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病逝。时隔一年，其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根据与季羡林生前对话录音整理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者日前获阅此书，得知季羡林留下这些口述历史的原因：“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全书包括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期间季羡林的74段口述实录，书中老人家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生动地回忆了自己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以及与友人交往的故事。

　　记者从书中了解到，2002年，季羡林由于健康原因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尤其是视力日渐减弱，导致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因此，他也就开始酝酿以口述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其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直到2008年才得以开始。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调来北京做他的学术助手，而工作的重心就是进行口述历史的录音和整理工作。而季羡林在口述之前定下一个原则——“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不全说的真话”包括了关于遗产问题的真相。季羡林病逝后，关于他的遗产问题一直纷争不断，这其中孰是孰非，如果想从季羡林口述中寻找答案恐怕要失望了，整个“口述”过程中，季羡林从未谈到遗产分配问题。而对于迷雾重重的“字画门”，季羡林也只在口述中一带而过，回应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并且从未点名。

　　而谈到文坛一些大家时，季羡林则“指名道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自己最欣赏巴金，并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很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如果拿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同时，季羡林说，他曾多次劝中国的出版界和作家，不要吹捧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瑞典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