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他们本身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我写这一题，我触及此人，大约总有些人看了便不耐的—又是这个了！

      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以至失了新鲜感；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生命的气息，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大夫们的风骚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身于时代之外。就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启蒙者三个身份所涉及的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众性，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大众和普世原则；而启蒙者这一身份，则反映出整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需要和宽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诗人或作家必然与其整个民族的历史发生某种联系，他们一面创出新的历史份额，一面将自己添加进历史，成为整体的一环——这是作为诗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作为启蒙者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清楚的反映出这一点，但他的身上定然有着集结整个时代最典型、最清晰且最能与历史相协调的样貌特质。而之于近现代的中国无可置辩的是，能够超越时代，将进步的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乎完美的结合，并创造性的赋予其难能的启蒙者角色定位的，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人。

      竹内好认为，“论争之所以成为鲁迅‘支持自己的文学的粮食’，源于内在于鲁迅自身的启蒙者和文学家的分裂，分裂和因分裂而来的论争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死。”但鲁迅不同于沈从文或者老舍之流，没有在作品中透露出对于某一特定阶层的厌恶或者喜爱，《呐喊》中的《一件小事》最能体现他的这一想法：不以阶级观一刀切，只以个人品行给以划分，注重个人在整体中的独特性这一认知，是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专利，投影在深受西方文化震撼的鲁迅身上。然而，他又能在为整个民族找寻共同性的范例阿Q那里得意于其精到的性格刻画和精神透析，这个形象的塑造，确定了鲁迅在现代作家中的地位，尖锐的批判意识和文学水准本身的广阔度，使之穷形尽相，然而附和文本风格的作家身份，却使得隐含其中若即若离的全知视觉，成为包容鲁迅各色身份的一个借体。竹内好坚持以作家的身份来看待鲁迅，来找寻其魂魄的精髓，我们则是力图从其最初的思想中来渐成出一个最初的、完整的鲁迅。《呐喊》不是其生命的初始，亦不是其思想的终结，但在单一的意义上而言，它有着太多的初始和终结，对于文学，对于文艺界，甚或对于历史。《孔乙己》中，以市民立场进行观察的鲁迅有着莫泊桑式的尖锐和些许黑色幽默。《故乡》和《社戏》里的鲁迅，终于给我们展现了观察者以外的参与者身份——纵然《孔乙己》也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但这个半虚拟的角色与其过强的实用性使我们很难注意作者身份的重合之处——在大量、零散的情景叙述中，农村的破败展露无余，乡仕的肖子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找寻自己精神家园的元件，脱落了现实的斑驳，得到着力点，进而升华，物我孑然，不可复制。到了《风波》，写的依然是农村，笔调却转了，犀利快捷，武道里谓之“一击制胜”，用笔简之又简，出力准而弥坚，讽刺辛而不辣，凝神专且丰蕴。在缺乏宗教性传统的宗族社会里，“理性”被用来补一个缺了大口的碗，散漫的社会与其用阶级论进行解释，毋宁投制度论、环境论的靶子要来的切如。《呐喊》中的农民，更多的是作为薄弱的个体依附于一个既单一又立体的广大环境一角，但其中的女性，则开始显现作为最底层架设的苦闷和悲砺，《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阿Q正传》中的吴妈和小尼姑，遭受最下层男性无礼对待的女性，是制度和天性的牺牲品，这里，还可以瞥见鲁迅早期的自然论倾向。而事实上作为现代最早期白话文标志的《狂人日记》则最为出奇，倘单看，此篇文本反封建的主题不比《阿Q正传》直接的人性刻画来的深刻宽广，但却更加明示出作者一段时期内人生观上的一些倾向——作为鲁迅最为推崇的作家之一，约拿旦•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人类、反社会情绪，“以夸张渲染时代的生气，藉荒唐痛斥时代的弊端”。这种情绪，也较为明显的体现在了《狂人日记》中——彻底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的鲁迅，同时也是间接否定了我国四千年的文明制度史。然而之后他的作品逐渐收敛了发泄和悲观，开始针砭和讽纳，所以，正如他自己如何评价斯威夫特：“在厌恨和悲观背后，应是一种苦涩的忧世情怀”，其本身亦是一个扎根民族文化的伪背道者。在他篇幅最长、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对待癞头疮的主人公，他的态度被人们总结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其三年前的态度相对照，赫然发现同一个《呐喊》创作时期的鲁迅，也是因“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而变改了许多。这正是其启蒙者意识的醒觉与作家身份的社会性功能决定的，此处他已经开始逐渐抛却作为知识分子的私人性，一面以着作家的社会性共适调节自己内在的冲突与失落，一面开始积蓄作为启蒙者的认知度与和谐性。

展开全文阅读

      然而鲁迅启蒙者的身份是孤独的，此后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他从未与任何势力进行有效的妥协，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这个身份更是断裂的。《呐喊》作为第一部，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小说集，其启蒙方式和创作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却并未使鲁迅沿着这条路一直开拓、挖掘下去。中后期开始，他选择了作为一个杂文创作者的社会批判方式，以期更为快捷、有效的反映、揭露问题，找寻出路。作为后来者，我们无从怪责他的选择，但是，在达到应有的主观高度之后，放弃了在客观界留下启蒙者遗产的最佳生产方式，热衷于单一的论战，导致其后作为文化独立性、民族传承性标志的作品在整个中国销声匿迹，可能并非是其一人的责任，但这的确是个不小的遗憾。于是，在关于现当代的文化传统中，鲁迅通常被单独列出，一是因为其泰斗的重要性，二却也因为其特殊性，作为新时代文艺巨擎的他，却也是那唯一断裂的一层。于是，这本《呐喊》注定从来都是孤善，我们在其中找寻息息相关，仍未足够冷却的时代，又向往着从罅隙中觅得我们知道，却又不知道的传统的桥接。

      在对于传统的有限接续中，我们每次停下来回头，都会发现，有响亮，但却孤单的呐喊声投诸前方。然而，前方，仍未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