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隐逸列传》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不解音律的陶潜抚琴，缘何也能自成高韵？下文中，我用精通音律的嵇康、王维同陶潜做个比较，看看陶潜到底是如何无声胜有声。

　　嵇康、陶潜、王维都生活在丑恶的时代，承受着失败的人生，作为同样具有浓厚哲学家气质的艺术家，他们内心都是“冲淡”与“不能冲淡”的统一。所不同的是，嵇康和王维在“冲淡”与“不能冲淡”的统一下，最后的情感落脚点是“不能冲淡”。嵇康表现为清峻刚烈，王维表现为颓废消极。与他们相比，陶潜在“冲淡”与“不能冲淡”的统一下，最后的情感落脚点是“冲淡”，他既没有像嵇康那样公开地批评当局，反对刘氏篡晋（嵇康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也没有像王维晚年那样死气沉沉，一味地从宗教思想里寻求解脱，而是把自己与自然化为一体，不去有意识地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在自然的永恒中感受生命的意义。

　　嵇康、陶潜、王维三人在“冲淡”与“不能冲淡”中情感落脚点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三人艺术表现力的高下。比如，论诗，同样是望山怀远，嵇康的代表作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十四》），王维的代表作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陶潜的代表作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诗之五》）。三首不朽名作，嵇康胜在潇洒脱俗，王维赢在诗情画意，陶潜则妙在淳朴浑厚。然而，细细品读下，嵇诗与王诗仍有雕琢之痕，分别展现出嵇康、王维的性格特点和审美情趣，可谓“以我观物”。相反，渊明诗表现的则是人人都可见的景象，朴素自然，以物观物，没有主观的雕琢之笔，诗格更上层楼。

　　这则故事里，陶潜抚琴，的确不及嵇康的潇洒，没有王维的儒雅，然而陶潜仍然可以通过这张不会发声的琴，抒发他平淡玄远的生活情趣，寄托他崇高深刻的人生理想。这就好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没有宫、商、角、徵、羽的束缚，也没有do、re、mi、fa的限制，却一样能使人愉悦，一样能让人陶醉。只要听懂了声音的寄托，何须丝竹乱耳呢？

　　后来，许多大艺术家都被陶潜“无弦弹琴”的高雅情趣所感染，纷纷效仿和赞颂。唐代诗仙李白就曾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戏赠郑溧阳》）大诗人刘禹锡更是在《陋室铭》中，明确指出“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此处，素琴即陶潜的无弦琴；丝竹即有弦的乐器）。宋代文学家宋祁也写下《无弦琴赋》：“隐六律于自然，视之不见；备五音于无响，乐在其中。”大文豪苏轼更是先为陶潜赞道：“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后又进一步发挥写下著名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东坡此诗的弦外之音，即琴声既不来源于琴，也不来源于弹琴的手指，而是发自人的内心，可以说，是陶潜“无弦弹琴”的真正知音。

　　小时候，笔者是前枪炮玫瑰乐队主音吉他手Slash的疯狂粉丝。与许多摇滚乐爱好者一样，那时，我常常在电视机里反复放着《十一月的雨》的MV，然后，拿起吉他，比比划划，摆摆Pose，幻想自己就是MV里那个教堂外耍着吉他超酷超IN的Slash。尽管一直到现在，我的吉他水平与Slash相比，仍有云泥之别。但是，我仍然喜欢，有事没事，取下挂在床头的吉他，弹弹唱唱，自得其乐。或许有时会荒腔走板，或许有时会不知所云，但这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的思绪在随着旋律舞蹈，我的灵魂在跟着节奏跳跃，我的心灵荡漾在一片清澈的蓝天里，感到自由、满足和温暖。或许这就是陶潜所说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或许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我行我秀”，但管他呢？

　　河内司马氏

　　发源地：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温县招贤镇安乐寨）。

　　魏晋著名人物：一代枭雄司马懿，龙兄虎弟司马师、司马昭，一统天下司马炎，弱智皇帝司马衷，继统江左司马睿。

　　家风：传统儒学世家转为传统玄学世家。

　　东汉末年，河内司马氏是根基颇为深厚的传统儒学世家，家族内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族兄弟八人，因为字都有一个“达”，而在当时被称为“司马八达”，可见其门风之盛。其中，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对儒学尤其虔诚。晋代魏后，司马孚哭着拉着魏元帝曹奂的手说：“臣到死的那天，也是魏国的臣子。”后来，司马孚临终前在遗书中写道：“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可见，其一生奉儒守业，至死不变。

　　河内司马氏虽为传统儒学世家，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作为政治家，却颇懂变通。司马懿晚年与曹爽争权时，以崇尚儒学自重，团结了高柔、卢毓、钟毓、傅嘏等曹魏政权的儒学务实派，与曹爽阵营的何晏、夏侯玄等代表的玄学清谈派泾渭分明。

　　但司马懿父子在取得曹魏实际控制权后，一方面以礼教的名义大肆杀戮异己，一方面对乐于投靠的玄学名士又都委以重用。“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和王戎后来均位列三公，对于阮籍、刘伶、向秀这样不愿合作但又不明言反对的玄学名士，司马氏政权也乐意给他们个“闲职”养起来，装潢门面。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父子绝非虔诚的儒生，倒是与曹操的务实和通脱颇为类似。司马懿在战场上，曾对对面那个羽扇纶巾、潇洒从容的诸葛亮由衷地赞叹，称：“真可谓名士矣！”司马师早年更是沐浴风流，常与玄学名士携手郊游，并与正始名士何晏、夏侯玄齐名。司马昭对礼教的态度则更加暧昧，对竹林名士阮籍在守孝期间，饮酒吃肉，弹琴唱歌的行为，百般维护，加以力挺。

　　如果说司马懿父子对儒学和玄学的态度有些暧昧的话，那么到了司马炎这一代，河内司马氏就基本完成了从儒学世家到玄学世家的家风转变。虽然司马炎表面上服膺儒教，提倡以“孝”治国，并亲自素服为父母守孝三年，但实际上司马炎作为贵公子，他的生活观、价值观早已玄化，他的“以孝治国”不过是略作姿态而已。后来，竹林名士王戎在服丧期间饮酒，“以孝治国”的司马炎，非但不批评，反而表扬其为“死孝”，加以提倡。此外，对于其他后进名士，种种放荡甚至乱伦的行为，司马炎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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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炎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权谋高手，他自己也能协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颇得“人治”精要。可是，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却是一个弱智。可见，民间俗语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此说不确。

　　东晋立国江左之后，基本上“主弱臣强”，司马氏皇帝必须倚靠大士族的拥护，才能把受到士族强力钳制的皇位坐稳。东晋门阀政治也成为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短暂的异化和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