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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无弦弹琴(陶渊是)
  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隐逸列传》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不解音律的陶潜抚琴,缘何也能自成高韵?下文中,我用精通音律的嵇康、王维同陶潜做个比较,看看陶潜到底是如何无声胜有声。

  嵇康、陶潜、王维都生活在丑恶的时代,承受着失败的人生,作为同样具有浓厚哲学家气质的艺术家,他们内心都是“冲淡”与“不能冲淡”的统一。所不同的是,嵇康和王维在“冲淡”与“不能冲淡”的统一下,最后的情感落脚点是“不能冲淡”。嵇康表现为清峻刚烈,王维表现为颓废消极。与他们相比,陶潜在“冲淡”与“不能冲淡”的统一下,最后的情感落脚点是“冲淡”,他既没有像嵇康那样公开地批评当局,反对刘氏篡晋(嵇康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也没有像王维晚年那样死气沉沉,一味地从宗教思想里寻求解脱,而是把自己与自然化为一体,不去有意识地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在自然的永恒中感受生命的意义。

  嵇康、陶潜、王维三人在“冲淡”与“不能冲淡”中情感落脚点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三人艺术表现力的高下。比如,论诗,同样是望山怀远,嵇康的代表作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十四》),王维的代表作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陶潜的代表作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诗之五》)。三首不朽名作,嵇康胜在潇洒脱俗,王维赢在诗情画意,陶潜则妙在淳朴浑厚。然而,细细品读下,嵇诗与王诗仍有雕琢之痕,分别展现出嵇康、王维的性格特点和审美情趣,可谓“以我观物”。相反,渊明诗表现的则是人人都可见的景象,朴素自然,以物观物,没有主观的雕琢之笔,诗格更上层楼。

  这则故事里,陶潜抚琴,的确不及嵇康的潇洒,没有王维的儒雅,然而陶潜仍然可以通过这张不会发声的琴,抒发他平淡玄远的生活情趣,寄托他崇高深刻的人生理想。这就好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没有宫、商、角、徵、羽的束缚,也没有do、re、mi、fa的限制,却一样能使人愉悦,一样能让人陶醉。只要听懂了声音的寄托,何须丝竹乱耳呢?

  后来,许多大艺术家都被陶潜“无弦弹琴”的高雅情趣所感染,纷纷效仿和赞颂。唐代诗仙李白就曾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戏赠郑溧阳》)大诗人刘禹锡更是在《陋室铭》中,明确指出“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此处,素琴即陶潜的无弦琴;丝竹即有弦的乐器)。宋代文学家宋祁也写下《无弦琴赋》:“隐六律于自然,视之不见;备五音于无响,乐在其中。”大文豪苏轼更是先为陶潜赞道:“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后又进一步发挥写下著名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东坡此诗的弦外之音,即琴声既不来源于琴,也不来源于弹琴的手指,而是发自人的内心,可以说,是陶潜“无弦弹琴”的真正知音。

  小时候,笔者是前枪炮玫瑰乐队主音吉他手Slash的疯狂粉丝。与许多摇滚乐爱好者一样,那时,我常常在电视机里反复放着《十一月的雨》的MV,然后,拿起吉他,比比划划,摆摆Pose,幻想自己就是MV里那个教堂外耍着吉他超酷超IN的Slash。尽管一直到现在,我的吉他水平与Slash相比,仍有云泥之别。但是,我仍然喜欢,有事没事,取下挂在床头的吉他,弹弹唱唱,自得其乐。或许有时会荒腔走板,或许有时会不知所云,但这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的思绪在随着旋律舞蹈,我的灵魂在跟着节奏跳跃,我的心灵荡漾在一片清澈的蓝天里,感到自由、满足和温暖。或许这就是陶潜所说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或许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我行我秀”,但管他呢?

  河内司马氏

  发源地: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温县招贤镇安乐寨)。

  魏晋著名人物:一代枭雄司马懿,龙兄虎弟司马师、司马昭,一统天下司马炎,弱智皇帝司马衷,继统江左司马睿。

  家风:传统儒学世家转为传统玄学世家。

  东汉末年,河内司马氏是根基颇为深厚的传统儒学世家,家族内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族兄弟八人,因为字都有一个“达”,而在当时被称为“司马八达”,可见其门风之盛。其中,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对儒学尤其虔诚。晋代魏后,司马孚哭着拉着魏元帝曹奂的手说:“臣到死的那天,也是魏国的臣子。”后来,司马孚临终前在遗书中写道:“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可见,其一生奉儒守业,至死不变。

  河内司马氏虽为传统儒学世家,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作为政治家,却颇懂变通。司马懿晚年与曹爽争权时,以崇尚儒学自重,团结了高柔、卢毓、钟毓、傅嘏等曹魏政权的儒学务实派,与曹爽阵营的何晏、夏侯玄等代表的玄学清谈派泾渭分明。

  但司马懿父子在取得曹魏实际控制权后,一方面以礼教的名义大肆杀戮异己,一方面对乐于投靠的玄学名士又都委以重用。“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和王戎后来均位列三公,对于阮籍、刘伶、向秀这样不愿合作但又不明言反对的玄学名士,司马氏政权也乐意给他们个“闲职”养起来,装潢门面。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父子绝非虔诚的儒生,倒是与曹操的务实和通脱颇为类似。司马懿在战场上,曾对对面那个羽扇纶巾、潇洒从容的诸葛亮由衷地赞叹,称:“真可谓名士矣!”司马师早年更是沐浴风流,常与玄学名士携手郊游,并与正始名士何晏、夏侯玄齐名。司马昭对礼教的态度则更加暧昧,对竹林名士阮籍在守孝期间,饮酒吃肉,弹琴唱歌的行为,百般维护,加以力挺。

  如果说司马懿父子对儒学和玄学的态度有些暧昧的话,那么到了司马炎这一代,河内司马氏就基本完成了从儒学世家到玄学世家的家风转变。虽然司马炎表面上服膺儒教,提倡以“孝”治国,并亲自素服为父母守孝三年,但实际上司马炎作为贵公子,他的生活观、价值观早已玄化,他的“以孝治国”不过是略作姿态而已。后来,竹林名士王戎在服丧期间饮酒,“以孝治国”的司马炎,非但不批评,反而表扬其为“死孝”,加以提倡。此外,对于其他后进名士,种种放荡甚至乱伦的行为,司马炎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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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炎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权谋高手,他自己也能协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颇得“人治”精要。可是,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却是一个弱智。可见,民间俗语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此说不确。

  东晋立国江左之后,基本上“主弱臣强”,司马氏皇帝必须倚靠大士族的拥护,才能把受到士族强力钳制的皇位坐稳。东晋门阀政治也成为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短暂的异化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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