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第一章发表于“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后来鲁迅越写越认真，从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的问世，在当年的中国文坛上几乎拔地卷起一股“阿Q旋风”。人们争相阅读这篇思想深邃、人物奇崛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其热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冶秋在《“阿Q正传”──读书随笔》中说：“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二为一；第九遍：又一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四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第十三遍：你觉得他是一个镜；第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一、《阿Q正传》结构分析

（一）故事为主、相对独立。

通篇小说由许多故事构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有一定联系，而每个故事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若干个故事串成一个阿Q的大故事，展现了将到而立之年的阿Q在赵太爷的巴掌下，失去了姓赵的资格；在赵秀才的竹杠下，失去求婚和出卖劳力的机会；在辛亥革命中，又在假洋鬼子的 “哭丧棒”下，失去参加革命的幸运；最后在把总老爷的屠刀下，失去生存的权利的悲惨生活遭际的故事。既吸取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故事为中心的结构特点，又和古典小说的纵切面式结构有些不同：第一、二、三章是横切面式，第四至九章是纵切面式。

（二）单线发展、有藏有露。

小说第一章是序幕，考证阿Q的姓名、籍贯，表现他的社会地位。第二、三章是开端，展现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第四、五、六、七、八章是发展部分，其中四、五、六章表现了精神胜利法所无法解决的两大人生问题，七、八章则描写精神胜利法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第九章是高潮和结局部分，描写精神胜利法造成“大团圆”的悲剧。

整篇小说以暴露阿Q自我意识完全丧失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为重点，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江南农村未庄为背景，以阿Q中年时期的活动为线索来安排结构。在阿Q命运悲剧的单线发展过程中，集中选择了阿Q生活道路上的三起四落：赵太爷的巴掌使他失去姓赵的资格，闲人的打骂使他变成“虫豸”，而调戏小尼姑使他取得绝对的胜利；赵秀才的竹杠使他失去求婚和出卖劳力的机会，但进城偷窃却使他全面恢复名誉；革命到来使阿Q感到新鲜和兴奋，但是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却使他失去参加革命的幸运，最后把总老爷的屠刀使他成了冤死鬼。在这三起四落中，有两次是关键的转折点：第一次是“恋爱的悲剧”，他给阿Q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第二次是“不准革命”，它是阿Q生命的转折点，它宣告阿Q在未庄已经成为多余人，等待他的只有“大团圆”的悲剧结局。

为了突出阿Q这个主人公，突出他的性格特征，小说在结构上注意讲究有藏有露。跟阿Q有密切关系并且能够充分体现他的性格特征的故事，就用露的手法表现，否则就用藏的手法表现：阿Q在未庄的活动情况用露的方式展开，而在城里的活动情形则以藏的方式处理。在人物的设置方面也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除了阿Q这个主人公之外，其他的陪衬人物可以分为四类，即1、统治阶级人物（赵太爷、钱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2、帮闲阶层人物（赵白眼、赵司晨、地保、酒店掌柜、邹七嫂等）3、被压迫阶层人物（王胡、小D、吴妈等）4、最低阶层人物（小尼姑、老尼姑等）；他们都围绕在主人公阿Q的周围，根据表现阿Q的性格特征的需要而出场或退场，而他们自己的具体活动则以藏的方式来处理。

（三）穿插议论、环环相扣。

虽然小说不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但是在小说中却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叙述者”（第一至四章是全知叙述者，第五章是以阿Q的观点叙述，第六章是以未庄人的观点叙述，第九章先是以阿Q的心理感觉和目光观察来叙述，最后全知叙述者再次出面讲述故事的尾声）。这个“叙述者”像是命运的预言家、先知和智者，他对阿Q、未庄、革命及其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了然于心、无所不晓，因此能够在作品之中指点读者，为读者作说明、加按语、发议论，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叙述者”在故事之间所发表的一些议论虽然属于非情节因素，但是由于它们跟小说的艺术描写部分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成为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有机部分。

第一章的“序”，以议论为主，属于杂文笔法，但却和整篇小说浑然一体，毫无不协调之感，而且不像其它小说的序那样可以删去无妨；如果它一旦删去，就会成为残缺不全的作品。“序”中批判了孔子的“正名”论，反击了封建文人林纾对白话文的讥笑，讽刺了未庄人们长期在封建制度统治下所形成的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揭示了阿Q的社会地位，嘲笑了胡适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第三章续优胜记略写到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才出了名之后，有段议论（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再次讽刺了未庄人们长期在封建制度统治下所形成的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开头就议论（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运用反语鞭挞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且借题发挥地将矛头指向“中国精神文明”，显得寓意更加深刻。然后又有关于女人的议论（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以反语讽刺了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和责任都归于女人的荒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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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大团圆的最后当阿Q被枪毙后，还有一段总结发言示的议论（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鞭挞了群众们的愚昧麻木、幸灾乐祸的病态心理。

这些“叙述者”的议论，在作品中和其他的叙述、描写文字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深化明朗了生活环境和人物性格，补充了形象，表达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像锁链一样扣住各个故事的环节，把全篇小说连缀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统一体。

二、阿Q典型形象分析

自从小说问世以来，阿Q到底是什么样的典型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中华民族的典型（“国民性”的典型）；2、没落地主阶级的典型；3、流浪雇农的典型；4、辛亥革命时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5、革命农民的典型；6、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典型；7、思想性的典型（阿Q精神的寄植者）；8、某种具有种种消极性格的人“共名”的典型；9、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时代综合的典型；10、显示了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内含的社会典型；11、人类的典型（共同人性的典型）等等。

上述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成为三类：1、中国人的普遍的典型（“国民性”的典型）；2、某阶级或阶层的典型；3、既是某阶级或阶层的典型，又是“国民性”的典型。以上的不少说法存在着以局部求解整体的毛病，就是对于阿Q的性格整体进行切割，通过单侧面的观察和静态的分析之后，作出片面的推论和判断。

我们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浪迹未庄、打短打杂的质朴、时期的落后贫雇农的典型。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和投机狡猾：平常以投机狡猾获取利益，失败后则以精神胜利法自我解脱。他投机狡猾地自称是赵太爷的本家，引起旁人的肃然起敬；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和闲人碰了四五个响头后，又想象赵太爷与闲人是他的儿子而自我得意。他跟人口角而又骂不过时，就盲目自大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头上长着癞疮疤，却又讳疾忌医、以丑为美，认为别人“还不配”。他跟人发生冲突时狡猾投机地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被别人打败了，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是“虫豸”，然后又立刻自欺欺人地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而心满意足，甚至把自己的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跟状元的“第一个”联系等同而自我安慰。有一点钱时，他想依靠赌博投机来致富；赌赢的钱被抢，他就用自己打嘴巴并且觉得被打的是别人来解除痛苦。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赵秀才的大竹杠之后，他就以摩小尼姑的头皮和麻木健忘来转移和了结痛苦。看到辛亥革命居然使得举人老爷、未庄地主们惊慌失措，他便投机狡猾地对革命“神往”起来，并且想在革命中抢财富、报私仇、择女人。无辜被判死刑而画押时，他竟以圆圈画得不圆而颇感羞愧，但是转而一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想法，又使得他很快地就得到释然并且睡着了。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习惯思路、奇妙逻辑和系列等式。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形态真是五花八门：攀附法，先自称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后投奔假洋鬼子想做革命党；闭眼法，不承认自己的贫穷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由避讳到颠倒法，从避讳闲人说“癞”、“赖”、“光”、“亮”、“灯”、“烛”之类，到把癞疮疤视为是一种高尚的光荣标志、以丑为；假设法，通过想象，假设打他的赵太爷与闲人是他的儿子；先省略后扩张法，将“自轻自贱”略去后把“第一个”扩张成状元；调包法，将自己和别人对调，打了自己仿佛也就是打了别人一般；忘却法，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有些高兴”，着了赵秀才的打骂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不仅“动手去舂米”，而且还去看热闹，感到只是哭的吴妈有趣；解嘲法，画押时把圆圈画成瓜子模样而十分懊恼，后来又自我解嘲“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宿命法，当他知道将要被杀头时，“他一急，两眼发黑”，但又“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宿命法，来使自己保持泰然镇静。

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有其习惯性的思路程序，在他的思路中，“似乎”、“仿佛”特别多。“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阿Q“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等等。有时候是通过“似乎”、“仿佛”的过渡，使得“好像”的事情成为千真万确的事实；另一些时候是通过“似乎”、“仿佛”，使确凿的事情变得依稀模糊、终于忘却。

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有一套奇妙的逻辑，能够产生系列不等式变幻成为等式。他想：“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可是虽然尚未娶妻有哪里会有儿子？但是赵太爷打了他一个嘴巴和闲人碰了他四五个响头后，他想：“儿子打老子”；“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他马上就不仅有了不少的儿子，而且还有像赵太爷这样威风凛凛的儿子。这种不等式变幻成为等式的过程如下：赵太爷和闲人打了他＝“儿子打老子”；“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赵太爷和闲人是他的儿子＝实现“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阿Q的先省略后扩张法的奇妙逻辑的不等式变幻成为等式的过程如下：“我是虫豸”＝“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自轻自贱”＝“第一个”＝状元>举人>秀才＝即使不“比秀才长三辈”，也在功名上高三层台阶。

阿Q的性格还具有复杂多样、矛盾对立的特点：既质朴愚蠢，又狡猾无赖；既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既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既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既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既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既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既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既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既满足精神胜利，又诉诸物质手段；既言辞好大喜功，又行动不求进取等等。“阿Q性格的深层心理动机是怨恨。精神优胜、欺小凌弱、革命狂想等性格表象其实都是在怨恨心理土壤上开出的‘恶之花’”（魏韶华著：《“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阿Q既是一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矛盾对立、性格复杂的流浪贫雇农的典型形象，又概括了中国国民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性格弱点，成为个性与共性、具体性与一般性、现实性与象征性和谐统一的典型形象。在阿Q典型形象诞生的那个时代，阿Q性格是旧中国民族失败主义思潮的象征；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阿Q性格是中华民族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对于外国的读者来说，阿Q性格是阶级社会里世界荒谬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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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彷徨》

一、《呐喊》、《彷徨》的人物形象系列

按照小说主人公形象来分类，可以将《呐喊》、《彷徨》的二十五篇小说主人公分为三大形象系列。

（一）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以知识分子形象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有十五篇：《孔乙己》、《白光》，《肥皂》、《高老夫子》、《端午节》、《弟兄》，《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头发的故事》、《幸福的家庭》、《鸭的喜剧》。

它们又可以分为三类。1、封建科举制度的受骗者和牺牲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通过这两个知识分子的悲剧，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害和封建等级观念的残酷，另一方面也评判了他们自己的不觉悟，指出因循守旧是他们走向悲剧道路的主观原因。2、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维护者或追随者：《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是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维护者，作品无情地揭露与讽刺了这两个市侩无赖的浅薄自私的灵魂，荒淫无耻的本相；《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和《弟兄》中的张沛君是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追随者，他们一个信奉“差不多论”，一个实行“兄弟怡怡”的古训，但在事实的教训中，他们发现自己曾经所笃信和力行的某些“美德”并不真实，更谈不上高尚，并且意识到自我灵魂的渺小和不纯。3、黑暗社会的觉醒、抗争、失败、探索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药》中的夏瑜是黑暗社会觉醒、抗争的先驱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幸福的家庭》中的“他”、《鸭的喜剧》中的爱罗先珂等则是黑暗社会的觉醒、抗争、失败以后彷徨、颠簸、没落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形象最具有时代意义，揭示了个人奋斗道路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封建思想势力过于强大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是造成他们悲剧的重要原因。

（二）乡村农民形象系列

以乡村农民形象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有五篇：《风波》、《故乡》、《阿Q正传》、《离婚》、《社戏》。《社戏》中的双喜、阿发等小农民形象，发掘了农民身上故有的热情好客、聪明豪爽、勤劳质朴、天真可爱的美好品德。《风波》中的七斤、《故乡》中的闰土、《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乡村农民形象，反映了农民在经济、政治、思想上所受到多方面的深重压迫与精神毒害，使得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变得落后、保守、愚昧、麻木。揭示了农民不能不革命的生存处境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的两者之间的矛盾。

（三）城镇劳动者形象系列

以城镇劳动者形象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有六篇：《药》、《明天》、《一件小事》、《兔和猫》、《祝福》、《示众》。《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兔和猫》中的三太太、《祝福》中的祥林嫂、《示众》中的看客等城镇劳动者形象。《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被正面歌颂的工人形象，歌颂了他正直无私的性格和勇于负责的品质。《兔和猫》中的三太太既对弱小者具有善良公正的品性，又对弱小者遭受杀戮的悲哀并不敏感。《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与《示众》中的看客，则表现了城镇劳动者的迷信、守旧与冷漠、麻木。

 

杜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