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1934年6月4日，最初发表在6月7日《中华时报》副刊《动向》上，署名霍冲，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妄图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对外出卖国家领土，对内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一些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甘作“洋奴”，极力鼓吹“全盘西化”，完全否定我国的文化传统，以此对抗革命文化。革命阵营中一些同志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潮和观念。

    二十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对内采取高压政策，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文化界反动文人的复古主义逆流，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的“全盘西化”思维甚嚣尘上，为了促进革命文化的健康发展，1934 年前后在左翼文艺队伍中进行了对文艺大众化和文艺新旧形式等问题的讨论。许多人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为了揭露和打击敌人，澄清错误认识，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创造的通俗形象的新名词，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对待中外文化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态度。

    作者要论说的是“拿来主义”，但文章的前半部分写“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它是针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近代的“闭关主义”必然导致“现在”的“送去主义”。“送去主义”是一种有往无来的卖国行径，必然导致国势日弱，被动挨打，从长远看，将造成亡国灭种。因此，采取与“送去主义”针锋相对的“拿来主义”就刻不容缓。“送去主义”和“拿来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破”正是为了“立”，“破”得彻底，“立”得才牢靠。

    “拿来主义”的光辉思想，贯穿于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一生的言行和著作中。早在五四时期，他就一方面和那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御用文人，那些主张尊孔读经开倒车的“国粹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从事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考订、辑录、校勘、评价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出了批判继承的光辉榜样。至于对外国革命文化的介绍，也花去了鲁迅一生中大量的心血。鲁迅从自己参加社会斗争和文艺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深感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因此，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钻研和分析论证，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比如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旧形式的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在《〈木刻纪程〉小引》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又具体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不难看出，鲁迅关于批判继承的这些论述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

 

宇小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