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讽谏”是中国历史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是调节皇权与相权的一种手段。其间有“士”的担当和抱负，但更有他的无奈与屈从。《邹》文的说理技巧结合劝谏者的角色定位，是讽谏成功的要素。但以人格丧失为代价的讽谏文化，其文化逻辑却具有二律背反的特质。它在制约皇权的功能上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而对“士”本身的精神戕害却与日俱增，对封建专制的强化甚至助纣为虐。如何评价“讽谏”这一政治参与方式与“士”行为处事方式对中国历史的多重影响，以构建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在教学中给学生以新的启迪，是语文教师的义不容辞的教育任务。

关键词：

    “讽谏”、士大夫、文化逻辑、价值、角色定位、臣妾、人格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权虽是至高无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却受到相权的部分制约，而制约手段之一就是大臣特别是重臣以“讽”的方式使帝王接受自己的施政主张。“讽”这一劝谏形式，是帝王与大臣调节权力关系的一个平台，这其间演绎了许多悲喜剧，或者说，中国历史政治舞台大戏演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讽谏”。“讽什么？”“怎么谏？”“讽谏的结果如何？”这些历来都是胸怀天下的谋臣志士的题中之义。“明君贤相”的共治格局也历来是封建统治集团所醉心向往的一种政治理想和治理模式。但是，要建构这一模式，却需要相当苛刻的前提，即，一是最高统治者不至于过于低能、独断与荒淫，在一定范围内与程度上愿意倾听与接受不同的意见与建议；二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要有相当的处世经验和应变能力，在向君王陈述自己或某一集团的意见时要讲究策略，即讲究劝谏的艺术；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专制制度的本质是不容你有任何分享权力的念头和行为，最高统治者正担心你功高盖主，害怕大权旁落呢，你如果出言不逊或者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影响力，这正好给他提供了口实，特别是那些缺乏自信、草木皆兵的帝王，他内心的虚弱正好要通过外表的残酷与血腥来掩盖与弥补的。这样的史实举不胜举。所以，权势人物放低姿态，甚至不惜把自己降到没有人格尊严的奴仆者地位，虽是无奈之举，却也一种非常有效的自保手段。通过这种自保，可以在君王的同意和支持下，比较顺利地实施自己的施政理念，达到“保国安民”、“建功立业”之目的，这也算是一种次优选择，如果历史不给你既能保持气节，又能“保己保国安民”的最优选择的话。

从上述意义上看，《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昭示了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讽谏艺术所具有的弹性空间和它所发挥的极致，虽然这是以付出人格尊严为代价的。但纵观历史，士大夫阶层中的许多人丧失气节与尊严本身是一种悠久的历史现象与传统，不可能刚刚从邹忌才开始的。许多以善谏著称的历史人物，大多看上去不大有骨气的样子，可能只有魏征是个非常特殊的个例。这是文化与制度造就的结果，与个人品行、才能关系不大。相反，历史上那些以苦谏、强谏、硬谏甚至死谏而闻名的忠义之士，其结局之悲惨令人咋舌。因此，苛求古人虽然痛快淋漓，但却比较难以对们作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也难以挖掘“讽谏”这一特有的政治现象所包含的文化逻辑与历史价值。

从文本看，邹忌巧妙地运用了类比说理的技巧，以家庭琐事类比朝廷大事，以个人小事类比国家大事，以私事类比公事，其要义在于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施政理念通俗化、生活化和简明化，但通俗而不庸俗，简明而不简单，这其中包含了邹忌的政治智慧和担当意识，也彰显出一位谋士与知识分子对于以齐威王为代表的国家的忠诚与责任。这是说理艺术与担当意识的结合，是忠诚与智慧的融合，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因此，邹忌就能在“三问”“三答”、“三思”、“三比”的说理流程中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齐威王思想和心灵防线的突破，成功地说服了他采取广开言路，改进国策的措施，形成了“三变”的良好局面，成就了“朝于齐”、“战胜于朝廷”的国家战略目标。试想，如果邹忌无缘无故地跑到齐威王跟前，一声断喝：“你上当受骗太深了，再不改要国破人亡了！”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通过类比来说理，以小喻大，给人缓冲的效果，不会感到太突然，即使涉及到敏感话题，也不会使人觉得太刺耳而难以接受。

类比或比喻说理，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士”所特别擅长的说理艺术，在各国诸侯为争霸而急需用人之际，那些满腹经纶、巧舌如簧的纵横之士，正是运用这种汪洋恣肆的说理技巧，游说于各国君王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并且意外地造就了一个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因此，《邹》文显示的这种独到的说理艺术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不只体现在更容易被齐威王所接受，更在于这表现了“士”滔滔雄辩的风采，表达了他们的精神价值取向。虽然，我们有“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古训，但只要换一种思路就明白，忠言顺耳不是更有利于行吗？良药甜口不是更利于病吗？因为在一定的情景下，作为也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帝王，不是反对或反感你提意见本身，而可能是你提意见的场合、方式、语气和角度，有的还可能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考虑问题时的利益关切点不同所形成的意见分歧。因此，要说服对方，除了勇气、忠诚，还必须添加策略与智谋。

这样说来，要使讽谏取得成功，劝谏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与素养，其中掌握相当高明的说理技巧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拉近与帝王的距离，也就达不到劝谏的目的了。但是，历史上劝谏成功的毕竟是凤毛麟角，那些同样擅长类比或比喻说理的“士”以失败而告终的不在少数。为什么只有像邹忌这样的人才会成功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角色意识与定位，而这种意识与定位不能是刻意和做作的，而是不露任何痕迹的自然与到位。只要简单分析一下邹忌劝谏时所运用的说理材料就可知端倪，文中，他进行了非常自然但意味深长的对应：妻—宫妇，妾—大臣，客—四海之宾。所谈之事是“比美”，所涉及的政治话题是广开言路。这一下子就把原来的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贯通起来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历史上虽然统治者历来把这两种空间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分隔，并用严刑酷法加以防范，如“后宫干政者立斩”等，但家天下是封建社会的本质与常态，在帝王的意识深处，国，就是他的大家，家，就是他的小国，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你才是自己人，才好说话，我才能体察到你的耿耿忠心。或许，邹忌在选用这一材料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妙用，但这恰恰证明“家天下”观念是深入到人们的骨髓深处而无法自拔的。所以，邹忌与齐威王既然很容易在感情上形成默契，就必然会在政治上取得共识。所谓“家国情怀”就是对这层关系的真实注脚。当然，邹忌之类，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家庭成员，但绝对不会是平等的一员，只能是奴仆，是臣下，只有在这个角色位置上，去劝谏，才有可能会有所收获。这是其角色定位的第一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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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奴仆也就罢了。我们再来看邹忌的“三比”，他居然把掌握着国家重器的朝廷大臣比作“妾”了，其地位甚至不如齐威王的“宫妇左右”。这应该说是过于自轻自贱了吧，特别是在战国那样在政治上还算比较宽松的时期，这种自比的必要性好像值得商榷。但纵观历史，我们也不必奇怪，屈原，这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不是开创了把“士”比作“香草美人”的先河了吗？不是把自己被放逐比作“怨妇被弃”吗？唐朝的朱庆馀为了献媚张籍不是留下了“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等令人作呕的诗句吗？其实这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自命不凡的士大夫会如此的低声下气，失去了应有的风度与尊严呢？道理很很简单，现实是残酷的，利益是诱人的，纳入体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也不能有独立精神的。再从男性视角说，对女人的占有与征服，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高峰体验和所谓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何况作为自我欲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帝王，在满足其权欲的同时，再适时满足一下作为男人的特殊占有欲和征服感，岂不是人生的大快事？所以深谙帝王心理的邹忌，就自然投其所好，自居臣妾角色，并一举讽喻成功。因为，怜香惜玉是男人的本性，当自我感觉已飘然欲仙时，齐威王还有什么理由要拒绝来自“臣妾”撒娇般的所谓劝谏呢？这是其角色定位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我们理解像邹忌这样的士大夫行事处世的关键所在。

从《邹》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说理技巧加家天下观念加臣妾角色等于“讽”，等于劝谏的成功。这个公式在一般情况下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中国文化逻辑；士大夫的一切都是我孤家寡人赐予的，其所有成功的荣耀和失败的耻辱都源于一个人喜怒哀乐，在体制的强大力量面前，士大夫是一群没有骨气的奴隶之辈，有骨气的早已被体制之巨石碾得粉碎。士大夫中的良知之属，努力在自保与保国安民之间寻求平衡，有的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邹忌、晏子等，有的逃离了体制，如陶渊明，有的沦为体制的帮凶，成为体制组成部分，这类人比例最高，也是中国文化逻辑的归结点。这个逻辑隐含的意义是：在平衡皇权与相权的动态过程中，士大夫要谨守本分，自甘匍匐天子脚下的位置，然后，寡人才愿意采纳一下你们的意见，一则满足士大夫的虚荣。二则成全自己明君的社会声誉，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然而，君臣之间的蜜月是短暂而充满变数的，皇权的贪婪与张狂本性可以在瞬间把一次次蜜月演变成一场场喋血的恶梦，而“士”的悲哀并不在于因一再如此而如梦初醒，从此改弦更张，探索新的参政方式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而是一如既往，飞蛾扑火般地前仆后继，痴迷地吸附于日益庞大而腐朽的封建专制肌体之上，继续把它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和虚幻的精神寄托之邦，无怨无悔，代代传承，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奇观。但是，这种历史状况并不代表可以否认《邹》文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不意味着可以否认邹忌对齐国所作的贡献，不能否认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忠君爱国情怀，以及像邹忌那样的治世能臣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贡献。至少，这样人的存在，带来的是社会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进步，这总要比奸雄当道，生灵涂炭强多了。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善谏”的人正以牺牲人格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参政权和普通民众的生存权，这种担当，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可敬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中国文化逻辑的死结与悲剧。

当然，《邹》文所在的《战国策》所记载的人物和历史事件，夸饰和虚构的成分偏多，真实性与可信度也需要打折扣。但毕竟还是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政治纷争格局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与心态。因此，像邹忌那样的敢于与善于担当，像苏秦那样纵横捭阖，等等，构成了一幅风诡云谲的历史画卷，其人物行为和历史事件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它基本吻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相关元素和士大夫的精神追求。这个历史价值中积极因素，我们不能轻言抛弃。讽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担当了延续中华文明香火的历史重任，特别是个别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精神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彪炳史册，是我们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

但是同样，以《邹》文为代表的“讽谏”文化必然会走入历史的死胡同，一群丧失了独立人格与精神信仰的知识分子不但无法引领中国走上由普世价值引导的新生之路，有的反而成为阻挡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秦汉以降，皇权日隆，相权式微。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日益严酷，到明清时，封建专制制度登峰造极，最后轰然崩塌。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企图通过以“讽喻”形式制约皇权，以“文死谏，武死战”的悲情方式来实现士大夫们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家天下”观念的毒害和“臣妾”角色的定位，与知识分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本质水火不容。我们在赞叹像邹忌那样的古代士大夫的智谋、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同时，也要警惕此类文化遗产对正在转型、正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当代中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特别要警惕和旗帜鲜明地反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奴仆”心理和“臣妾”的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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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