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诗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时韦觳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诗圣。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于是元稹认为，李白虽然也会写诗，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元稹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坚决反对抬高杜甫，贬低李白。其实，韩愈不明白，元稹这样惊世骇俗，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为]白居易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要达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办法，又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一误导，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他一生五十九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看着看着，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看见一匹骏马，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的这些诗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

      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反复这样强调。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更进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他还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固然也够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四十四岁。随后在逃难中，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看着京城的残破，痛心疾首，写下了他的名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由于官小诗名也小，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他就乘机逃出长安，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心，封他为左拾遗。后世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么来的。他不懂官场的厉害，只知道知无不言，结果上任不久就贬了官。由于俸禄太少，又当战乱，他干脆弃官，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也许真的诗是穷而后工吧，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磨难，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来记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备受后人赏爱，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每一个字都是他眼中的泪，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无可奈何的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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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一路上他声酸词苦地唱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食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他一路这样吟唱着，终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建成了这个草堂。“但有故人供禄米，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脸上终于闪起了一丝微笑。他被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他心情轻快地唱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还在四川流落了几年，才终于由湖北转入湖南。路过岳阳楼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登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整个江南地区被洞庭湖分割在东南两侧，无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着。这时杜甫已经五十七岁，离去世只有两年了。要不是有文献资料为证，谁敢相信如此气魄雄浑的诗句，竟是个多病的老人写下的。

      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岁时，终因贫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一个对中国诗歌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

      千秋诗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刺激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杜甫的确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学他；另一方面，杜诗又特别经得起琢磨，也使后人乐于去学他。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这使他对诗歌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告诉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简直把诗当成传家的祖业。写诗对杜甫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转移和储存方式，是使自己从苦难和卑微中跳出来的手段。他声言“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明他写诗是反复推敲，反复锤炼的；由于驾御语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细琢，特别耐人寻味。尤其是他的律诗，几乎每一个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字来代替。比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

      诗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别形象，特别有动势。“平野阔”，天就显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离；反过来，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觉，又会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广阔的印象。散乱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着江水前进，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这两个字本来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处，这就使这两句诗一下变活了，有了更多的层次。杜甫这种驾御语言的本领，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境界雄阔，音调响亮。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后人认为这是唐诗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尽长江滚滚来”，抽出去单看也很有些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但前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有一种萧杀的气象，是长江之水流得很艰难，就与李诗的意趣大不相同了。这首诗就像流过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宽广，看似平缓却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冲力。

      最为难得的是，杜甫捧走时代的血泪，反复提炼，用沉重的笔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世界上只要还有不合理的贫富对立，这两句用红宝石拼成的诗句，就将永远使人警耸。

       

曹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