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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真伪辩
□白吉庵

  郭沫若、高二适关于《兰亭序》真伪之争

  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之后《光明日报》做了转载。该文认为,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晋代)来看,《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再者《兰亭序》的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字,也有问题,郭认为是后人加上去的。根据以上情由,郭推断《兰亭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争论。该文的观点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能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综上所述,高文坚持《兰亭序》仍为晋代王羲之手笔,并非后人之伪作,其论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高文写好,寄出被退回,没有哪家报刊敢于登载。原因是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所反对者又是学术界之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这更是令人谈虎色变了!高在一筹莫展之时,想起了在重庆时的诗友、老前辈章士钊,而眼下又是他们文史馆系统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于是向他求教,把文稿寄给了章士钊。章看了高文,深表同情,并在来稿上略有改动,退回表示愿意为之帮忙。第二次高二适将文章改好后,直寄章士钊并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求之“得以公表”。

  章再次收到高文后,即于7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推荐高文,并介绍了高二适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发表,章函云: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也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看过章的来信和所附高二适的文章后,次日即复函给章士钊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望寄来。”

  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了一信,内云: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因论辩双方都拿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充足证据,故没有最后结论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均先后刊载了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的手稿。郭沫若针对高文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二适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鼓励,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了一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霎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均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龙潜、启功、于硕、徐玉森、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高承祚、严北溟等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流传至今的晋代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是真的还是后人之伪作。前者为肯定派,以高为首;后者为否定派,以郭为首。两派争论不休,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

  大辩论中,章士钊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从他当时的行为及上毛泽东书中推荐高二适文章的言词看,显然是支持高文观点,而且还是比较积极的

  章士钊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在当时编撰《柳文指要》书稿中,也写一节《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借柳宗元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吾近治柳文,冀于《柳集》得所折衷,盖子厚固书家也,而又精于鉴赏,凡魏、晋人之名迹,一见而断定出于谁某,不爽毫发。”接着引《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中的话说:“兰亭也,不遭右军(即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由此得出结论说:“子厚确认《兰亭序》为右军作,虽未明涉及书,而书手不可能疑及右军以外之人,似不待论。”

  在这场争论中,章士钊虽没有直接参加辩论,但他的秘书王益之曾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辩》寄到《光明日报》准备参加讨论。文稿经过章过目,自不待言。其内容是为肯定派助威。王文寄出后,不久他又向报社打电话,称有新材料需要补充,要求原稿退回,报社退还后,他又没有下文了。据估计,可能是察觉争论的风向有点不对劲了,所以才将稿子撤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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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光明日报》记者曾多次采访过章士钊。据主编穆欣回忆:“7月21日,章士钊曾对我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在机场欢迎李宗仁和在宴会上,两次见到郭老,都谈起这件事,郭老也说欢迎大家讨论。”

  章士钊认为,郭沫若是学术界的一面大旗,但是胆子太大,高二适是专事研究章草的,功力很深。王益之寄给《光明日报》的文章章也读过。

  9月17日,章士钊又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也有一篇文章(按:指《柳子厚之于兰亭》),但是不好拿出来。一个原因是,我同郭老常见面,不好意思伤感情。另一个原因是,最近听到一些风声,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而有次碰到郭老,他也对我说:“高二适文章写得好嘛,但是为什么要那样生气,对待《兰亭序》像对待宗教一样,不能动一点点。”这话使我警觉起来,这个问题现在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了。

  由此看来,章氏秘书抽回已经寄到报馆的文稿显非偶然,该同这里所说的“风声”不无关系吧!

  综上所述,可见当时章士钊在这次大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可看出其政治嗅觉很敏感。郭沫若上述之表态,不是没有来头的,据《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作者云:“郭沫若看过康生8月17日的信,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有了“是要准备对付的”这个话,所以郭对章之谈话,与上次交谈的语气就大不一样了。因此,章感觉“气候”有所变化,故其秘书寄到《光明日报》的文稿,要求撤回,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管怎么说,《兰亭序》的争论,还是以学术讨论的调子正常进行的。然而,正当这次辩论逐步走向深入之际。同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后,关于《兰亭序》之争为之让路,暂告一段落;人们的精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去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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