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周宗富

文本如何定位，这不仅取决于一种文本的体式。小说与戏剧长于在情节发展的时间的流里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出立体而多层面的人物性格来，这种人物性格不同于生活中人物性格的不鲜明、呈现的冗长与模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则与此迥异，作为一篇记人记事的散文，更多的是强调从“记”者的强烈感受出发而抓住人物形象当中感受到的最鲜明的一点来写，这时人物性格的呈现是片断与零碎的。

那么该给《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如何定位呢？作为一篇记人记事的散文，所记人物当然要呈现出一定层面的性格来，教学中我们似乎习惯于由人物性格层面来定位，所写人物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物？作者又是如何来描写人物？长期习惯照此处理，我们便不再思考会不会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了。南开大学徐江老师在他的《体验“生命之奥”：情感的魅力——<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里提出由情感体验的角度来定位这篇文章。

从人物性格到情感体验，看似只是换了一个角度，看似只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由此而开辟出来的天地却是迥异的。

一 文本的定位不同，摄入的信息量也就不同。

如果我们从人物性格分析来解读，课堂教学往往便循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梁实秋笔下的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梁实秋是怎样写梁启超先生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位老师设计的板书吧。

人物特点：身材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肥大长袍，步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潇洒、自信

开场白：极简短、独特———生动、幽默、谦逊、自负

声音：沉着而有力，洪亮而激亢———沉稳

内容：丰富而有趣———博闻强识、学识渊博

表情：成为表演，大汗淋漓，状极愉快———感情充沛

神态：生动有趣———自负、谦逊

语言：旁征博引———风趣、博闻强识

动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由洒脱

   由这位老师的板书不难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分析是在把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归纳与概括，比如由文章中“身材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肥大长袍，步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句归纳其性格为“潇洒、自信”……但必须要看到的是，有些概括是牵强附会的，“身材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肥大长袍……”等又怎会得出“潇洒、自信”这一结论来呢？如果由“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倒也还能接受；其二，整个板书清晰地表明了材料与人物特点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统摄了这篇文章几乎所有的信息，但必须要明白的是一篇散文的教学不能建立在一种思维的割裂上，不能建立在散文材料的切割与孤立上，而忽略了思考想像各材料之间因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体味空间。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段文字如果只从人物性格分析的角度来解读的话，那么便只得到 “感情充沛”这个干瘪抽象的概念因而显得毫无意义。但如果能深入到情境当中，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再现一个当年梁启超先生讲演时的场面，与之共哭，与之共笑，与之共叹息，与之共“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同时能更深入地去思考他为什么时而哭泣，时而顿足，时而狂笑，时而叹息的深层次的个人与时代的原因，他为什么最喜爱《桃花扇》？他为什么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时，他竟悲从中来，竟至“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呢？他为什么在讲到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竟至“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有所补充，也就是补充有关《箜篌引》、《桃花扇》的内容，还要回顾老杜的诗。因此徐江老师强调要讲“韵文之情”。也许有人提出这样讲是不是喧宾夺主的疑问，把《记梁任公一次演讲》解读变成了某些“韵文”的解读。诚然，有这样的嫌疑。但这是无法回避的嫌疑，在这里作一点儿“知人论世”的背景性解读是必要的。因为你不这样做，也就无法理解梁启起为什么能有那样动人的讲解。比如评析《桃花扇》有关唱段，梁任公说那些唱词都是从“腔子”里带着“鲜红的血呕出来的”。况且梁任公在演讲过程中，曾明确说过，他当年参加革新运动就是受这些文学作品的的影响。抚今追惜，虽是学术演讲，然而作品中忧国之痛自然会触动他的忧国之情。这种“知人论世”性的背景扩展解读，是必须要做的。是梁任公理解了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所以，他才能有那样情感化的演讲，他才能讲出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我们后人解读这篇文章，也必须理解有关的韵文情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梁任公的演讲。这是解读教学逻辑所必需的。这样所摄取的信息和学生思考体味之广、之深，从人物性格角度分析又岂能与之相比呢？

二 文本定位不同，文本的韵味与情致也就不同。

除了前面讲到的摄入的信息不同而外，第二点便是因定位不同而致的韵味情致的不同。

下面看文章中的一个片断：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如果从人物性格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段似乎可以把它省略不讲的，或至多只从写人物的方法得出一个苍白的“侧面描写”，当学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后，思维与想像活动也便停止了，“味”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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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情感体验来品味这一段呢？ 

作者一方面并没有写当年梁启超先生朗诵、讲解这首诗时的情景，但《箜篌引》这样短短四句、十六个字的诗，经梁启超先生的诵读、讲解，却能“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梁启超先生诵读、讲解此诗时是入到诗里去的，乃至于“我”也入到这诗里了，也入到梁先生演讲此诗时而形成的氛围里去了。另一方面作者提到了在听梁任公先生演讲二十多年以后，偶渡茅津渡时，眼中所见是苍茫景象，心中所感是哀从衷来，而且不由想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当时的情景就不仅仅有着《箜篌引》诗里的苍凉与悲哀来，也融入了梁启超先生往昔解释此诗时的音容情貎，融入了作者当年听老师讲解时的印象、情感、记忆来，二十多年了，今天诉诸笔端却仍然是那般的鲜活。徐江老师在他的文中所写，是“黄河渡口触景生情，记忆唤醒对往昔梁任公演讲‘公无渡河’经验的回忆，这是诗中的情景及演讲者富有情感的‘朗诵’、‘解释’所致。”时间会销蚀掉许多情感与记忆，但沉淀下来的，往往是烙在心灵深处的印象与情感，可以唤之即出的，可不是吗？梁实秋先生二十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来，仍旧是历历在目。 

    前面所引的那位老师的教案，提到了人物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如果放在几十年的时光流逝之后，作者回忆起来，依然能鲜活如初，如果能从情感体验出发，学生就能浸润于想像之中，所思所体验的情韵亦如当初。

三 文本定位不同，解读文化品位也就不同。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对一些特殊的字词用法应该具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力，这样才能深刻地把握文本。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的，因而对文本的把握是浮浅的。

比如关于“记”字的理解，在徐江老师关于《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解读中，正是由于对“记”字的解读，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梁实秋对梁任公的深切情感。

徐江老师关于标题中的“记”，他理解成为“回忆”，“记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就是“忆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梁实秋的“记”，其实就是梁实秋的“忆”。

这种解读就与人们常规的“记……”有意识的记叙行为区别开来，明确地阐释了梁实秋“记”下来的东西，是他过去生活经验的碎片在记忆中无意识保留下来的，这种非功利，无意识“记”下来的东西，在岁月陶洗过后更显得珍贵和真实。它说明生活经验在梁实秋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江老师以“记”为“忆”的解读，体现出“记”的时间苍桑感。

更需特别指出，徐江老师把“笔而记之”的“记”解读为“弔记”，使我们不仅明白了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的本来用意，而且还明白了过去一直没有解开的疑惑——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记的记念》——为什么用“记念”而不用“纪念”。过去，人们往往以为鲁迅先生以“记念”来“记念”那些为民主而牺牲性命的“先躯”、“猛士”是当时白话文刚刚兴起，用语还不十分规范、严格，“记念”与“纪念”是通用、互借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种情况，“记”是“弔”，是“祀”。它是对逝者的祭悼、缅怀。梁实秋写下以前的一段回忆，“笔而记之”，是以《记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这篇文章来祭悼、缅怀梁任公先生。据徐江老师讲，他之所以对“笔而记之”的“记”做考证，是因为明显地感到如果把这个“记”理解为“记”下来的“记”，那么“笔而记之”就有些重复，因为“笔”不能简单地理解“用笔”，这个“笔”本身就有“表述”的意思。他考证出“记”有“弔”、“祀”的意涵，那么，“笔而记之”，就是把前边的有关回忆叙述出来，以此文来弔梁任公先生。所以，这种具有文化性的解读就使读者真正理解了梁实秋的写作用心，讲给学生，无疑拓展了文本解读的文化视野。

四 文本定位不同，学生的思维张力也就不同。

人物性格与情感体验相较，在思维张力上的不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

一方面从思维品质来看。如果依然从人物性格角度来解读，依凭着自己的直觉，进而得出印象，对材料作一些概括，忽略了特殊（区别于一般）下的情感、性格的丰富性，忽略了材料与材料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比如文章中写声音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如何就给它概括为“沉稳”呢？“声音沉着而有力”概括为“沉稳”倒也勉强，而“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如何又和“沉稳”联系得上呢？姑且不论概括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全面，单从学生学习角度来看，这样由特殊到一般的直觉的语词转换有意义吗？学生很难接受这样的解读，从情感上来说他们是怠惰的，或者说这样的分析是无头绪、无价值、无张力的。如果我们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可以去想像当时融入诗歌（《箜篌引》等）、听者（屏息以待）、家国之忧等多种情感酝酿而成的情境之下的梁任公一种怎样的性情，而这对学生的要求就不仅仅是归纳概括，不仅仅是理性分析，不仅仅是情感融入，等等。

一方面从思维的广度来看。一篇文章中某一句子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这个句子是放在一定语言情境下的，脱离了一定的语言关系、情境关系，这些句子便变得毫无分析的价值。比如文中的这一句，“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脱离了文本，这句话至多也就只能说它是对人物的一种侧面描写而已。如果放在文本整体情境中，才可以体味特定情境下的听者之情，那种因崇敬而生的期待，期待下不愿去惊扰；记起后大家的一种全身心的释然。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去体味，去思考，去融入，才可以去想象一个怎样的梁任公。而从人物性格角度去分析显然是割裂了文本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只对所面对的文本作单一、偏面的概括。

另一方面从思维的深度来看。我们还是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倒数第三段来说明，具体见本文阐述第一点时的引例。

这一段写了梁启超先生在演讲时情感的外在流露。作者先用了一组短句来写他情感的急骤变化，“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接着便是没有任何收束性的动作“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接着便“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此时的梁启超先生已经是歌之不足，便手之，便舞之，便足之，便蹈之，他已经完全不是“他”了。我们了解了外在呈现的情感变化，接着就需要思考这种情感变化的内存依据。

由以上分析可知从情感体验角度出发，一可以引导学生融入情感，与诗、与文、与人形成一种情感的共振、融合；二可以发挥想像，想见当时一个“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想见当时时而掩面，时而顿足，时而痛哭流涕，里面张口大笑的梁启超；三可以静思默想，一首《箜篌引》一经梁启超先生的讲解何以在二十多年以后会引得作者“哀从衷来”。一首《箜篌引》、一位梁启超、一位梁实秋这三者有着怎样的一种情感勾连呢？这样就引得学生进入到一种“场”当中，情感的“场”，思维的“场”，想像的“场”中。

 

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