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河

教师，这美好的职业，这诱人的事业，我越来越倾心地爱上了它。

回首十年教师生涯，有苦涩，有辛酸，但更多的是甘甜，心中经常荡漾的是幸福的暖流。

最近一次在我感情上激起巨大波澜的，是一群“开门弟子”的远道来访。

4月30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修改一篇教研论文。忽然，随着一声“老师”的呼唤，一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我的面前。咦，这不是谢珉吗？他是我刚踏上讲台时教过的第一批初中生之一。尽管时隔8年，但相貌特征没有变。他告诉我，他们——原新汶一中22级3班的一群老同学专门看我来了，那几位正在我家门口等着呢！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一把拉住他：“快走！”离家门老远，我就认出了他们：杨秀忠、张威、王蕾、史秀玉------，还有两位，一下不敢认了。走到跟前好一阵端详，原来是刘岩、牛慧之。难怪呀，8年多了，当年他们毕业时只有十四五岁，现在都成了二十几岁的青年了。特别是牛慧之，当时班里个子最小的几个男孩儿之一，如今成了好一条山东大汉！

进了家，挨挨挤挤坐下，说不出的亲切。我一边沏茶，一边问他们毕业后的情况，了解到：尽管他们多数并没有考上大学，但现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我倍感欣慰。他们说，他们的工作单位远的相距百余里，有的又已结了婚，一年半载也难得见面，这次来访是“蓄谋已久”的。本来还有两位，在车站候车时，又有了急事没能来成。我当然理解。我说：“难得你们还想着老师，大老远的来看我。”他们说，怎能忘记呢，当时班里那样的局面，不是老师您的教导，我们还不知成了什么人呢！“那样的局面”，——一句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1978年考入枣庄师专的。但由于学校新建，校舍不足，到了1979年初才入校，毕业时间也顺延到1981年1月，适逢寒假。我上师专前当过7年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故乡早已娶妻生子，本以为分回宁阳老家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到地区人事局一报到，才知已被分到新汶一中，离宁阳有200多里。要求再三，答复只有四个字：工作需要。无奈，只好从命前往。

开学后，我担任了初一三、四班的语文课，并兼任三班的班主任。一了解情况，心里凉了半截。这是一个怎样的班呀！上学期从开学两周后就没有了班主任，没有了专任语文教师和数学教师。教室里到处是垃圾和碎煤——入冬时学校发的取暖煤，他们一次也没生过火，全被踩碎弥漫在教室里。班里不少学生——成绩好点儿、家长有点儿门路的学生都转了学、调了班。更让人搔头的是，纪律极度涣散，上课和下课没有多少区别；不少学生教养极差，骂人话成了他们的日常用语，吵嘴打架则当成家常便饭……至此，我倒真正理解了“工作需要”的真实含义，是啊，这里太需要人了！

没等我进行家访，很多学生家长就找上门来：“老师，孩子上学期给耽误苦了，拜托您，给好好管教。”字字句句，语重心长，寄托着深情厚望。

我掂出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为了这些孩子，为了人民的期望，我要干，我要干好。我从带头扫地做起，开始了艰难的教育教学工作。一个星期以后，才扫出教室砖铺的地面，拉出的垃圾足有好几板车。教室里清洁了，可清扫学生心灵里的垃圾却要费更大的力气。一些心灵被扭曲的孩子，只认拳头不认道理。做错了事，你批评他，他骂你；好不容易找出他的闪光点，你表扬他，他也骂你。原来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谁不骂老师，就一定是当了老师的“走狗”。

挨骂，生气。辛酸，苦涩。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我不泄气，不退缩。渐渐地，学生喜欢上我的语文课了，违纪现象越来越少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从最低点稳步上升，逐渐缩小了和平行班的距离。一些学生的进步更是喜人，到了初二，在我的班里也冒出了全级的学习尖子，原来的一些“刺儿头”成了颇负责任的班干部。

“这几年，老师的身体怎么样？没再累出病来吧？”他们关切地问。

我说：“很好。那次住院，可多亏了你们哪！”话题又回到了1982年的6月。

初二下学期。几个月里，我发觉腹中有一圆鼓鼓的东西在不断地膨胀。在学校领导的督促下，我先后到几家医院检查，都说是回盲部有肿瘤（后经手术切片化验确诊为肠结核）。1982年6月4日，在远离家乡亲人的地方，我住进了新汶县人民医院。当时学校有两位老师患了癌症，我的病也被认为凶多吉少。我不相信自己会得不治之症，对疾病本身并不畏惧；可离开朝夕相处的学生，却不得不准备着品尝孤独的滋味。

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入院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纷纷到病房探望。来得最多的是我的学生——那些在我平时看去不谙人事、不通人情的孩子们。我的住院日记上记载着，每天来院的学生都在20人次以上。大热的天，四五里地，并不容易啊！我一再劝阻他们：“学习要紧。我没事的，不要老往这里跑。”他们哪里肯听。有些学生还带来了罐头、水果、饮料等各种营养品。我说：“你们本身就是纯粹的消费者，可不能因为我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们答应着。可每次他们走后，总会发现不显眼处放下的东西。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女孩儿（其中一个就是史秀玉）往被子底下藏罐头，一定要她们带回去，她们急得流了泪，说：“老师，俺没给家里要钱。这是俺用省下的早点钱买的。”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地方的孩子一般不在家吃早饭，家长每天给三五角钱在街上买早点吃。不起眼的两个罐头，孩子们要几天的早点钱才能买出来。我说：“你们不吃早点，饿坏了身体就更不行了。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医院的医生、护士，同病房的病人，都一次次地发出感叹：“还是当老师好啊。有这么多人想着。”手术后几天，我到院子里散步，门口看自行车的老刘大爷说：“魏老师，这些天，我一看三五成群的学生来，就知道是看你的。看你的学生小小年纪这么懂事，就知道你这老师当得有多好了。”听到这些话语，我心中涌起阵阵暖流，想：“我才做了多少工作啊，是教师这美好的职业使我的人生获得了这样的价值。”我只盼着尽快重返讲台，平时工作中的种种不快早就烟消云散了。

“老师，在火车上，我们一起背诵你写给我们的赠别诗，周围好多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那样几句话，你们都还记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大意是说，初中毕业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站点，要不断努力前进才是。”我回忆着。他们说：“同学们都记得。互相写信时也常用您的话作为勉励。您是这样写的——”说着，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背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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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不见长江大河奔东海，

    前浪未伏后浪涌；

    君不见特快列车过小站，

    呼啸而去不稍停？

    漫漫人生千里路，

    诸君才走第一步，

    一步之后如何行？

    愿君步步踏实处，

    终生求索攀高峰，

    莫教光阴等闲度！

    ……

是的，这是毕业告别时我写在黑板上的话，当时同学们都抄下来了，想不到，他们如此深刻地牢记在了心上。

“老师，我们还记得您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永远做一个好人，永远以书籍为友’。”

我心潮澎湃，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如果说，一位农民最大的幸福是看到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丰收，一位工人最大的幸福是看到他制造的产品评上了金牌，那么，对于一位教师，还有什么能比他看到自己的学生——他们的心灵上有自己雕刻的印痕，他们的血肉中有自己输入的营养——健康成长更幸福呢？！

我说：“这些年，老师也经常想到你们。回到宁阳一中后，我教了几级高中，这里的学生基础好，多数都考上了大学。他们也常来看我。可印象最深的还是咱们那个班。到现在，50多个同学的姓名、模样、性格特点都历历在目。没法和大家见面，我就宽慰自己，老师和学生，本来就象发射台和卫星，卫星既然进入了自己的轨道，就让他们按自己的规律运行吧。发射台的任务是把更多的卫星送上天。想不到，今天你们这组卫星又运转到了发射台边。”

正谈得动情，又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都是我在宁阳一中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工作，有的还在大学读书。五一放假，跑来看我。我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杨秀忠、谢珉他们又自豪地补上一句：“我们是魏老师教的第一批学生——开门弟子！”

这天夜里，我们一直畅谈到深夜。“开门弟子”们非要看我这几年的“大作”，我只好找出了几本参编的书、十几篇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他们又“搜”出了我获得的“劳动模范”、“拔尖人才”的荣誉证书，道出了发自肺腑的祝贺。

第二天，五一节，他们不得不离去了。我送他们去车站。“相见时难别亦难”，还是那样依依不舍。张威走出几步，又跑回来，和我拥抱在一起……

我目送着他们，激情久久不能平息。啊，“开门弟子”，你们说，是我把你们引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这话诚然不错。可你们是否知道，恰恰是你们使我一开始就真诚地爱上了、现在则更加热爱着教师这美好的职业；是和你们一起朝夕相处的生活，教会了我怎样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而现在，你们的到来，又给老师带来了怎样的幸福！你们要拿钱给我买彩电，我谢绝了，可我收下了你们那用金钱物质无法衡量的情意。这样想着，我过去写给他们的一首诗的最后几句又涌上了心头：

    我的希望啊，它虽然遥远，但并不渺茫，

    我知道，只要肯耕耘，就会有收藏；

        秋风里，那挂满枝头的果子，

        就是对育苗人最好的报偿。

                               1991年5月初稿；

                               2000年10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