样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自然对“西风”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汉语中“西风”总是用来比喻腐朽衰败的事物，表达凄凉悲伤的心境。而英国诗人雪莱著名的《西风颂》，则把“西风”当作春天的使者，借以抒发豪迈、奔放的情怀。类似的又比如汉语中比喻坚强不屈常用“青松”，英语中却是用“栎树”；汉语中比喻新事物涌现用“雨后春笋”，俄语中则用“雨后蘑菇”，这同样跟不同的地域条件相关。

物质生产的特点也可能影响语言的表达。比如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在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历史悠久的丝绸生产培养了汉族人对桑、蚕、丝、绸的深厚感情，这自然影响到对语言的运用。比如在表达爱情上，汉语中就乐于选用“桑、蚕、丝、绸”作为喻体来讴歌真挚、纯洁和持久的爱情。例如南朝乐府《作蚕丝》中的句子：“春蚕不应老，昼夜长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全诗以春蚕自喻，并以“丝”谐音“思”，从而表现了对爱情的执著。但是其他民族就不一定也会选择同样的物品比喻或描写爱情。有的民族语言中用“藤缠树”，有的民族语言中用“鞭子和小羊”。当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可能干脆就用钻石和金钱来表达爱情了。比如一则著名的广告语就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英国有一篇作品《白衣女人》中的句子是“我把全部感情像金币般倾倒在她的脚下”。

生活习惯的不同同样会影响语言的表达。比如中国人见面了喜欢用一句招呼语“你吃了吗”，西方人对此常常感到不解。反过来说英语的人见了面常常说“今天天气不错”，“看起来又要下雨了，不是吗”等等。这种问候语看起来只是随口说说的，其实都有生活基础来源。中国人传统意识上就是“民以食为天”，加上历史上各地都常常闹饥荒，人们见面先问吃饭，正表明对别人的关心。而英语中之所以人们见面喜欢谈天气，那是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天气多变，常常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自然英国人对天气就更加关心了。再比如中国人见面如果说“一起去吃饭吧”，通常的理解是说话人要请客；但如果是西方人对你这么说，千万不要误解是他要请客，这句话的意思最多是大家一起去，但还是要各自付钱的。原因就在于在西方国家，目前各自付钱的所谓“AA制”已经深入人心，就连恋人们外出吃饭也是如此，而中国人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种生活习惯罢了。

 

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