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多疑”——读鲁迅《狂人日记》

【摘要】也许《狂人日记》真正令人惊悚的不是鲁迅对“吃人”的洞察，甚至不是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而是狂人无比震惊的“我也吃过人”的发现，一种关于自身罪过的觉醒，对自己与旧时代的无法割裂的深层的维系，这样的鲁迅在无数的的质疑之后，把尖锐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是自戕的勇气还是多疑的悲哀呢？

【关键字】质疑 怀疑主义 深层批判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给了我们许多启迪，在黑暗时期给中华民族一丝光明的希望，唤醒了沉睡的民族，但与此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问题。有的问题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读者结合自己的生存的时代特征状况和还有当下文化氛围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显而易见的是体现了这一代读者的思考能力，可是这思考研究的背后，更深层的是鲁迅的思想世界具有敏锐的质疑感，他思考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他能够与今天的我们展开对话。不可否认，至今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究方面，也正是他带给我们更为丰厚的启迪。

1、《狂人日记》文本中的多疑 

上大学以来一直接触着“文本细读”的文学批评方法，它强调的是，作者运用文本语言来传达的他思想，文本语言的功能是最直观最显明的，可以最清晰地体现作者的思想。 能够准确把握语言的这些因素，我们才就能够解读作品的意义。从文章看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得了一种叫做“迫害症”的病，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患者是处于一种妄想的状态中，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都保持着怀疑，怀疑有人害他，怀疑有人侮辱他。而且他可能因极其平常普通的一件事而妄想出很多问题，还对自己的疑惑表示出理解的逻辑，从而在自己的世界中，将“多疑”理智化。文章的一开始有这么一段：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那只赵家的狗，它的一举一动，是展现狂人疑惑世界的导火索，在文章的一开始，狂人就带着疑惑出场。在他的意识世界中，“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样的逻辑带着惯性驰骋在字里行间。放眼文章，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频繁的质疑着，这正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多疑”。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鲁迅是一个作家，他的角色不是医生，小说也不是病例本，作家是要艺术的记录描述一个妄想者的症状。“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都是‘吃人’！” 用“吃人”两个字作了尖刻的锐利的概括和深入骨髓的揭露和鞭笞。在《狂人日记》中，是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看世界的，而鲁迅作为这个角色的创作者，他站的高度，更高于狂人，“狂人”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繁复的说明，不如病态的展示更有冲击力，没有病史说明，因为对旧制度纵横睥睨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通贯历史的深刻剖析，相当彻底地揭穿了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反动阴谋。

“从来如此，便对么”？狂人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一句诘问，震惊了几千年封建文化及其代表势力，怀疑与否定像是一把利剑试图划破中华民族的阴霾。狂人虽然已经觉醒了，但觉醒后的路该怎么走，阴霾后又会是什么，我们在文中没有找到明确的解答。狂人质问一切、他执着、勇猛、企图看穿所有，在意识层面， “多疑” 的属性标签最具有概括性。作者到希望这样的“迫害狂”作为典型在社会中存在，并滋长，但这样的标签是否属于作者，是有待讨论的。

2、狂人的“真疑假疑”

《狂人日记》作为多疑的起点，是在作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现实的打击碰壁之后，在创作中展开的。作者表现的狂人，具有恐惧、多疑、具有不合于大众的思维逻辑的形象还有具有着一个对立面，就是“狂”与 “不狂”，对应着“假疑”“真疑”。

狂人，从作品叙述中来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有着疯子种种病症：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吃掉，平常人的交往，探视，抚摩，都被视为了吃人行为的一部分。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在“狂人逻辑”下，正常的思维轨迹已经觅不到踪影，混乱中，荒唐丛生。

狂人有着“迫害妄想症”，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了妄想的源泉，不过是精神病的特征使得他产生了对表象的质疑，疯狂妄想着一切的迫害，可是他不是一个层面的停留在“狂”，作者给了他“不狂”的超前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根本不可能想，不敢想，借着狂人的思维惯性，他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话语深度的“狂”不过是个假面，他敏锐的质疑着“自古以来便是对的事”。 生活在幻想中的人，他说着呓语，可是在这样的幻觉中，他却表现出一系列的怀疑“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怀疑着传统、反抗着传统世俗的压迫，离经叛道的疑问层层抛出，但他的观察结论却是丰富深刻的。因为鲁迅极为精细传神地把住了“迫害狂”的脉，“我”作为一个具体形象不用落实到姓名，因为芸芸众生的生命都是脉搏的跳动构成的，“脉络”在鲁迅对于狂人的描述已经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对于所想表达的艺术形象设置和艺术精神表述。狂人与众人，是中个人与庸众的关系，庸众们的看客身份是麻痹的，但庸众们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人，势必以决绝的态度，绞杀之。 “我”先从外部生活环境中目睹了吃人的普遍性, 进而狂人联想到了过去和未来，开始把质疑的利剑指向历史，他的绝望与希望，是因为看到了历史和现实具体的吃人是对人性的鞭挞，摧残，失常到超常的进化中，质疑了位于封建神圣殿堂上的仁义道德、纲常伦理，“我”质问着吃人的更深的层次。放眼历史，反抗旧传统的，都曾被定义为疯子；孙中山，也带过“疯子”的帽子，如果旁人始终带着带着低俗的枷锁、封建的阴霾看去，那么他是疯子；但是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则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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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疑带来的批判

鲁迅给了狂人“狂与不狂”两重性的深厚形象，应该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夏济安先生曾说过，鲁迅没有对主体真理信仰的自信，他并不认为真理绝对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对主体产生怀疑，“看到妖怪已经附在自己身上”这正是对鲁迅这种心态的形象描述。《狂人日记》发表前的北京生活时期被林语堂成为第一个“蛰伏期”这恰恰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一直在酝酿着他郁闷的沉默，最后通过文字爆发。《狂人日记》中，狂人发现“我也吃过人”这一意识上，竹内好先生称此成为“罪的自觉”，鲁迅在自己的身上看见了妖魔，虽然是惊鸿一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灵魂的毒气。 其价值在于以“狂人”特有的心理躁动深刻地揭示出觉醒者向封建文化的宣战，亦即“表现的深刻”“狂人”中的主人公后期，也知道了自己不但是‘被人吃’的‘被害者’而且也未必是无意中、‘不知道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加害者’。也许《狂人日记》真正令人惊悚的不是鲁迅对“吃人”的洞察，甚至不是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而是狂人无比震惊的“我也吃过人”的发现，一种关于自身罪过的觉醒。 对自己与旧时代的无法割裂的深层的维系，使得鲁迅在无数的的质疑之后，把尖锐的矛头指向了自己，自戕的勇气还是多疑的悲哀呢？

文学批评上许多人人为鲁迅世故、多疑、刻薄，他的阴暗、冷酷、狠毒、愤怒、憎恨，骂人没有节制，不讲宽容宽恕，被拿来剖析，于是有些人得出了鲁迅心理病态、人格卑污的结论。苏雪林对鲁迅的认识最为特别，关于鲁迅的性格，她说：“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地阴贼，巉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都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鲁迅自己也说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社会上对于他的性格的批评并不是没有依据，说他多疑、尖刻就像说他的作品冷峻荒寒一样并不是无稽之谈，问题是如何理解他的这些特征。钱理群认为鲁迅的这些心理特征，恰好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方式，从字里行间读出来，从宏观的时代背景中读出来。我不否认他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笔调，可是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耿直，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悲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鲁迅虽然多疑，但是心肠是好的，热乎乎的，是一个再良善不过的人了。从他的疑惑中，读出了自省，和平，人道主义，这才是鲁迅更内在的一面。

参考文献：1、鲁迅:《鲁迅全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2007.02文学教育 陈光明：《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形象

4、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宇小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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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它由13则日记组成，记录了“狂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深刻揭露了集权专制社会的“吃人”本质，表现出彻底反对集权专制社会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运用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沈雁冰曾在《读<呐喊>》一文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狂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与后来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惠的风》等作品相比，《狂人日记》确实“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没有因此而展开一场文艺论战；但是，《狂人日记》在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开拓现代小说的道路特别是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流毒方面，其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鲁迅的成功，又在于他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深刻认识。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他还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力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司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

　　由此可见，作品小序中所谓“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摹传统笔记小说作法而写的反语，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所说的“医家”有更深广的含义，并非狭义的“医生”、“大夫”。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

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作用！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不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写下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也曾被人叫做‘疯子’。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鲁迅塑造这具有狂与不狂两重性的形象，就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这也是狂个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掌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就在于对狂人是真狂还是假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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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口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言人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几字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

　　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作者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写人物的语言，其逻辑虽然常常很不清晰，但是，其含义却是相当丰富而且深刻的。所以，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狂人形象是真狂还是假狂的问题，那么，对狂人形象所具有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就容易掌握了。狂人的“狂”，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创作的

“总序言”，除了思想主题方面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它在鲁迅小说艺术上的开拓意义。鲁迅小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就一直既借鉴外国小说的长处，又继承传统小说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现代小说的新的民族形式。

人物塑造

《狂人日记》中有几个前台人物，几个背景人物，几个做衬景的人物，和一个中性人物（完全没有戏的人物）。“陈老五”是个中性人物，虽然屡屡出场，但完全没有性格与面孔，也没有任何戏，功能如同一件道具。“古久”先生是背景人物，屡被题及，却从来没有露过面，“母亲”也是一样。赵贵翁虽然也很重要，但只露了唯一一面。狼子村的佃户、街上的人、打孩子的女人，全是作衬景的，对他们的人物完全没有描写。前台人物主要是大哥和两个医生。我们说过，那第二个医生的安排不算成功，塑造也不很完整。

倒是那第一个医生，那个姓何的老头子很有意思。他“慢慢走来……满眼凶光……只是低头向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张开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通过说他是医生，是老头，戴眼镜，走路、做事慢慢的，话很和气，却很有内在的权威，呼唤出人们心中从日常生活得来的，对这类的人的印象与偏见，来补充一切对“何医生”描写中省略的东西。笔墨异常简练，却活灵活现，可谓出神入画。这再一次表现了作者文笔的老练。

全篇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大哥”。作者对大哥的身材、面孔、穿装等等一律省略，但是，我们眼前还是浮现出了一个高大、权威、严厉、偶尔露出一点儿和蔼、假慈祥，一旦被触及痛处又尴尬窘迫、恼羞成怒的传统中国家长的形象。这个效果除去大哥的言谈和很少的几个姿势、表情，最主要是通过把大哥定义成“家长”来实现的。作者又在呼唤我们头脑中的成见，来替他填充文字笔墨，可谓狡猾之至，老练至之。是中国现代小说初期难得的精彩之作！

另外，有一处很容易被忽略，我愿意提出来告诉大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看到这句，令我们想到的当然不是“我”的“两眼”，而是狗的“两眼”。当时欧洲流行的现代诗歌对作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会忘记马拉美和瓦莱里与他们的“暗喻”，我们不会忘记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那句：“奔赴海浪去，跳回来，一身是劲儿。”

三．《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是《狂人日记》的重心。这里所有的人（除去“我”），都是要“吃人”的。无论是社会受益阶层的赵贵翁，作为“礼教”和“家长制”化身的“大哥”，还是社会非受益阶层的“佃户”，“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还是专业人员的医生，包括自己的母亲，无一例外。从“吃人”的动机来看，无论是出于忠君（易牙），出于饥荒（易子而食），出于孝道，出于憎恶（食肉寝皮），为了报仇（徐锡林），或是为了惩罚罪恶（狼子村吃了“大恶人”），理由万端，结果却完全一样：“吃人”。而且，竟一连吃四千多年。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吃人”实在是太常见，太普通了，最后，连“我”也不能保证定然没有吃过人。简直是无人

不吃，无时不吃，无处不吃，不受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完全没有阶级的分别，总归是吃的。

这里的“吃人”与“杀人”有些关系，但又远远不仅是“杀人”。因为，杀了之后还要“吃”，而“吃”才是作者认为最严重的。这是一个大关键，决不能轻易放过去。这里的“吃人”并不需要以杀人为直接前提。比如，用被处决的犯人的血蘸馒头吃来治病，药典上说的“人肉可以煎吃”，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吃以徵孝道。这里，“吃人”的人或者无须自己杀人，或者被吃的人不一定要死。

包括街上打孩子的女人只是嘴上说说“我要咬你几口”，在作者看来也全属于“吃人”，至少已经有了“吃人”的端倪。

很明显，《狂人日记》的作者认为：“吃人”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一个恶劣品质。那种绞尽脑汁，无论鲜腐，都定要“吃”上几口的渴望，那种对人的血腥和肉味不可遏制的嗜欲，那种眼光（作者一再写到眼光），那种口涎，都很容易令我们想到“食人族”，想到同类的自相残食的Kannibalismus。

我认为，作者严厉批判，同时又感到回天无力的，正是这个Kannibalismus。作者显然认为，Kannibalismus是人、至少是中国人身上难以去掉的，最恶劣，最低级，最肮脏，最可憎恨的一种本性。

今天普遍的说法认为，《狂人日记》中的“吃人”象征了礼教对自由精神的压抑与摧残。纵观全篇，我们完全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正相反

，所有在这里出现的，有关“吃人”的历史、传说和现实都是物理的吃人、肉体的吃人。特别是那个常吃死肉的海乙那的比喻所给出的提示，令我们知道，此处的“吃人”决非针对具有自由精神的活生生的人的行为。因此，除去将这个“吃人”理解为Kannibalismus，实在别无选择。在确认了“吃人”的普遍性之后，作者表现出了对“吃人”深刻的憎恶与恐惧，

强烈谴责了一切“吃人”的行为。不仅吃死人或把人吃死是不能容忍的，就是仅仅吃一片肉也是完全不可以的，并认为这就是吃全人的开端。更要紧不能放过的是，作者并没有对佃户杀吃“大恶人”表示丝毫的理解与同情，而是严厉批判了任何对吃人行为的“理解”（“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按照目前的讲法，作者因同情革命党，而特意提到了徐锡林的被吃。但是，在作者眼中，徐锡林被恩铭的卫士所吃，与“大恶人”被佃户所吃，毫无分别，都是不能原谅，不能理解的！作者在此完全没有照顾到任何阶级的立场。

四．“吃人”与“仁义道德”的关系

《狂人日记》中“吃人”与“仁义道德”的关系，是这篇小说及它的作者出名的根本原因。但是，作者在这里是怎样理解“吃人”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关系呢？“仁义道德”是不是“吃人”的原因？“仁义道德”是不是“吃人”的另一种说法？

如果我们说“仁义道德”——或者礼教——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共识，被一切“吃人”的人们所尊尚，应该不会大错。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对“吃人”的作用吧。

那些人要吃“我”乃是一个阴谋，“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一旦问及“吃人”的事情，他们就极力否认。当“我”追究“吃人”的是非时，他们全说“不对”。这个“不对”在第十段差一点带来了生机。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个吃人计划成了“鬼鬼祟祟”的阴谋呢？什么东西使得那些人不敢“直截下手”？他们为什么要极力掩饰自己“吃人”的欲望呢？是“我”的强大么？显然不是！致令“我”没有即刻被他们打死分吃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知道“吃人”是不对的！这个判断的基础正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共识，正是那个礼教，正是那个“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纵然没有救了“我”的命，至少也让“我”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因此，《狂人日记》中的那段出名的话不能被理解成：因为“仁义道德”，才要吃人；更不能被理解成“仁义道德”本身就是“吃人”。正相反，这段文字必须被理解成：尽管有“仁义道德”，还是吃了四千年的人。

“易牙献子”、“易子而食”一直遭到儒家的谴责。儒家有所谓人与禽兽的区分，认为那些野蛮行为如“吃人”是禽兽的行为。但是，“禽兽”的心态与行为并不只“坏人”才有，而是人人都可能有。礼教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掉人性中那些禽兽的部分。作者首先继承了这个思路，把“吃人”看作是“虫子”的行为，应该遭到“真的人”的摒弃。然后对礼教的不彻底与无能深感愤慨，大声疾呼要把一切“吃人”的行为乃至于动机全都去除掉，才能符合理想中的“将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就是“接着讲”，接着礼教的话头，把它推到极端。不同于作者后来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于一切崇拜鲁迅的人们，《狂人日记》的作者并没有要求去除礼教，砸烂仁义道德的招牌。正相反，他是把它们原则化，彻底化，绝对化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礼教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表现。

流行的说法认为：“我”因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才惨遭暗算，是保守传统的人对“我”的报复。这是对原作明显的曲解。第三段中有这样的话：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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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因踹了古家的簿子而成了“恶人”，这件事原很“难说”。况且“他们”定谁为“恶人”全是很随意的。后边的话更为重要：象征着礼教和家长制的“大哥”竟对“我”的论文中与古相悖的地方大加赞赏。可见，就算那古家的簿子真是传统的象征，神圣无比（这是目前的标准讲法），踹他一脚又何妨呢？从这一段来看，那些人要吃“我”，仅仅是因为“要吃”而已。在这里，Kannibalismus是根本的动力，古家的簿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借口。
五．重新评价《狂人日记》和它的作者

四千年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而字缝中透出来的却是“吃人”。

几句话使得这篇短短的小说的作者一夜之间成了现代中国最出名的小说家、思想家之一。这段话被反对礼教的人们写在标语牌上，做成刀枪弹药，向中国的道德传统，向维护这些传统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旷日持久的，不惜代价的，无比残酷的战争。但是，通过前边的分析我们知道，作者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仁义道德”的，他甚至继承了礼教中很关键的学说，并把它极端化了。今人对“仁义道德”与“吃人”的理解完全是对原文的误解。作者自己对这个误解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有意拿“仁义道德”与“吃人”并提，无非是要“一语惊人”。后来大家都错误地理解，作者因而成了运动的“旗手”，也不好意思再来解释了。所谓“时代造英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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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多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鲁迅塑造了一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认为，“狂人”形象丰富复杂、蕴藉深厚毋庸置疑。但这个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原来与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对者驯服为其忠顺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制度与文化体系的根深蒂固与顽强，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研讨评析《狂人日记》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的今天，再来“重读”它，还有什么新意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恶”，是“一篇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宣言书”，是“第一声伟大的‘呐喊’”。①这个结论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学者与读者都认为《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这也属于不容争辩的艺术真实。问题在于，“狂人”形象的特质究竟何在？鲁迅到底如何通过这个形象来反封建制度及其整个文化体系的？

一

“狂人”在未“狂”之前是个什么形象，抑或说他的表现如何？《日记》没有直接记录。读者只能从他致狂发病时，对自身“迫害妄想”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中，推导出一个具有强烈反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经存在过的对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整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思考与反叛的轨迹。关于这一点，专家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作品是通过“狂人”的感觉与心态描摹，采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交融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了“狂人”未“狂”前对于自己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人吃人”现象，历史传统中“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记述，并将此提升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上，作过反反复复的痛苦的思考。在迷狂状态中，他考问反省自己，猛然觉察到自己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在已狂的迷乱中折射着某些未“狂”前的思考，从—个特定的角度，反思了全民族源远流长的“四千年吃人履历”，意识到宗法制度的正统文化满本满篇都在教诲“吃人”；彻悟到“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充当着“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若想正视现实改过自新，即刻就会被“大哥”一类主宰家庭统治社会的权威人物所制裁，更会遭到赵贵翁、古久先生、陈老五、老中医、青年人、打孩子的女人、甚至“给绅士掌过嘴”、被“衙役占了他妻子”、“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等等普通国民的憎恨反对。他渴望民族吃人的历史不再延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们不再吃人与被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一种孤独的热切的战叫，正是在上述充满个性特色人格魅力的基础上，“狂人”未狂之前就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所谓仁义道德、纲常名教、家族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揭露与批判。“狂人”这种对于全民族“吃人”履历的反思，无疑折射出鲁迅本人在五四前夜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糟粕的否定，折射出他对“吃人”的恶习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流传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自省的光芒。而“救救孩子”的呼喊尽管孤独而又空泛，但毕竟呐喊出了一位思想界斗士的满腔悲愤与对于未来的向往!就这层意义上说，“狂人”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救救孩子”是振聋发聩的“呐喊”，的确当之无愧。鲁迅在《狂人日记》发表后在与许寿裳谈及其意义与影响时，不无自豪地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②因为这种“发现”对于民族的觉醒关系甚大，呐喊就不能仅此一声；正因为这种省悟当时同知者寥寥无几；呐喊更不能就此打住!所以，“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③，据此，将“狂人”誉为五四新文学人物长廊里第一位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形象是绝不为过的。

二

在充分肯定“狂人”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激烈的批判的同时，我们亦无须过分地拔高他的“彻底”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今天深入研究“狂人”这个形象，我们倒应该注意剖析他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从而发掘这个形象更深沉的内涵与意蕴。

实际上，提醒广大读者要对“狂人”的形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首在鲁迅先生本人。

1919年，鲁迅在同朋友谈起《狂人日记》时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④

1922年，鲁迅在回忆做小说的缘起时，将《狂人日记》比喻为“铁屋子中的呐喊”，并且清楚地复述了他本人曾有的疑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衰。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

1927年，鲁迅在回顾“狂人”这个艺术形象时，他感慨道：“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⑥

这些既可以看作为鲁迅这位大思想家的虚怀若谷，然而亦未尝不是肺腑之言。

就“狂人”的思维来论他发病前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对于封建文化体系弊害的解剖与思考，应该确认它前所未有的猛烈与深刻；所谓“吃人”的“发现”也的确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精深之见。套用青年学者摩罗的话来说，在“狂人”这个形象的内涵上，几乎集中了中国悠久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衰亡过程中，能够被敏感的思想家所感受到的全部信息与精神痛苦。“狂人”留给这个精神世界的启迪，主要是人格意义上的警示：在国民都习惯成自然地放弃自我尊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却有一位“狂人”冲天呐喊，让思想从几千年无形而又坚固的牢笼中突决而出，高张反叛的大旗，这个意义绝非止于对家族制度与礼教的挑战⑦。近一个世纪来，我们对“狂人”评价的盲点或误区，其主要原因盖在于对其形象内涵的观照与发掘缺乏“准星”所致。

近年来，有些鲁迅研究学者通过追本溯源，得出从鲁迅26岁写作《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的思想观点，到鲁迅37岁写作的《狂人日记》谴责“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时代的诞生，这里所谓“人”的思想与概念，都是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价值观念⑧。这个论断，大致不错。这在作者鲁迅本人也曾在后来回忆起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五四新小说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年3月2日）》等文章中，对这种借鉴予以确认。但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这种借鉴，显然属于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非照抄照搬，由于作品的大背景始终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对于国民的迫害与毒害；国民普遍丧失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甚至将维护自己人格和思维权利者视为异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帮凶参与宰割自己的同胞，这就充分暴露了民族精神的弊端和国民的劣根性。因此“狂人”这个形象，分明是饱含中国近现代之交思想家特色的艺术形象。

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番“狂人”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

首先，“狂人”未“狂”前，绝不是一位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思想家。诚然，以一个曾经力图维护自已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思考权利的思想家与历史悠久毒素深远的传统文化系统相对抗，彼此实力是不成比例的。个人向全社会全民族作精神抗争，绝无取胜的可能。然而，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战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至于因制度的禁锢与迫害而致狂。鲁迅将“狂人”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精细，其效应，一方面在于对制度及其文化黑暗与顽强的揭露；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狂人”不堪重压的软弱心理的批评。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孙中山、徐锡麟、黄兴、秋瑾、邹容等人，哪一个不是一息尚存，奋战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呢？哪一个不是毕生坚持着坚定不移的斗志和清醒强悍的心态呢？

其次，“狂人”企图劝转“吃人”者改正“吃人”恶习，既希望强势者不再吃人，也希望弱势者不再互吃。这显然是幼稚的想法和妥协的行为。曾经有人指“狂人”这种幼稚与妥协，系“五四”时期鲁迅的“和平进化”的思想缺陷所致⑨。其实，鲁迅在写“狂人”劝转言行恳挚激切的同时，也写了“狂人”劝转言行的无效与失败。因此，狂人的劝转言行并不是“鲁迅当年的思想见解”⑩，而恰恰是鲁迅对于“和平进化”这种曾经有过的思想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期的重新思考严厉解剖与彻底否定。

再次，“狂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挑战的第一个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强大传统势力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誉为“前无古人”，但这里终究没有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终究不属于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当他无比痛恨黑暗否定现实时，他却没有能力展示一条走向将来的切实的途径，描绘一幅召唤未来的新美的画卷。难怪几年之后鲁迅反思《狂人日记》，自然会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之“空空洞洞”了。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乃是“狂人”身体复原后的“赴某地候补”。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开始，中经被迫害致狂，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过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归宿，委屈求全，抛弃致狂前的思想立场和原则。这个关键问题往往被许多论者所回避，其实《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恰恰最终寄寓在这里。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与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别人，恐怕同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吃”。但宗法制的核心乃是等级制，一级制驭一级，最低等的奴才也可凌驾在他的老婆及儿子（候补奴才）之上。久而久之，人人麻木不仁，安于现状。即使看透了现实制度与文化弊端的正直善良明智者，也对这种铁屋子中的严密得没有一点漏洞的等级制无可奈何。思想文化史上敢于反抗这种等级制的志士仁人并不少，但鲜有坚持到底取得成功者。这在鲁迅1925年发表的《灯下漫笔》中，作过极为精辟的分析。推翻这种吃人的制度，荡涤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观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观念的改革，其艰难非物质建设可比拟。因此，治愈“狂病”之后的“狂人”，若要求得肉体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彻底放弃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权利，否则就得重新回复到狂态中去，“灵”与“肉”二者必选其一。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对于其子民来说，不是用软刀镂空他的脑袋，塞进绝对服从的奴才观念；就是用钢刀切下他脑袋，使其无从反叛。鲁迅为“狂人”安排了归顺做官这个结局，实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倘若读者从“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呐喊”，联想到“狂人”愈后默默无闻地就范做官，你就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改革者人性，毒化他们灵魂的顽强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极大多数尚无原创的强大的思想学说体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场，同时你一定会慑服于鲁迅五四新文化开山之作深沉的洞察力。鲁迅以后收在《呐喊》中的小说名篇中的悲剧形象，孔乙己、华小栓、夏瑜、阿Q等，乃是从这个“狂人”生发开去的。特别是《药》中的华小栓、夏瑜，不正是“狂人”要救援的“孩子”吗？不正是一个死于软刀一个死于钢刀的悲剧形象吗？华小栓与夏瑜，合其两姓，岂非华夏吗？救救孩子，不正是救救“华夏”，救救中华吗？鲁迅在自述《呐喊》14篇小说创作原旨时说过两点：其一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B11）。其二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B12）这第一点，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特定背景可以理解。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首先发难，用白话文宣扬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扬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志士仁人为之推波助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以至旧文化相匹敌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五四新文学作了开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其后他一系列的小说与杂文创作，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响应者此伏彼起。因此《狂人日记》完全可以被称为五四新文学由舆论宣传转变为实绩创造的标志。这第二点讲的暴露病根，催人疗治，历来都被学术界理论界认为是暴露旧社会黑暗统治的“病根”。笔者认为阅读鲁迅的任何作品，其认识仅止于先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旧社会，这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认识理所当然要深化到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解剖的层面。勇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没有丝毫使旧社会与之妥协，彼此“友好相处”的办法；但旧社会及其制度与文化却有无数使大呼猛进的改革者与其妥协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不对自己的劣根性加以疗救，不着力于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将孤军奋战的劣势转化为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共同战斗的强势，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来临，即有暂时的“胜利”，也会很快丧失。“狂人的”由轰轰烈烈的“狂态”到规行矩步的“官态”，由“壮剧”演变为“悲剧”，乃是鲁迅为五四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悲剧形象。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战土鲁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们，提供了一个曾经战斗过但最终归于失败妥协的悲剧形象，为全民族提供了一个艺术借鉴。它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警示意义，近一个世纪来，不仅没有消褪，反而在人们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不断鞭策他们着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尽可能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现代化前进，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奴才文化的遗毒对自己的腐蚀。

三

说到文学的传承，艺术的借鉴，鲁迅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B13）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前，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后，且二者都是“叫喊和反抗”之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吸取养料，借鉴经验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但是，鲁迅又明确指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B14）

鲁迅为什么这么直率地指出自己的《狂人日记》比前辈大师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呢？自然，这不是狂妄，而是客观的事实：

第一，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是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受到极度压抑，才感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起而诅咒上流社会的“大人物”的，他并没有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思考问题。与包普里希钦相比，鲁迅笔下的“狂人”，出身于地主豪绅家族，只要他安分守己，安于现状，他是不会感受到包普里希钦式的经济政治上的压抑的。如前所述，鲁迅笔下的“狂人”，处在一个足以锦衣玉食的豪绅家庭，却清醒地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通过家族制度及礼教来摧残人性吞噬灵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孤身一人地向几千年来的旧传统挑战质疑，以弱势抗衡极其顽强的制度与维护制度的文化体系。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狂人”形象，前者是无从同后者相比的。

第二，纵览果戈理描写的一系列“小人物”，其悲惨的命运几乎都是作了俄国官僚制度的牺牲品。而且，他们微弱的反抗，都是孤立无援与畸形的。《狂人日记》中的包普里希钦，《外套》里的巴施马奇金，所希求的也不外乎是改变他们受侮辱受损害的生活，争取提升到上流社会中去成为“上等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勇敢地挑战有着几千年履历的整个“吃人”的制度，挑战这个制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体内容，并进而挑战它的核心——等级制。鲁迅笔下的狂人，没有包普里希钦那种可怜的“提升”的欲望，没有爬到“吃人”高层那种追求，他痛恨“吃人”的人，希望能劝转他“大哥”一类人改恶从善，他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人吃人”现象的世界。从两个“狂人”的反抗的内容与理想的追求的比较来看，前者与后者也绝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与鲁迅的狂人的反抗虽然都是孤立无援的，但包普里希钦仅仅是为了自身地位的改善与提升，因此他不可能与广大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起。而鲁迅笔下“狂人”的反抗，是直接从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灭绝人性禁锢思想的弊端出发的。他已经开始注视到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疾苦，痛苦于他们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的劣根性。因此，前者因脱离民众而失败，后者则因民众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合理而又超常的思维遭致失败，前者是落伍者，后者是先驱者，二者岂可同日而语？

第四，果戈理对于包普里希钦与鲁迅对于“狂人的”态度不同。果戈里对于包普里希钦这类“小人物”是充满着同情的，这当然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他对包普里希钦的必然发狂必然毁灭的原因挖掘不够，对于包普里希钦的鼠目寸光脱离民众更是批评不够。尽管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悲剧形象自然缺乏更深的思想内涵。鲁迅笔下的“狂人”思想内涵之深，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中，即使是世界近现代文学中都是少见的。鲁迅笔下的“狂人”之悲，真正在于他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自由地思想，独立的人格。“狂人”未狂前本来是一个为争取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力抗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的精神界的战土，被迫害致狂当然是悲剧。但“狂人”在狂态中还残存着精神界战士特有的思维，这种狂态思维仍然不失其自由的成份。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对过的一切，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交给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永远堕入了失败与悔恨的黑暗深渊，从此变成一具行尸一块走肉，这是何等深切的悲剧啊！如果从鲁迅作品中找出“狂人”的同类来，他最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狂人”与魏连殳在艺术上存在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是源远流长顽固不化的，改革志士绝对没有使它有丝毫改善的可能性，倒是它有千万条软硬妙策可以使改革者屈服。鲁迅着眼于此，为改革者们发出了无比悲愤的呐喊，一方面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一方面让他们照“狂人”这面镜子以自鉴。鲁迅说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要“忧愤深广”，其蕴含的严于解剖民族严于解剖自身劣根性的深旨，盖在于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