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参考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此书是一本完整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传记文学史》比较，它增添了清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末的内容。清代以前的部分，可以和《中国传记文学史》参照来看。近代以后的传记发展，则主要体现了在受西方影响以后的一些新变和发展。

这里节录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建构”这一部分，主要是帮助了解一下现代传记大家关于传记的基本观点。

“五四”以来的现代传记观念，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熏染中诞生、成长的。进入20世纪，在中国较早接受外来影响的作家、学者中，开始有人对“传记”进行反思和新的学术审视。梁启超就是世纪初汇入潮流的知名人物。他提出了“以人为本位”的传记思想，并对人物传记的诸般形式、主要原则作了规定，给现代传记的创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囿于诸多原因，最终仍未脱旧史学的痕迹。其后，更有学者投身传记创作，探讨传记的理论建设，提出了种种传记理论的构想。

比如孙毓棠，著有论文集《传记与文学》，其中就收有专谈传记的《论新传记》和《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两文，较为完整地归纳了西方传记理论家当时最新的传记理论主张，为中国现代传记作家提供了理论的借鉴，并为现代传记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郭沫若则提出了传记文学创作的时代性，突出了传记在现代文学中的价值意义。一位名叫毕树棠的批评家，在评论文章《从文自传》中，也提出了他对传记文学的看法。尽管这一看法并不系统，但对现代传记的理论概括，可谓不无道理。兹录于后：

自传是一个人就他过去的生活作回忆的自述，是实事真意和挚情的自由表露，是人格和环境相磨擦的活动写照，要紧处全在一个真字，不过写法则各有不同。一个军人历经战场，一个政客饱尝世变，一个创业家一往努力，一个探险家遍临奇境……回头自述一番，都是动人的有趣文字。他们都是一出戏文里的主角，以坚强的意志实现个别的成功，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是人世的主宰的创造的，事业的规模便是人格的表现，他们的自传是报告读者他这一出戏是怎样演的。文人的自传则有些不同，他是艺术家，他是所有戏文的观客，以灵慧的眼光和亲切的感情看进一切动相的真实，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观察的体验的玩世的，灵魂的寄托便是人格的纯全，他的自传是报告读者那些戏他是怎样看的。一者是只认得自己的舞台，我只演我的戏，前人是怎样下场，后人又怎样登台，与我无涉。一者是世间处处都是戏，演不尽也看不尽，却是看一出便得一出。所以我们读文人的自传，不能存寻求模范和教训之心，只能采取些丰富的印象，只多能得些启示和发些深省，交接一个深彻的灵魂，认识一个新颖的人格，如此而已。

……这种“模范伟人”式的自传，由文人看来，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样平凡，因为它所表现的是“超人”，而文人的自传则只是表现“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里，论者以演者和观者，区别了两种自传的品格，突出了文人自传的“人”性，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认识。

然而，系统地提出现代传记理论且有所建树的，当数既提倡传记创作、又梳理理论的现代著名学者、作家──胡适、陈西滢、郁达夫和朱东润。

（一）胡适的现代传记观

胡适是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人。早在1914年9月23日，胡适就在一篇题为《传记文学》的日记中，就体例、特点等问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中西传记的差异：

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东方传记之体例（大概）：（一）其人生平事略。（二）一二小节，以写其人品（如《项羽传》‘垓下之围’项王悲歌起舞一节）。西方传记之体例：（一）家业。（二）时势。（三）教育（少时阅历）。（四）朋友。（五）一生之变迁。（六）著作、业绩。（七）琐事（无数，以详为贵）。（八）其人之影响。东方短传之佳处：（一）只此已足见其人格之一斑。（二）节省读者目力。西方长传之佳处：（一）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二）琐事多而详，读之如见其人，亲聆谈论。西方长传之短处：（一）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二）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滥。东方短传之短处：（一）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不足见其真。（二）作传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作？（三）所据多本官书，不足信。（四）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何谓静而不动，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某事是也。

这短短三四百字的文字，胡适十分精要地比较了中西传记的差异和优异，目的是在于向国人展示中西方传记发展的不同侧重，从而使中国未来新体传记的创作能中西兼容、取长补短，开创一个新的传记时代。

通过对中西传记的研究，胡适认为，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这篇提倡传记文学的专论中，胡适阐释了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后来，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时，对此作了补充：“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就顾忌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譬如，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但是我把他的日记（据说印出来的日记已经删掉一部分）对照起来，才知道这本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

胡适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他把“纪实写真”视作传记文学创作的原则与要求，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以实在的态度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少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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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胡适对传记所提出的要求，与其说是史学的，倒不如说更是文学的。而且胡适认为写传记，“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其实就是文学的要素，加上“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以及不谀不诬，说老实话，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的全面要求。而“传记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代表着中国最早将传记置于独立的文学门类的一种认识趋向。

胡适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仅要“给史家做材料”，同时还要“给文学开出路”。因此，传记除了具备文学性以外，还必须具备它的史料性。胡适曾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这些人包括梁启超、陈独秀、林长民、蔡元培、高梦旦、熊希龄等，目的是想让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在为沈宗瀚所作的《克难苦学记》作的序中，也表述了这一看法：“这本自传最大的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和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在《读叶天寥年谱》一文中，他指出：“此谱可算是好的自传。从中可以看到：（1）写明末士大夫的风气，很可供史料。（2）写明朝名士思想之陋，迷信之深皆有史料的功能”。也旨在强调传记的史料价值。即便是他自己写作传记，也遵循这一原则。比如写《四十自述》，原先是按文学方法去写，但最后又回到了史学的道路上。他认为，好的传记，既应具备形象、生动、传神的文学色彩，同时应该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信史。

（二）陈西滢对传记的认识

陈西滢（1896—1970），又名陈源，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作家，著有《西滢闲话》等。陈西滢曾结合自己为孙中山先生立传的经历，阐述了他对于现代传记的认识。他说：“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板地，令人读了头痛。”陈西滢的论述，是把传记定义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物，传记作者既要熟悉历史，丰富详实地占有史料，同时也要擅长文学创作，能将本似枯燥的人物生平叙述得生动有趣，不致因“面孔板地”而令人读了之后头痛不已。

（三）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理论

郁达夫有系统表述传记理论的文章《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他认为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人物传记写作已应该从传统史实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而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种类，即他所称的“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他对司马迁以后的中国传记文学作了尖锐的批评。通过对西方传记理论的介绍，也比较了中西传记，认为中国的旧传记所缺乏的是，像《约翰生传》那样“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的环境，描写得极微极致”，像《维多利亚女王传》那样“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他向中国读者竭力推荐西方传记名家，如普鲁塔克、鲍斯威尔、斯特拉齐、莫洛亚、路德维希等人的作品。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

郁达夫对传记文学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曾在批评旧传记的基础上，概要地阐述了他理解中的新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

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154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的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以中国的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氏为嚆矢。其后沿这系统一直下来，经过了二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列传之类。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郁达夫的这段论述，很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艺术品格，即既要写出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而且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传主的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外在事迹与内心情感的变化同时抒写出来，做到全人格的袒露。这一点，在郁达夫的《日记文学》《再谈日记》两篇专论中仍有论述。郁达夫把日记文学的特点概述为真实性，“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不会说你在做小说，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被遗忘而写的”。这里，强调的依然是作家的全人格展示问题。

显然，由于作家的角色关系，当郁达夫在将人物传记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范畴进行特征规定时，着眼点多侧重在传记的文学性上，而对传记文学所担负的史学使命及其作为一门文史结合学科而具有的独特史学特征则多有避让。在《什么是传记文学》这篇文章中，郁达夫甚至还说：“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于事实的详尽记载。”这明显地更多地强调了人物传记为文学的一面。但从当时那种要求传记写作从传统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一种全新的艺术种类的强烈愿望来看，对人物传记之文学性的看重，也许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的。

（四）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

在真正把人物传记写作当作“文学”的一个门类而进行切实研讨的中国现代学者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著名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了。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观，受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熏染较多。作为一个文学史工作者，朱东润对中国古代传记当有很深的研究。从1939年起，他又致力于探究西方，尤其是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特点。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当代传记，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传叙综论》。经过对中外传记文学的认真比较，他先后完成了《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传叙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叙文学与人格》等论文和长达十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古代传记研究的空白。

同时，朱东润有感于中国传统传记观念的局限，以及确立新的传记文学范畴的迫切需要，开始对这一样式的理论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他说：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我开始对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棘荆的工作。

自此以后，朱东润将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成了其毕生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东润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通过对古代与国外的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批判继承，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提出了现代传记文学诸原则，建筑起能适应国情的传记文学理论构架。具体表现在：

第一，传记文学是介于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史学和文学的结合）的一门独特的艺术样式。这一定位，一方面最先让传记文学从史学的附庸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朱东润在对传记写作于现代学术门类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界定时，已不再带有呼吁现代传记作为新的文学样式而出现重文轻史的情绪色彩，而是兼顾了传记文学分别担负的亦史学亦文学的使命，使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在现代学术之林中，有更为恰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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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写作传记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刻画人物变动不居而又前后连贯的性格，并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予以深刻的再现。这一认识是传记文学前述认识的一种自然的延伸。既然传记写作在其所发挥的历史职能以外，还承担着文学的使命，而文学又是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那么，性格的塑造便显得十分重要。传记文学创作中塑造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关键在于刻画人物变动不居又前后一贯的性格。朱东润多次谈到中国传统传记写作的弊端之一，便是直奔史实而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传记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人物性格，亦多为平面的、僵滞的，常常是好人出世便是好人，坏人生来便是坏蛋，这样的传记是不可能有艺术感染力的。而要焕发传记文学的艺术生命，就应当也必须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性格无一不是沿循一定的内在逻辑而时时变化的，并且将人物的性格的这种丰富性在作品中加以深刻的再现。

第三，从事人物传记的创作，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传记作者在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同时，又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感渗透其间。把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传记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是已被一般人接受的事实，在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之外，还要兼顾国家利益、民族情绪，这正是朱东润所置身其间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文化心态与人格。朱东润说：“我们之所以要在西方现代传记家所提出的‘真实、个性、艺术’之传记三要素之外，又加上了‘祖国’这一要素，因为我们深知自19世纪起，自己的祖国因为腐败因循，终于成为极衰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内战，历史上的光荣的时代几乎不再能发挥任何的光与热，人民的穷困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了。而在这个百年之内，志士仁人、爱国者、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过反复的牺牲，终于找到一条光明的大道，还经过无穷的艰难、反复、动摇不定，才走到现在的时代；而现实也并非就能令大家人尽满意。历史有反复，但总的潮流是前进的。人类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求得人类的大同，但现在这一目标还无法达到；在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时候，包括传记家在内的一切文艺家在其作品中不能不强调爱国主义。”“传记文学的精神是要充分写实，但在写实中还要抒情，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就是要抒发爱国之情。”这种认识与传统传记观念中的所谓“避讳”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建立在强烈历史责任感上的慎重选择，同时也是作为一代与祖国共命运的知识分子不能、也不可能摆脱的文化功利观的自然流露。

至此，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界定已昭示，尽管在具体概念的表述中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已获得人们的共识：传记文学不再仅是史学的附庸或旁枝，它是有其独自艺术特征与创作规律，且体现其独特价值的独立的艺术种类。这无疑表明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范畴界定的现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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