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的品牌和十字坡的规矩

　　金圣叹非常推崇武松，他说：“武松者，天人也。”并解释道：“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武二郎这样一个全能冠军，纵使千年之后亦让人遥想不已。然而世间大豪杰大英雄不亚于武二者不少，但大多埋没于乡间闾里，如武松这样名满天下者毕竟是凤毛麟角，为何武二能脱颖而出？这是因为武二有了品牌，——江湖的名号就是品牌。武松的最大品牌就是他是一位“超级打手”——既能打虎，也能打人。不仅力大无穷，武艺超群，而且心狠手辣。

　　杀人越多，这个品牌也就擦得越亮。

　　成就了武二的公关形象，自然是他那次喝了十八碗酒后，借酒壮胆，不知道天高地厚上了景阳岗，碰到那只大老虎然后将大虫打死。——这一打成名了。

　　应该说武松的成名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能打死老虎的不只武松一人，后来李逵也砍死了伤害老母的四只老虎，——但那时李逵已经成名了，靠的是在江州劫法场时，两把板斧不论官民良莠随便乱杀的霸道。

　　武松的成名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他上了景阳岗，风将酒吹醒后，看到官府的布告，心中也还是害怕，但因为曾在店家前夸过海口，只希望侥幸地通过险地。然而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大虫真的出来了，武二不曾睡死，然后一顿拳脚收拾了老虎。如果就此下山，也没有武二的名声。恰好碰见了因除害不利的猎户，再加上老虎的恶名。——这位打虎英雄真的一夜成名。——那个时候的人也懂得包装，武二被披红戴绿地打扮起来，并坐轿巡游了阳谷城，在没有电视和报纸的时代，这也是炒作明星的最佳方式了。

　　所以成名得许多因素凑在一起。时下一些歌星、女作家一脱成名，也是因为在特定条件下，如果谁不认清局势，一味地一脱了之，除了展示那身肉外，只会落得东施郊颦的笑柄。

　　打死了害人无数的大虫，打虎英雄成了阳谷县甚至更广地区的“先进典型”，全县上下自然掀起了轰轰烈烈学习武松见义勇为的活动，县令大人的治下，出了这样的英雄，想必上峰非常欣赏其德政——以前猛虎伤人的事情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是中国典型的“坏事变成好事”。当然，在县令提升官声的时候，打虎英雄也不能白当，于是县令特批，特事特办，武二被招干，且一下子就做了众巡捕的领导——都头。

　　这位出身于江湖的都头哥哥武大被害死后，找知县申诉无门后，他便想到了复仇。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此时的武松的本色就是“打手”——哪怕他做了更大的官，他的品牌依然不变——超一流打手。

　　以后武松所有的遭遇都和他的超级打手品牌紧密相连，直到落草成为职业打手。

　　在被从轻发落，刺配孟州后，落入管监狱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马送常例钱给管教，按常规将吃皮肉之苦甚至丧命，然而他被监狱官员派人伺候得想大爷一样。何也？因为武松有着比勒索钱财更大的价值——他的伤害能力。施恩在快和林开“黄赌毒”一条龙的联合公司，却被另一位来头更大的官员夺取了。施恩必须找一个一流打手为自己出头，自己管辖的犯人正好这样一位打虎英雄，岂不是“盘活存量”？自然就如武松受到的贵宾待遇一样，这些犯人不但过得舒服，也有武松那样的“立功情节”，减刑是自然的。

　　于是，武松打走了蒋门神，他的超级打手地位带来了监狱中的特殊待遇，也带来了后来的祸端。张团练伙同张都监，陷害了他。最后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并蒋门神两个徒弟，潜回到张都监家，杀死男女老少十五名，这位前都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嗜血杀手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尤其是他杀人之后，还不忘自己名震天下的品牌，在白粉墙上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就如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斧头帮”一样，杀人到一定的层次，决不会和蟊贼为伍，他们需要一次次证明自己不是浪得虚名，一次次将品牌叫得更响。

　　超强杀人能力对朝廷而言，是犯罪，可在江湖上却是同道敬仰的“闪光点”。这一点在武松十字坡酒店遇见张青、孙二娘夫妇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孙二娘早存害人之心，而做过缉盗抓贼的武松也早有提防。在武松故意挑逗母夜叉后，佯装中计让二娘着了道，准备狠扁她时，张青回来了向他求情。武松自报家名，张青得知是“景阳岗打虎的武都头”，纳头便拜。你看看，这品牌何其的闪亮！

　　一个人的处女秀是很重要的，关系到日后的江湖地位。鲁达初入汴梁，处女秀是“倒拔垂杨柳。”悟空是大闹龙宫。而关羽则是温酒斩华雄。武松没有打虎的处女秀，他的命运会改写。

　　张青夫妇与武松消除误会后，江湖上的同志找到了共同语言。张青讲述了十字坡酒店的规矩：三种人不可害。张氏酒店的规矩定得很有意思：

　　“第一是云游僧道，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害他。”

　　这家谋财害命的黑店，残暴得连过往的客商杀了后把人肉做包子馅卖钱，哪能有什么怜悯之心？他们所不杀的三种人都属于主流社会不齿的“边缘人”，一个是化外的出家人，以乞讨化缘为生，一是卖笑的妓女，一是罪犯。除了张青明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开黑店的张氏夫妇同样是“边缘人”，他和所说的三种人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他们同声共气，相互依托，有唇齿相依之感。

　　江湖、妓院、寺庙，相对朝廷所控制的社会，他们是疏离的，也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他们遵循者相通或相似的行事规则。自然，也有不少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的僧道和妓女，也有投靠朝廷的江湖败类。但总体而言，不合正常道德规范的“边缘人”，在这三种地方还有较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鲁达杀了人，惟一的出路就是五台山出家，然后自然而然做了草寇；李师师被徽宗宠幸，但决无三宫六院中那些妃子们的政治觉悟，他能对宋江、柴进、燕青这些强盗们抱以理解的同情，并将他们引见给皇帝。这位天下第一“二奶”如此仗义的根本原因是她行院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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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青对武松的尊重，首先是因为将其看成同道，其次是武松超级杀人的品牌。——那个年月，做强盗也要做得出类拔萃、风风火火，所以梁山中的人，时迁爱偷鸡摸狗，便在排名中很靠后。十字坡酒店定那样的规矩，亦是有自我保护、为以后留退路的考虑，保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也会去寺院避祸，或者成了官府抓捕的罪犯。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湖上的强盗连这样的规矩也不守了。笔者曾经就采访过湖北一家寺庙，当地的黑社会不断敲诈八十多岁的老方丈。而专门在深夜抢劫从风月场所下班的“小姐”的团伙，屡屡见诸于报端。

　　咳！连十字坡的规矩都没有了，连妓女和僧人都不放过。一声长叹。

戴宗和燕青做间谍水平之比较

　　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梁山泊队伍中，第一大间谍头子就是“神行太保”戴宗。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戴宗排名在三十六天罡中第二十名，不仅排在黑旋风李逵之前，也排在最早参加革命，和晁天王一起智取生辰纲的刘唐、阮氏三兄弟之前。在业务分工中，充当了“总探声息头领”，带领另四名有刺探情报天赋的乐和、时迁、段景住、白胜，专司情报收集工作。

　　从古至今，一个军事集团的存在，情报工作的地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份，血雨腥风的征伐之间，总是伴随着重重的谍影。因此，负责情报工作的多是非常能干与忠诚的，如千年后戴宗的另一个同宗，老蒋手下的“军统头子”戴笠。

　　而戴宗，除了会“插着两个纸马”，能日行一千的神行术，再加上一些察言观色的小聪明符合打探情报的基本要求外，在水浒一百零八将里面，他并不是最佳间谍头子的人选。我们可以在江州宋江题写反诗后，从他的作为看出他在做间谍方面的缺陷。

　　蔡九让戴宗传信给自己的老爸、当朝太师蔡京，请示如何对宋江的处理。在梁山专门坐探情报的朱贵酒店休息时，被朱贵用放了麻药的酒菜轻轻松松的放倒，随即搜出他携带的蔡九家信和奉送给父亲的礼物。——这就是后来总司梁山情报工作的戴院长初出江湖的“处女秀”，演得如此窝囊，这样的低级错误连时迁、乐和恐怕都不会犯，武松在十字坡酒店都那样机警。

　　在萧让、金大坚伪造蔡京的回信和印鉴被黄文炳识破后，蔡九将戴宗唤来盘问：“我正连日事忙，未曾问得你个仔细。你前日与我去京师，那座门入去？”“我家府里门前，谁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却是多少年纪？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长大也是矮小？有须的也是无须的？”

　　戴宗的回答破绽百出。“小人到东京时，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唤做什么门。”“小人到府前寻见一个门子，接了书入去。少刻，门子出来，交收了信笼，着小人自去寻客店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门前伺候时，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小人怕误了日期，那里敢再问备细。”“小人到府里时，天色黑了，次早回时，又是五更时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细，只觉不怎么长，中等身材，敢是有些秩序髭须。”这番谎言，不要说让在蔡府中长大的知府容易识破，就是在和蔡府没有多少瓜葛的人面前，也经不起推敲。

　　作为一个小吏，戴宗在市井人物中，算得上言语乖觉、办事利落。可这位能哄骗一般人物、能敲诈罪犯财物的戴院长，却对都城一无所知，太不应该。东京作为巍巍帝都，有哪几个门，从江州去应该从哪座城门进去。这是打探情报者必须具备的常识，就算戴宗因为事情急迫带着假书信来见蔡九，也应该从其他渠道了解京城和蔡府的大概情况。大宋的都城和大宋的权相，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应当不困难。戴宗连这个准备工作都没能做，可见并不是个办大事的人。撒谎时更见得他见识浅陋，如井底之蛙。他把赫赫相府描绘成一个门可罗雀的寒儒的住宅。到府前需“寻”一个门子，这说明蔡府门前冷落鞍马稀，两次接触的都是同一个门子，蔡府的排场还不如一个知府；公子派人来送书，并非一般官员来送礼，就简单地接了书信礼物，让公子的手下自己去找旅馆，于常规不合。要知道当时蔡京权势熏天，前来走门子的各地官员多如牛毛，相府办事的家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工细致、等级森严。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而这位戴院长却将京城相府当成江州的土财主。

　　既然戴宗才智能力并不出众，为何能充当情报间谍头子这一重要职务。惟一的解释：他是梁山泊的老大宋江第一心腹。梁山泊在宣传上自称“忠义”，但一帮人物的出身形形色色，社会背景复杂，更兼几个山头的人合并在一起，宋江没有绝对的驾驭之把握。那么负责情报工作的人不但关系到这个集团的安危，更关系到集团领导人个人权力的稳固。纵观《水浒》人物，前期随晁盖上山和王伦旧部，宋江显然不能托以大事，（吴用主动改变立场，但是军师一样的角色，负责的必是全盘军事工作）后来上山的卢俊义和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和宋江更类似一种“联盟”关系。真正算作宋江心腹中的心腹，只有两个：江州大牢里对他备加关照的戴宗和李逵。李逵这个有顽童性格的武夫，是个天真的奴才，自然只能做宋江的第一打手。而戴宗从跟随宋江开始，就特别能理解主人心思、能自动维护主子权威，是个自觉自愿的奴才，情治大权，不交给他交给谁？古今中外，负责情治工作的人总是主子最信任的，如戴笠虽然死的时候才是个中将，但是老蒋的老乡加门生，在老蒋尚未取得绝对权威时，戴笠已经是老蒋的马仔了。——奴才识主公，是门学问也是场赌博，江州的风云机会让戴宗结识宋江，戴宗就决心跟下去，果然后来投桃报李。而刘唐是晁盖的第一心腹，当他打听到梁中书将送一笔生日礼物给他的老丈人蔡京，然后想到要送“一笔大富贵”给晁保正，作为见面之礼，当被雷横等衙役抓获时，晁盖慌称刘唐是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外甥给予了开脱。可惜刘唐所托非人，晁盖一死他就没人照应了。

　　在权力场中，自保和显达的学问复杂而又简单，那就是：要跟对人。

　　戴宗首先是吴用推荐给宋江的，为了宋江免受牢狱之苦，让戴宗给予照应。宋江这位能对普通差拨、管营使银子，拉关系的能吏，可到了江州监狱后，“次日，宋江置备酒席，与众人回礼。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单把来结识他们。住了半月之间，满营里没有一个不欢喜他。”

　　半个月间这位不在乎钱财的宋公明哥哥为什么单单不去结识最管用的戴院长？而且此人是吴用推荐的。当差拨提醒宋江：“贤兄，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与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你明日下来时，须不好看。”宋江回答道：“这个不妨。那人要钱，不与他。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只顾问宋江取不妨。那节级要时，一文也没！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过人的权诈，对一般的公人，他仅仅是想用钱财收买，保自己平安而已。对吴用推荐的重量级人物戴宗，已不能简单地用钱财巴结了，他看得出戴宗是他在江州乃至以后必须依仗的人，对戴宗不能像对普通差拨那样，用钱财打发，必须从心理上收服他。于是宋江故意摆足架子，将戴宗冷落，勾起戴宗怒火，坐等戴宗出场，先营造一种冲突气氛，让戴宗来见自己时，再拿出吴用的推荐信，亮出自己的名号，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当戴宗怪罪数日已过，新来的配军不给自己送银子，亲自来威胁宋江。宋江说出吴用和自己的大名，一下子就征服了戴宗。然后在戴宗为宋江摆酒接风时，又介绍了另外一个牢子李逵认识宋江。此时，宋江在江州有了自己的基本人马，整整一卷《水浒》，宋江真正的事业应从这里开始。

　　宋江和戴宗、李逵江州相会，直可与刘、关、张的桃园会，唐僧五行山下见悟空相比。宋江、刘备、唐僧三位老大的毕生事业，最原初的人马就是从这时开始，以后无论他们收编了多少干将，干出了多大的事业，最相信的还是初出江湖收罗的亲信。洪、杨对紫荆山起来的兄弟，老蒋对黄埔一期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刘备举蜀汉全国之力，征伐东吴，要为最初跟自己打江山的两位弟弟关羽、张飞报仇时，诸葛亮明明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但不管孔明为蜀国立下多大的功勋，不管他对刘备多么重要，自古“疏不间亲”，在皇帝和结义兄弟之间的感情面前，他的苦谏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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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宋江最重要、最隐秘的事情，总是交给戴宗带领李逵去办，那么间谍头头这个职务不给戴院长给谁？

　　水浒中最有间谍素质的是燕青，最成功的间谍活动是柴进和燕青合作干成的。

　　柴进是周世宗之后，身份高贵，气度不凡，见识超群，难怪，有“天贵星”之称的他是被逼上梁山的，以他的身份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心腹，宋江等人反而要借重他的声望。这燕青是梁山“二把手”卢俊义的心腹。这位小乙帅哥“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只短箭，郊外溶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小乙哥简直就是一个天生作间谍的料！武艺高强、熟悉各地风俗，能讲多种方言，赌场、官场、风月场的路子摸得门清，戴宗和他比，简直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村夫。

　　世家子弟柴进和小帅哥燕青联手，伴宋江进东京演出的那幕戏，真可以进间谍培训教材。——宋江虽然器重戴宗，但他很明白，进东京那样的龙潭虎穴，靠戴院长那两下子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须仰仗柴进、燕青两人。

　　柴、燕二人先禀宋江之命前去探路。为了骗取进皇宫的通行证——簪花，两人合演的双簧那样精彩。在酒店里见到到皇宫值班的官员，燕青向那位王观察行礼，王观察说：“面生并不曾认识。”燕青说道：“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特使小人来请。”“莫非足下是张观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随口应道：“正是叫小人请王观察，贪慌忘记了。”“随口” 可看出燕青随机应变的能力。李部长的秘书和司机认识张部长，而公务繁忙的张部长难以认识李部长的秘书、司机，这很正常。而且下人见了官员，因为紧张而忘事也很自然。

　　当燕青请王观察见到柴进时，王观察自然也不认识。可柴进笑道：“小弟与足下是童稚之交，且未可说，兄长熟思之。”像东京城内的官员，自然社会关系多，有些儿时的朋友忘记了也属正常。再加上柴进优雅的气度，以及和燕青天衣无缝的配合，王观察即使半信半疑也难以驳回柴进的面子。

　　酒至半酣，这是人警惕性最差的时候，柴进抓住时机套出了“翠花”的秘密。喝完酒后当着奉承自己的儿时好友，喜欢显摆也是常有的事情。“每人皆赐衣袄一件，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够入内里去。”不经意间就泄漏了国家机密，然后柴进、燕青用麻药放倒了王观察，柴进换了他的衣服和宫花，进了皇宫。等转了一大圈后，回到酒店的包间，依然将宫花衣服还回来。他们抓住了王观察这些官僚们的弱点，即使知道自己的衣服曾被人家借用过，为了乌纱绝不可能主动去上司那里汇报。柴进在宋徽宗办公的睿思殿里削除“山东宋江”四个字，其实质意义是先向朝廷示威：禁苑重地我随时可进。吓唬一下皇帝后再找招安的门路就容易一些。

　　后来征方腊时，依然是柴进和燕青，潜入方腊内部，取得了方腊的信任。柴进被招为驸马，燕青被封为奉尉。成为攻占方腊清溪洞的“第五纵队”。柴进主动申请潜入敌部时，惟一的条件是：“情愿舍死一往，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此人晓得诸路乡谈，更兼见机而作。”乖乖，在此之前，燕小乙说过东京话、山东话，还不为奇，毕竟离大名府不远。他竟然连鸟语一样的浙江话都能说！天才间谍。

　　燕青接近李师师那番表演更显露小乙哥过人的机灵。当老鸨问他：“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这小乙哥，天生一个白相人的模样，再加上“世上张姓李姓王姓的最多”，这开勾栏瓦肆的老鸨，引来送往，阅人无数，哪能把每一个人记得清清楚楚？这老鸨的熟客中，自然有姓张的客人，于是说：“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你那里去了，许多时不来？”这燕青当然顺杆往上爬，套住了老鸨，便顺利见到了李师师。如果是戴院长前来，那个作派，加上说一口江西话，甭说见李师师，估计城门都难以进去。

　　体现燕青之间谍全面素质的还在后面。当李逵元夜闹了东京后，燕青等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但为了受招安，必须见到大宋朝的皇帝，燕青此时履险而去，可见他的胆量，也能见他的自信。“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李师师）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燕青非常了解李师师这样的欢场女子，而且也认定在专制的社会里，枕头风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由于燕青并非宋江的心腹，宋江不能信任他，说了句：“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立马主动请缨，陪伴燕青去东京。——戴宗此时的使命，便是替宋江监视燕青。

　　此番进京，东京城自然加强了警戒，可燕小乙拿着假冒的公文，两下就骗过了守城的卫士。先是摆出开封府办事人员的威风训斥了门卫一顿，然后将假公文“劈面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的公文不是？’”吓得监门官对卫士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地？放他入去！”只有将狐假虎威的开封府公人演得逼真，才能轻易骗过监门官。

　　待到在此见到了李师师，燕青更是体现了一个职业间谍的优秀素质，先是巧施“美男计”，迷住了李师师。等到李师师动了情后，为了不坏梁山泊的大事，拜李师师为干姐姐，堵住了师师的非分要求，又不得罪李师师。——真牛，燕小乙。

　　可戴宗对燕青却是那样的不放心。当燕青向其讲述和李师师交往的情形后。戴宗说：“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栓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戴宗有点难为情地说了句：“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回答说：“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对宋江的多疑、戴宗的小人之心，燕青早就明镜似的了解，但为了梁山的兄弟，他情愿被怀疑，被监视。

　　真正促使皇帝了解梁山人的心态，最后顺利被招安的第一大功臣是燕青，但燕青此时未必真的愿意招安，而是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才是真正的好间谍。因此燕青也是最清醒的，他早看出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劝卢俊义隐居未凑效后，“收拾了一担金银珠宝挑着，竟不知投何处去了。”并给宋江留下一首诗：“雁序分飞自可惊，纳还官诰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洒脱风尘过此生。”这样早留后路、全身而退的间谍，古今中外能有几人？而宋江的第一心腹戴宗，此时目睹兄弟们的惨死，也明白过来了，效仿了燕青，纳官不受。可惜没有燕青那样隐居江湖的准备，也没有燕青生存的本事，只得最后死在东岳庙里。

中土难安身 夷邦求立命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离别并非亲友情人之别，而是告别了父母之邦，生养之地，远去异国他乡，而且可能一别便是永诀。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这一名义的元首之下，列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是很频繁的，也没有所谓背叛故国的说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华夏文化的大体系下，去哪个国家都行。如商鞅离开迫害他的魏国，去了秦国，用变法奠定了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秦国称霸群雄的基础；后期的李斯从楚国来到秦国，摆脱了“厕中之鼠”的命运，去作“仓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国。连孔子都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抛弃自己的理想，离开动乱、不安宁的国家，选择那些幸福的乐土，是完全正当而明智的。

　　在中华大地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进行人才竞争的时期，能人可以代价而沽，且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统后，天下英雄都进了皇帝的袖兜里面，你只能老老实实做忠臣，即家奴义仆，皇帝因为没有竞争，而是做垄断性买卖，他给你的价格就比较随意了，因而怀才不遇的人就比较多了。“不才明主弃”以后怎么办，要么就如柳永在放荡中麻醉自己，要么就像黄巢那样，找个机会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赋》，哀叹的不是离开故土，而是离开了江南的文化家园，如果北地完全汉化，完成以夏变夷了，庾信没准还会说：“此间乐，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连累了司马迁，连后来许多读书人都不原谅他，因为他去的不仅是被发左衽的胡地，而且是与大汉朝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匈奴。

　　皇家可以负你，而你不能负皇家。这是历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实的愤青们逐年锻造得越来越牢固的混账理论，你要是违背这一理论就是汉奸，“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理所当然，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对这一千百年看似天经地义的说法狠狠驳斥了一番。连两千年前的孟子时代，都能认识到，君王视百姓为草芥，百姓便可视君王为寇雠。当齐王问孟子，大伙儿一起攻打纣王，是不是臣弑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样的干脆：“我只听说过杀了一个叫纣的老匹夫，没听说谁杀了君王。”如此反动的言论，难怪使千年后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读了，依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并说要是这老头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将他砍头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发展的结果是，皇帝不但要占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须占有你的灵魂。虽桀纣之君，你必须视之如尧舜，对他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

　　这种说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装后重新上市，显得更有理论权威了。因此自宋以后，坦然“走异路，去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是需要勇气的。好在《水浒》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杀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们飘然出洋，心理的负担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说《水浒》后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笔，是别人的狗尾续貂，但就算是续写，我认为比高鄂续写《红楼》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运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节。在即将遭遇鸟尽弓藏之命运时：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华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诗曰

　　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这三人的选择，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遥快活的燕青、云游天下的公孙胜、假戏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价值。

　　揭阳岭上，过一辈子谋财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愿，他们和宋江、吴用等人一样，是有着比较高远的政治追求，所以他们也和宋江一样，竭力结交天下的英豪，以备不时之需。当李俊从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后，他们认为凭自己的名望和实力，还不足以成事，必须依靠一棵更大的树。这棵树现在找到了，就是名满黑白两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为此，他们在宋江和戴宗即将被处斩时，及时出手相救，赌了一把，积累了后来上梁山的资本。但他们这种行为和晁盖的报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样，他们不如说是种及时的投机。当梁山诸人在江州城里劫了法场以后，逃到江边，被滚滚的大江挡住，正在束手无策时，李俊和童氏兄弟、张氏兄弟及时出现来接应，这是大旱降甘霖之举。当张顺说：“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这是张顺、李俊他们为了表忠心的矫情之语，这些开酒店、划渡船、贩私盐、操纵渔市的“揭阳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会轻易做亏本的买卖。让他们单独去劫法场，没这个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们不冒这个险。当宋江被救出来后，他们当然要及时出力，好参与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谋，对这些小伎俩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将来的路还很长，兄弟们还得互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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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虽然宋江结识“揭阳派”人物早于戴宗、李逵，但“揭阳派”从来就是有着独立立场清醒认识的一个小集团，宋江的大哥权威不能真正影响其心灵。因此对梁山的扩大、发展到招安，他们都有着独立的判断。所以，战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讨方腊，他们预料到此去凶多吉少。当李俊在太湖中遇见干他们当年相同买卖的费保四人时，一见如故。费保还特意问起了张顺，李俊回答说：“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军头领，现在江阴地面，收捕贼人。改日同他来，却和你们相会。”此时，李俊不但在为自己，也在为他的“揭阳派”兄弟寻找退路。而费保的一席话，说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至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辽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贼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变的历史规律，即不论才与不才，在这个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务，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学问，无论是功臣还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听这番话后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腊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不但费保，包括李俊，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征讨方腊的非正义性，自己当年反朝廷，招安后一去攻打当年的同盟军，那么他们失去了天下人的道义支持。当年在梁山自诩“替天行道”，方腊干着同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时，在朝廷心中，他们依然是反贼，在百姓中，他们是叛徒。他们违背了江湖的“大义”，那么他们也就丧失了支撑这个集团的最后一根柱子。

　　特别是张顺丧身于涌金门，张横病故在途中后，更坚决了他们及时而退的决心，因此李俊诈称得病，骗过了宋江。然后三人汇合太湖群雄，扬帆出洋，开辟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对卢俊义，戴宗对宋江，还有放不下的主仆情结，而李俊以合伙人平等的心态对待宋江，因此没必要给他说实话。——当年看到和你合伙买卖有赚头，就把全部资本注入你那里，现在看在这样下去就会血本无归了，那不如及时撤资，另找合伙人去海外发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当年范蠡一样，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样的富翁，但我想他们即使有豪宅美妇，晚年想起青春年华的烽火岁月，到底意难平。而李俊他们则不然，视野更开阔，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大约从唐宋开始，中国人虽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经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强盛让外夷艳羡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会去海外发展的。元朝灭亡后，从明代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像番薯、棉花等传入了中土，人们对海外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故乡成为“危邦”、“乱邦”时，去国怀乡是他们自然的选择。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塑造了两个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远走西域的张无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正如宋江、吴用这些聪明人没有彻底参悟透彻，而李俊、费保这些粗人却能做出正确选择一样。读书人往往有故国之心理负担、明君之痴迷幻想，他们要么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标准，要么不得以隐居于山林。而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没有那些个幻想，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他们于是纷纷去了南洋。

　　可此时中央王朝的态度和以英王为代表的欧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严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却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讨生活，朝廷多没有面子呀，因此对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须严加打击。当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时，想让“天朝”为子民们撑腰，可如乾隆这样的“明君”都认为，那些天朝弃民，自己叛离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负，那是活该！就像一个老爷子一样，自己不把身边的子孙当人，还以“父母在，不远游”等歪理将子孙绑在身边，连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寻找做人资格的机会都不给。而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虽然许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对旧欧洲失望的难民，但人家国王不阻挡，甚至还提供方便。因此，欧洲人才能开万顷碧波，把他们的文化，输送到全球。人家国王至少给臣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孔子那个时代，至少还有“浮槎于海”的自由，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百姓有这个自由吗？只有到了清末，国门被别人打开了，在惶恐与惊奇中，中国人开始被动地大批“浮于海”，王朝想拦已经拦不住了，因为满清已经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对臣民的控制力。

　　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可悲，可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岂不更可悲？

公孙胜的标本作用

　　梁山集团中有几个著名的宗教人物，如鲁智深、武松和公孙胜。鲁智深死前终于参透了佛法，修成正果；武松断臂后，去六合寺出家，假行者变成了真行者。这两个佛门弟子在大部分时间内非真和尚、真行者，无非是为避祸借佛门一用而已。

　　公孙胜从一开始就是个道士，征方腊后又回蓟州当了职业道士，但和鲁智深、武松这些亲手杀人的和尚比，他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宗教人物，而是穿着道袍的黑社会联络员。他除了会炼丹、打坐，会一些飞沙走石、呼风唤雨的法术外，似乎看不出他有何种宗教的修为。因为宗教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一清何尝有过信仰？

　　一清先生是梁山水泊事业的元老之一。晁盖和吴用、三阮、刘唐正在商量如何做生辰纲那桩大买卖时，公孙胜这位云游道士自己上了晁天王家门，告知官兵押送生辰纲经过该地的消息，和吴用见晁盖的目的一模一样。这两位智谋人物不约而同想到了依附晁盖这样的地方黑恶实力，正是中国自古以来落魄书生、江湖术士的一贯做法。自己信息灵通、头脑活泛，却没有做老大的胆量与魄力，必依人成事。

　　公孙胜从上梁山开始，就是仅仅作为排名于吴用之下的谋士、用巫术退敌的道士而存在，从来就没有尝试过用道教或别的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团结广大梁山将士，武装这些强盗的头脑。

　　中国历史上凡是搞得动静比较大的造反，大多有些神秘的宗教在起作用。汉代以前，中国大多地区还只存在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大泽乡的陈、吴学狐狸叫“陈胜王”实在是太低级，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已有时日，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开始兴起，这时候造反的流民立即利用这一新兴事物动员、组织群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等人首先是以精神领袖的面目出现，控制了相当多的信徒后，才将精神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角色合而为一，向大汉王朝发难。

　　后来中国历代的老百姓造反，几乎都采用这种模式。只是号召信徒们的神、佛名称不同而已。从张天师到摩尼佛，到弥勒佛，直到太平天国从西洋贩来的上帝和耶稣。而历经千年，这些把戏的内核却一点没变。

　　而宗教对梁山人的心灵来说，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大概是因为梁山人一开始造反的路径和历朝大规模的造反不一样的原因。历朝历代凡是大规模的造反，其事先的宗教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必将先有一个宗教人物长期在民间秘密传教，制造各种舆论，宣传自己的神迹，一点点扩大信徒群。张角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汉末，首先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出现，等一旦拥有三十六方的教徒，匹夫振臂一呼，完全可以使朝廷震动。元末也是彭和尚、韩山童利用波斯传来的摩尼教，扩大影响，而黄河挑出一只眼睛的石人，无非是因势利导，利用黄河工地民工聚集，事先安排的一幕戏准时出演而已。太平天国起事之前，拜上帝教的准备活动更为漫长。无论从理论还是舆论、骨干、基本群众、地域选择，都经过反复的考虑调查，最后在紫荆山起事，立即如滚滚洪流席卷大地。

　　梁山集团和上述这些造反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临时凑在一起的械斗而已。首先他的两任领导都不是宗教领袖，甚至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宋江只会死扣从儒家借过来的“忠义”二字，加上传统的权谋术。晁盖整个儿就是个没有长远目光的莽夫。最初起事仅仅为了财富，事败后不得已上了梁山，合并了王伦，但接下来怎样干，谁也没谱。梁山在滚雪球似的发展中，队伍的壮大、训练、整合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小偷、小商小贩、落难的贵族、倒霉的军官、不安分的小官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梁山，他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没有共同遵循的铁的纪律、没有对某种神或教义的内心信仰，完全为活命、为利益而聚。为利而聚，必然容易为利而散，这样的队伍的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几次偷袭中成功了，但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吃尽了苦头。

　　宋江接手这个集团后，他除了要养活他们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凝聚他们。梁山上一帮流浪汉，除了快乐的喝酒吃肉，快乐地杀人放火，实在没有什么让他们敬畏的。李逵这样的人，效忠公明哥哥，因为宋公明哥哥能给他银子，能带着他去打仗，满足其杀人欲望，对所谓的忠义，他能理解什么？在忠义堂前，他还时不时奚落这位哥哥，就像在村前打谷场兄弟间的斗嘴一样。更甭说让他有某种信仰和敬畏呢。他的信仰就是“遇鬼杀鬼，遇人杀人。”宋江本身的先天不足不能使他克服梁山一盘散沙的缺陷，他看到了这样的部队没有拼死打下去的牺牲精神，搞不好一场策反就分崩离析了。还不如趁着股票还没有套牢，找个好时机抛出去算了。这也是小吏的精明之处。

　　而有着宗教信仰的集团往往有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使敌人不敢小觑。湘军攻进天王府后，死守天王府的太平军将士集体举火自焚，这样的精神才是造反者和当权者拚杀的最大资本。历史上是否宋江征伐过方腊，已无定论。但方腊确实是在浙南起事的，而且方腊部众多是明教教徒，——外人说他们“吃菜事魔”，因而也叫他们“魔教”。宋江部征辽、田虎、王庆都无一伤亡，惟独南征方腊，十亡七八，是否因为方腊部有宗教的凝聚力。方腊的皇叔，弟弟、女儿、丞相、尚书，不是惨烈战死就是自杀。《水浒》中写道：“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这仅仅是守护方腊老巢帮源洞的将士。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梁山集团不是被招安，真的让宋兵攻破城寨，宋江的手下有方腊手下这种忠诚么？

　　连本身是道士的公孙胜都没有什么信仰，还能苛求梁山人用信仰团结起来么？ 公孙胜是一个标本，正说明梁山人物除了一味的杀人放火外，没有集体的宗教信仰，因此没办法打造目标一致、敢于献身的无敌部队。

家庭到朝廷，无可冲出的罗网

　 小时候看连环画，最喜欢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三个叛逆：孙悟空、哪吒、沉香。这三个叛逆的形象暗合了半大小子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躁动、对父母老师们的不满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

　　大凡叛逆者，总循着这样的造反之路：先是对家庭家族的权威的挑战，然后是对政权的挑战。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叛逆者第一次造反往往是反抗父母、家族的权威，逆子容易从贼，而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这种“忠孝”的孪生关系反映了几千年王朝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质性。

　　悟空是石头蹦出来的猴子，据说是日月孕育出来的，也许是朝廷某位大员的私生子，所以他是没家的野孩子，没有家族权威的羁绊，他的童年就是顽劣生事的童年。学得七十二变诸般本领后，那么造反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更大的家——神仙世界的统治者，他大闹龙宫和天宫，去阎罗殿将自己除名，表明他原本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身，无论最高统治者玉帝也罢，还是手握生死的阎王也罢，种种的权威都该打倒。

　　而哪吒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的叛逆之路更艰难，更不为世所容。他从挑战父权开始，进而挑战王权。直至以剔骨还父、寄身莲藕的决绝，清算和父母最后一点“债务关系”。

　　对于沉香而言，反抗家族和反抗朝廷更是一回事，因为他是玉帝的女儿下凡与民间男子媾合生出来的私生子。他是高贵家族的弃儿，他的母亲因犯了天条被他的玉皇联合舅舅杨戬压在华山下面。他的“劈山救母”其实隐含了他回归体制内的因子，他反抗家族、反抗天庭就是为了救出生他的母亲，为了尽孝，和佛家传说中的目莲一样。

　　无论是野孩子悟空，还是私生子沉香，抑或是主动和高贵门第决裂的哪吒，最后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归宿：回归体制内，当年的叛逆少年修成正果，成长为父母和朝廷都倚重的忠臣孝子。当他们被招安后，最大的贡献是去围剿那些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叛逆者，如哪吒奉命去捉拿不听话的孙猴子；猴子被唐僧从五指山下救出来后，就以杀他当初的同道者——诸多妖魔鬼怪为第一要务。

　　这是中国所有叛逆者的宿命，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族与朝廷这两端巨大，而在家与朝之间，民间社会的空间极小。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只能生活在两大权威的阴影下：家庭和朝廷，二者之外，你无处可逃。而且这两种权威互相强化与维护。父母教儿子，最崇高的使命是“精忠报国”，作朝廷之忠臣，而统治者喜欢“孝治天下”，不肖之子是没有作“忠臣”的资格。朝廷不但默认家族对其成员有处置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这种家族权威。就如哪吒那样，你成功地还了父亲的债，但朝廷出手，依然将你拉回来，让你重新作李天王的儿子，那个比家更大的“家”，你根本挣脱不了；沉香救出了母亲，和他的舅舅不惜一战，可是最后抗争的结果是：皇族的名分得到了承认，好比台湾的章氏二兄弟被蒋家默认了血统，以后自然是飞黄腾达了；而那个无家可归的孙猴子，为了保证他对玉皇大帝、如来佛的忠诚，给他找了个家，让懦弱无能但朝廷百分之一百放心的唐三藏作他的师父，并给予三藏充分的授权——念“紧箍咒”。

　　三个叛逆者最后回归了体制，除了死亡外，在中国这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中国的父母和历代统治者，也一再确认家国的同构同质，以表明自己对子民有着天然的处置权。古语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也就是说，衡量是否是孝子要看他有没有一颗时时刻刻“孝顺”的心，而不是对父母的回报，你对父母无论做多少回报，都偿不了父母生养你的“债”，而当政者也以这种父母的角色出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朝廷、政府给你的，你只能尽忠报恩，而且必须时时怀着一颗“忠心”，君可以负臣，当政者可以负老百姓，但臣不能负君，老百姓不能负当政者。雍正皇帝曾经就对臣子们说，关键看你们的心，你们有一颗忠心，无意办了错事，朕也不责怪。

　　在古代中国，父母、当政者大多是这样对待子女和百姓的。当政者也乐于把自己打扮成养育一切的父母，父母虽然打你们，骂你们，那是为你们好。你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杨志的买官、卖刀与渎职

　　《水浒》中的职业军人落草为寇，各有不同的路径。后期的呼延灼、徐宁、关胜、孙立等人是在宋江的极力招揽下，半推半就。前期几位武官中，杨志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冲、包打不平的鲁智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划清与贼寇的界线，甭说泄漏国家机密的宋江没法和他相比，就是鲁达、武松这些公人，对国家的忠贞都不如他。

　　杨志在北宋末年的乱世中，能时时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原因，除了职业军人的素养之外，他还有种家族的荣誉在激励和约束自己。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从大宋开始，“杨家将”几乎是国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词。他的祖先在无数的冤屈、陷害、征战与死亡中，都没有改变家族的忠贞传统，他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做个不肖子孙。

　　可是对外战争消停后，作为功勋盖世的杨门之后，他只能流落关西，而无数高俅那样的弄臣却手握权柄。即使这样杨志还是勤勉地办事，试图在体制内靠自己的能力一点点往上走。他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他对人生道路的企盼和林冲一样中规中矩，无非靠一身武艺安身立命。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先失陷了花石纲。——他的时乖运蹇，看似无数偶然促成，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那个黑白颠倒、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产生的必然结果。

　　宋徽宗贪图享受，盖万岁山大征花石纲，不但搞得民怨沸腾，作为将门之后的杨志也深受其害。花石纲在黄河里给风打翻，掉进了水中。这本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果有机会申诉，朝廷能查明真相，其过错大概是选择押送时对气候、水文条件判断有所失误而已，不至于逃到他处避难。可上面的大官是不会给你讲理的，否则就不会有水浒世界了。在流亡中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体制的幻想。罪过被赦免后，他想到了“跑官买官”——五尺热血男儿、功臣后裔、武艺高强的前制使也不得不走这条路。“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金圣叹为此评点道：“文臣升迁要钱使，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岂止为杨志痛哉！”此时的杨志，违背自己家族刚正的传统，主动去适应官场的潜规则。但即使这样因为没有靠山，他买官未能成功。

　　王伦为了找个本领不相上下的人制约林冲，热情主动地邀请杨志入伙，杨志不为所动，但决非表演宋江第一次被晁盖挽留在梁山，为表示自己的忠心和所谓的名节，拿一把刀要自杀那样的“秀”，而是非常艺术委婉地拒绝了王伦：“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连跑官的钱财可以不要，但决不屈身做贼，言语温和却态度坚决，话中无一字自表忠于朝廷，但耿耿忠心可昭日月。

　　可是，“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了一顿。——拿了钱不办事，此时大宋朝枢密院连潜规则都不讲了。前朝先烈的后代杨志碰到了高太尉这种不讲理的新权贵，他能有什么办法？杨志已经将全部家产赌在“谋官”上，可是输得干干净净，此时连生存都成问题。那么他剩下的生存赌资是什么呢？

　　此时，杨志对朝廷的怨恨更深了：“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了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他最后只能去卖刀。杨志此时卖的不仅仅是一把宝刀，将出卖的是代表军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象征。读杨志卖刀我不由得想起秦琼卖马，英雄落魄，将出卖他最珍爱的物品时，也在出售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即使是虎落平阳，碰到牛二这种地痞的纠缠，杨志依然表现出一种职业素质：忍让谦恭。牛二活该倒霉，将一个人逼到忍无可忍时，连兔子都会咬人，何况连日来饱受委屈的杨制使？牛二死不足惜，可惜是世代忠良的杨家后代，与体制渐行渐远了。

　　刺配到大名府后，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还算眼力不差，看出了杨志的价值。梁中书也不得不如此，大名府地处大宋北疆，是对付第一强敌辽国的最前线，完全靠一帮吹牛拍马的混蛋是不及事，任何一个当领导的人都需要两类部下，一类是会奉承自己，了解上峰心事的可人儿，否则当官就没有乐趣了；另一类是有本事能办事的人，因为要对付朝廷不能什么事都不干。

　　杨志接受了一项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为梁中书押送给蔡太师的生日礼物上京。当然现在看来，这女婿兼下属的送礼行为行为是私人事务，可在公权力私属化的王朝内，送礼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公家事务。

　　有着丰富底层经验的杨志对完成这项任务的风险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对大宋朝廷在民间的威望与基层控制力也是清醒的。可笑的梁中书在前一年给老丈人的礼物被人劫了后，虽然明白要选个有能耐的押送官，可竟然提出在运送生辰纲的小车上，插上“敬贺太师生辰纲”的黄旗。这位镇守北疆的重臣天真得可以，他以为官场内吓人的名号能够吓住江湖上的盗贼。在官场内时间呆长的人，总有权力能包办一切的迷信。——别人认可你这种权力，你的权力就有用，如果人家压根儿不认可这种权力，再大的名号，哪怕把道君皇帝的圣旨搬出来，也许连吓鸟雀的稻草人都不如。

　　对于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官员们的智慧，杨志恐怕只能心中嘲笑。他历数了途中的险恶：

　　“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得去处。”堂堂大宋太平世界，从大名府到首都，竟有这么多的坎。开始迷信权力的梁中书这回又迷信武力了，吩咐多派军校押送。杨志一语道出“天机”：“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千古官军，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很有战斗力，一碰到真正的强盗，大多如此。最后梁中书只得依照杨志的建议，让押送人员化装成生意人，悄悄地连夜往东京赶。

　　堂堂大宋地方政府办公事，却如做贼一样不敢声张；明明是政府军，却不敢穿戴官服，只得装成百姓。和政府关系越近，安全系数越小，对应当保境安民的朝廷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梁中书也非完全信任杨志，他派了夫人的亲信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以押送夫人私人礼物为名，随途监视杨志。

　　杨志据理力争，甚至以撂挑子威胁，争来了他在押送队伍的指挥权，此非杨志贪权，而是他敬业的表现。深知路远途险，必须号令统一。饶是杨制使算无遗策，但作为一个配军出身的押送总指挥，那些梁中书的亲信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当杨志催打军士快速通过危险地带时，谢都管显出了他的威风，他责骂杨志：“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诺诺连声。不是我口贱，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直得恁地逞能！……”高官身边的奴才，大多是这种口吻，他们以伺候权贵为荣，不要说是当奶公，就算替权贵舔疽，也是无比荣耀。当杨志说：“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便被忠实的奴才上纲上线：“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在以说谎话为晋身之道的社会，说真话却是罪过。所有的人，包括高官、奴才和百姓，只有都掩耳盗铃，齐颂太平，似乎就真的太平了。要是做个说皇帝光屁股的小孩，不但不会给他糖果，可能真的会“剜口割舌”。

　　正是因为杨志有太师亲信制肘，他没有真正的权威，放松了警惕，使晁盖等人才有机可乘，失陷了生辰纲。生辰纲的失陷，杨志固然有渎职之过，可军汉的偷懒，奶公谢都管的横加干涉，都是重要原因。但有失陷花石纲后的遭遇，杨志知道回到大名府，他百口莫辨，甚至会有性命之忧，除了逃亡，他还能干什么呢？谢都管和军士便和天下做公的人一样，首先是撇清自己，那么也就顺理成章地订立攻守同盟，诬陷杨志和强人合伙劫了生辰纲。——诬人为匪者，人必为匪。 “杨志”这个姓名，非是作者随意为之。“杨”表明他不愿侮辱父母清白的原由，要延续忠心报国的家族传统。“志”则说明这是个志向远大的军人。但有国难报，有志难酬，杨志只得背离家族传统、违背自己的人生理想。

　　杨志两次办公差，是用自己的本事去赌前程；积攒全部财产去买官，是想用钱去赌前程；卖祖传的宝刀，是用家族最后的遗产来求生存。但是他都赌输了，只剩下一条路，用自己的生命去赌生存。

　　渎职以后，无法律救济渠道；花钱买官未成，潜规则也不给他提供补偿。在明暗两种规则都寻求不到公平时，落草是惟一的选择。

　======== 结语 ========

天道无常 谁人可替？

　　宋江一统梁山后，一百单八将排定了座次。梁山水泊虽是落草之地，可俨然是小朝廷的建制。世上大多做强盗的人不会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强盗。一旦强盗做大了，总想办法来漂白自己。

　　宋公明在忠义堂外面，设有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黄钺白旄，青幡皂盖，绯缨黑纛。——这可是大宋皇帝的仪仗。祭献了天地神明后，又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宋江一方面僭越朝廷的制度和礼仪，另一方面又每次将”忠义”挂在口上。还自称是“替天行道”。这比寻常强盗”杀富济贫”的口号还要虚伪。”杀富济贫”虽然也大多胡说八道，强盗头子自己吃肉，小喽罗只能喝汤，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被骚扰就谢天谢地了。但这口号却不掩饰自己强盗的本色。而“替天行道”则是彻头彻尾政治上的骗人幌子。将自己造反的行为，蒙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他已不是简单的官逼民反，也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而是代表着上天——这个谁也没有见过的神秘主人，来人世间主持公道，惩恶扬善。这种口号具有超验性，可以自己无限制地进行解释。宋江打出这样的政治口号也是必须的选择。他没有“拜上帝教”可选择，更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可以选择，公孙胜除了装神弄鬼，也提不出任何对梁山人有吸引力的理论。总不能梁山搞到这么大的规模，还对一帮老兄弟们说:“我们造大宋的反，是为了银子为了美女为了进东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其实许多兄弟们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千里作官只为财”，而“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强盗，其目的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彼此的路径略有区别而已。因此做官和做贼在“公关形象”的塑造上，手法惊人相似。再贪墨的官员也说自己只是替皇帝守牧一方，是为老百姓作主的；再残暴的强盗也会说自己是要铲除人间的不平。而宋江没能像洪秀全那些更高明的强盗那样，从西方贩卖来一些基督教的玩艺，给老百姓许诺一个虚无飘渺的天堂，他只能从中国传统的旧货铺里翻出来一些老古董。而“天道”这张糊里糊涂朦朦胧胧但遮掩百羞的面具，被历史上争夺权力者使用无数次，我宋公明用它一次又何妨?

　　“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一旦树起来，对内宋江可以和大家一起回避“强盗”“反贼”这个听起来不爽的词，就像将性服务者说成“妓女”那样，买卖双方都难为情，一旦说成“小姐”。“三陪”，嫖客和妓女似乎去掉了心理上的一些负担，显得理直气壮一些；而对外则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能完全代替大宋，“夺了皇帝的鸟位”，则可以将“替天行道”的旗号延伸为“天命所归”，如果没这能耐，只能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替天行道”则为回归体制寻找合理的解释。

　　“天命”“天道”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多但最说不明白的词。什么是“天道”“天命”?谁有资格“奉天承运”“天命所归”?谁又有资格“替天行道”?这种代理资格谁授权?这样的授权需不需要一定的程序?

　　这些聚讼几千年的概念，不但宋江这个文面小吏说不清，就是历朝历代那么多的大儒也未必能说清。“天道”，“天命”最终总是成了“暴力最强者”夺取和巩固权力的自我标榜。翻开历史，我们看到“天道”“天命”总是归赢的那一方任意解释。输了的就是“贼道”，“乱命”。胜王败寇的历史规律很好地解释了所谓的“天道”“天命”的虚伪性。既然它是个假东西，那么谁都可以借用。夏商周三代，邈远幽古，许多史实只能散落在神话传说中，但从那时起，“天命”，“天道”的大旗就被一切兴兵造反的人打了出来。

　　成汤伐夏桀，作《汤誓》，王(汤)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小老百姓，都来给老子仔细听着。不是俺这个人敢随便造反作乱，而是夏桀这人罪恶滔天，上天命令我来灭掉他。”于是，历数了那一段历史上很有名的夏桀罪状，老百姓都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那个毒日头啥时候能完蛋，我情愿和你一起灭！)！”“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王的德行如此的不堪，今天我必须不畏艰险带领大伙去讨伐他)。” 历史上的夏桀是否真的真的这样混蛋，今天也没有确切的记载，想必这小子也有点胡作非为，当时没有美国民选总统那样搞电视辩论，成汤单方面的控诉是否和事实吻合，几千年后不得而知，反正汤赢了，即使夏桀有什么为自己辩论的档案想必也被后来的胜利者毁灭或篡改掉了。只留下中汤的一面之词。——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的话语霸权早已存在。

　　成汤搞夏桀的这套把戏，到了他的子孙商纣王执政期间，又被商的敌人周武王完完全全学过去了，而且加以发扬光大。周武伐纣，洋洋洒洒作了《泰誓》和《牧誓》，为文的篇幅气势以及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自信，比《汤誓》进步多了。不过虽文有简繁之分，却理由完全一样。武王姬发说:“今商王受(即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 反正就是数落商纣种种劣迹，简直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什么酒池肉林，什么炮烙之行，什么破开孕妇的肚皮呀，大约《封神演艺》中关于这位鹿台自焚的国王残暴的故事，源头就是这篇文章。“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将商纣师说成恶贯满盈的暴君后，姬发同志就可以洋洋洒洒大谈特谈自己进攻商国的合法性。姬发的聪明在于他已经将天意和民意微妙地混为一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儒家思想在这篇檄文里已经可以窥见。因为纣王荒淫无度，残害百姓，已经得罪了上天，上天让我姬发来出头，给老百姓讨个公道。我既在维护天道，更在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俺就是在为民做主，完全可以代表他们。老百姓支持的事情，上天一定同意的。仔细分析这是个自己预设前提的推理。前提是纣是坏蛋，得罪了上天，我是好人，代表上天。因为纣残害百姓，于是获罪于天，百姓不堪其苦，希望有救星出现。我是上天派来的，我了解到百姓的普遍要求，于是我上承天命，下应民心，代表广大人民讨伐纣王那小子，而且我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与安定，“永清四海”。自然我就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

　　当时自然没有现代的国际法，但周和商是不同的两个国家，这是没有问题的，伤因为强大，名义上是周等小国的共主，但彼此的关系很松散。武王讨伐商纣的理由似乎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人家商纣剖大臣的心也好，开孕妇的肚皮也好，宠幸自己的妃子也好，盖高高的形象工程鹿台也好，那是人家的家务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内政，你丫管得着吗？可周武王不但要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是大大的干涉，他纠集一支联合国部队，东渡孟津，进入商国的领土，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为了东方那些苦难的老百姓。就像布什和布莱尔组成联军进入伊拉克一样，有很多很多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好像是为了拯救伊拉克人民，要救民于水火。呵呵，照俺们的推测，还不是看上伊拉克的石油？就像武王东进一样，看上肥沃的中原大地。

　　可中国的史书认为这种干涉是正确的。武王的部队是不是正义仁义之师？如果当年牧野之战要是纣王赢了怎么办？仁义和赢得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秦王扫六合，成吉思汗的铁蹄踏遍欧亚，难道他们是仁义之师吗？仁义之师不一定赢，但赢了的部队就可以说自己是仁义之师。谁敢反对？

　　因此，当我看到宋江在忠义堂前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时，我总感觉有些滑稽。连李逵这样抡着斧头见人就砍的主，都敢说是在行天道。他在三十六天罡中称“天杀星”，用公孙胜师父罗真人的话来说，他是上天恨天下失德，派他来专门杀人的。呵呵，杀人的理由都这样充分，就如张献忠屠川一样。难怪匈奴人之王阿提拉蹂躏欧洲，后来欧洲人说那是“上帝的鞭子”。

　　“天道”的解释权归暴力最强者所有。天道不仅仅是吴思先生所说的“元规则”，它超出了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则，超过了法律道德，而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最原初的理由都是暴力最强者给予的，在天道的旗帜下，赢者任何的行为不仅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而且是必须赞美的，必须找出一大堆理由给予理论支持的。

　　德配于天，这里的“德”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

　　天道无常，谁人可替？

　　我的回答是：天道无常，人尽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