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作家几乎都是男性，女作家不过是特例。20世纪女作家多起来了，而且很厉害。随便列举几个：庐隐、萧红、张爱玲、冰心、丁玲……张洁、张辛欣、宗璞、张抗抗、刘索拉、王安忆、残雪、方方、蒋韵、铁凝……林白、陈染、徐坤、海男……

　　在古代，多少年也难出一个女作家，20世纪则每年都要出好几个女作家。而今天，女作家成群结伙，像复印机送纸一样，一张接一张。仅这两年冒出来的女作家（所谓“70年代后”）就有一大串：棉棉、戴来、魏微、赵波、马力、赵彦、方子玉、赵岩艳、董懿娜、卫慧、周洁茹、金仁顺、朱文颖……后面四位我下文还要提到。因为最近她们每人出了一本小说集（合为“文学新人类丛书”）。

　　女作家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种解释说，这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因为解放了的妇女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力，才华因此得以充分发挥。这种社会学的解释看似很有道理，很有涵盖性，很明晰；但对文学创作而言，你不觉得它很空洞、很玄乎吗？

　　解释之外更多的是一些口头议论。一提起女作家，就有人摇晃着脑袋说：“阴盛阳衰呀”。用中国的“阴阳”论来比喻这种现象。他们既没有错，也不想对，更不关注“原因”，这是中国文人惯有的姿态。还有一种议论说，现在正是中年男才子把持杂志阵地的时候。他们喜欢在70年代后出生的女青年中寻找作家。青年女作家应该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一定文字表达力，反叛，敢写，故事能力稍差也无妨，因为现在流行“后现代碎片”，约翰·巴思就不怎么讲究故事性，杰克·凯鲁亚克也是讲到哪里算哪里；第二，以下两项任选一项（A：漂亮，B：疯狂）；最好能二者兼而有之，那就是“堕落天使”了。就算这种议论有一些根据吧，但太不严肃了，我们不谈它。

　　先要找到男女作家的根本区别。男人的天性就是游戏：打仗、下棋、斗酒、足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嫖赌”的各种变体；女人的天性就是生产和抚育：洗小手绢，抱布娃娃、唱摇篮曲、性幻想（怀春、做梦）、写情书，等等。当然，男人和女人遇上爱情这个共同主题时，他们是相通的。有些优秀男作家的爱情小说，写得比女性还要细腻温柔。但是，中国文化能容忍嫖，却容不得情；能领受恩，却不能分享爱。今天依然如此（整人秘诀：先讲政治后捉奸）。民间流传着一些精辟的顺口溜，典型地反应了当代人情感观中龌龊的传统文化印记。因此，我不会在这里讨论文学中的爱情主题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中的“孤证”。

　　中国所有的男性文学都浸透着一种游戏成份。《三国演义》是一场打仗和权谋游戏。懂了电子游戏机就懂了《西游记》。《金瓶梅》里只有性而没有生育，那是一个容不下孩子的世界；西门庆代表了最典型的中国男人的俗玩。在大观园围墙的保护下，贾宝玉玩得更纯、更雅一些。如果贾宝玉晚10年出家，他可能就是一个薛蟠甚至西门庆。《废都》中的庄之蝶也是一个传统大玩家（诗书琴画、嫖赌逍遥、官场周旋），他将西门庆的俗和贾宝玉的雅集于一身。或许是为了嘲弄这种游戏文化，男作家的写作方式同样有游戏的特点。《阿Q正传》开始是为《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写着玩的，但鲁迅这个人一玩就动真，孙伏园不跟他玩了（移到“新文艺”栏目里去了）。王蒙、王朔的叙事语调都带有一定的游戏成份。先锋小说的语言游戏，也快要接近古代诗人文字游戏的水平。

　　相比之下，女作家总是写得更严肃、沉重、感伤、痛苦、焦虑，就像她们的生活一样。她们对待情感远远重于对待欲望；她们要孕育、生产、哺乳、抚养，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有半点游戏。她们可以写得细腻感人，像对待她的婴儿一样，但她们无法写得有气势；她们可以写得焦虑痛苦，像一次孕育和生产一样，并因此得到一种沉重的幸福感，但她们无法写得洒脱。正像罗兰·巴特所说的：“这是圣经赋予她们的宿命”。所有写得“有气势”的女作家，都是以牺牲女性生产和哺育的本性为代价的（如萧红、丁玲等）。萧红一生都在渴望、但却从也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丁玲只有办公室，但那是公家的。冰心算是很健康的女作家了。她的作品就像生产之后哺乳期的摇篮曲，是育婴室或起居室的产物。

　　“新时期”的女作家写得更快、更自如了。首先，长期的文化禁锢造成的情感空白由谁去填补呢？当然是那些善于表达情感的女作家（像张洁等人）了。另外，还得感谢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只生一个，还请保姆甚至奶妈，使她们有更多的精力将生产的欲望转移到语言的欲望上去（“力比多”转移），精心养育“小说”这个孩子。但是，这种转移的结果只是增加了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数量，并没有减轻女性作家叙事中的沉重、焦虑的总体风格。从刘索拉在叙事中撒野开始，一直到陈染、林白和海男，她们的作品中依然带有女性特有的密集和紧张的特点，她们的叙事好像是在产房恐怖和闺房焦虑双重挤压下的产物。残雪最近正在试图将一间自己的屋子（山上的小屋）改造成书房。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当代更年轻的女作家，也就是“文学新人类丛书”的四位：卫慧、周洁茹、金仁顺、朱文颖（棉棉没参与有点遗憾）。她们的小说写得轻松，读起来也轻松。但依然有很多人不懂，说不知所云。不是不认识字，而是不知道她们想些什么。

　　当年王蒙为小说集《你别无选择》写序的时候说，刘索拉的小说“有点不可思议……疯疯癫癫，忽冷忽热”。尽管最后他还是摆出了宽容的姿态，但总的来说，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吃饱撑的。王蒙的小说，写得洋洋洒洒、天马行空，字面上充满了一种自由嬉戏的精神。实际上他的头顶上总飘着一团乌云，父权的、政权的、意识形态的乌云。他被一种不仅用语言还用人做玩具的、只有一两个人才敢玩的大游戏笼罩着。这是王蒙那一代人心中浓郁的阴影，是他们“自由游戏”的沉重底色。如果带着这样一种沉重心态来读卫慧几位（当然还有棉棉等人）的小说，那就不是什么疯癫冷热的问题了，而是癫痫症发作时扭曲的抽搐、还伴随着口吐白沫。刘索拉的“疯”，还带有某种抽象性、精神性，按照时髦的说法，还有一定地“深度模式”，可以用思想的武器来阐述。而“新人类”的“疯癫”则是具体的、肉感的；甚至是虚拟空间里的、毒品幻觉式的。她们一改那些奶奶、阿姨、老大姐的沉重风格，在小说中男扮女装，试图像男人一样潇洒地游戏。但是，她们既不能像花木兰那样去打仗，又不愿像祝英台那样去读书，更无法学习西门庆的作为。那她们能干些什么呢？

展开全文阅读

　　我在这里要泄露她们的创作秘密：她们是在玩生育游戏。理解了“生育游戏”，就理解了“70年代后”那些丫头片子们的写作。她们试图用游戏的方式来解除那个由耶和华给出的生育苦楚的符咒：“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创世纪第三章）因此，必须调动她们全部的肉体力量（在她们那里，肉体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有时还要借助一些添加剂，比如酒、毒品等等，使自己进入一种疯狂状态。

　　卫慧：我愿视疯狂为某种持久的现实，一种摆脱公众阴影的简单明快而又使人着魔的方法。越夜越美，越欢乐越堕落。总而言之，爱情像一种毒。(小说的叙事经验)更多地来自下腹部。我愿意成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 Cart、淋病、Fuck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学的表情。

　　周洁茹：青春是一种化学的发疯形式。我们亮出了虚假繁荣的70年代的旗帜。我在腐烂。我疯狂地写作。

　　金仁顺：男人的玩是天性，女人的玩也是天性。小说和我成了同谋。每一次爱情经历，都如一场病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朱文颖：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破碎了。要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有些话已经不是轻易可说的了，然而又一定要说……就如同踩在爱的碎片上，你会感觉疼痛。(孩子)那样一种天籁般的飞翔能力，那样一种质朴的表达方式，却还能保持多久？

　　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她们试图像男作家一样洒脱地游戏。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潜意识是不可征服的”（西克苏）。“生育”的意象作为一种性别集体潜意识早就根植在了她们的肉体和精神深层。她们许多常用词汇：疯狂、堕落、着魔、腐烂、Fuck、病、疼痛、飞……都跟女性肉体有关，这些词汇是弗洛伊德以来的所有精神分析学家都关注的。卫慧她们试图通过符号化的方式将肉体欲望变成一代人“形而上学的表情”。埃莱娜·西克苏在谈到女性写作时说：“她将自己颤抖的身体抛向前去；她毫不约束自己；她在飞翔……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美杜莎的笑声》）

　　将精神生产和肉体生产在fiction中合而为一，这就是典型的“生育游戏”的方式，因为它既不是精神性的，也不是肉体性的，它就是一个悖谬性的“仪式”，是一种“雌雄同体”式的矛盾修辞。生育是“复活”，而游戏的本质就是自杀。在文明史上，女性一直承担着“生”的痛苦，为的是让男人享受“死”的快乐。生育，这个带血的、痛苦的事实，只为她们换来了一个荣誉：“大地啊，母亲！”这实际上是男人内疚的表现，也是女人虚荣的结果。因此，这个荣誉一直像一道符咒，将她们禁锢在闺房里、卧室里、育婴室里。

　　到大街上去！到酒吧里去！到舞厅里去！男扮女装！私人的内室，就是性、生产、育婴的场所。而游戏则在公众得场所。卫慧们写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将这个场所的界线打乱了：▲将私人居室变成了公众场所，当众上演一出由私隐改编的戏剧，也就是将令女性羞涩的所谓的隐私公众化（羞涩和秘密是制服女性的两大武器）；▲将大街变成了居室，在酒吧里，在客厅里，在地铁上，就像在闺房里一样自如。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电车里，就像躺在似曾相识的摇篮里”。（卫慧）“坐在酒吧里，就像坐在自己的小房里一样自在。”（周洁茹）这种界线被搅乱，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一种解放的前提。它使“生育游戏”成为可能，也使精神生产和肉体生产合而为一成为可能。它对传统的爱情观是毁灭性的（老一套的甜言蜜语因此显得十分丑陋）。它甚至是对家庭肥皂剧－－资产阶级的摧眠曲－－的沉重打击。

　　然而，她们，卫慧们（还有那些没加入这套丛书的众多棉棉、戴来、魏微们），真的自由解放了吗？她们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就像马戏团来了，就像一件刚上市的新产品。卫慧们将一种“生育游戏”的场景，一种类似数码合成的虚拟世界，复制成类似“游戏卡”一样的东西抛向市场，并冲男人们大叫：Come on! Fuck!她们在垃圾堆里狂舞、酗酒，变相地跟大众文化调情（在这一点上，朱文颖相对节制一点，借助于飞翔回到童年，是她的一个隐秘情结）。她们因此有了许多观众和买主。她们疯狂地争取自由，她们终于有机会勇敢地走进市场，在商品的黑洞里跟男人们一起游戏、挣扎、撕咬、算计。在市场中，她们会不会迅速学到男人们的各种本领而成为阴谋家呢？我觉得，只有从“平等”的角度看问题，她们的意义才更大。当我们面临着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时，比如，环境保护，她们可能要被罚款。有人说，环境保护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主题，是对后来者的一种抑止，不适宜于发展中国家。那就等几年再说吧，反正大家都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