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

　　他是我仅见过三面的恩师，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认识季羡林先生的时候我19岁。15岁那一年我以全市满分的数学成绩身为理科状元考入了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后跑到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因为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我卖弄黑客技术，结果使迅鹏公司一下子损失了上千万美元，老板大光其火，愤然打出“清华北大学生一律免谈”的广告。我偷偷跑回老家，复习了一个学期，翌年又以全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北大中文系。

　　那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我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我就顺便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自己则轻装前去办理入学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我满头大汗地归来，发现老人还在原地尽职尽责地看守着我的行李。谢过老人，我深感愧疚。几日后的开学典礼上，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守行李的老人。

　　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它被中央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写成了广为流传的文章——《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接下来的故事，我想，如果我不说的话，是没人知道的。

　　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大师，只知道一个又一个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老师，低眉顺眼，俯首驼背的。老实说，在我们这些既年轻又新潮的学子眼里，看不到神圣和崇高，看到的只是普通与凡庸。

　　一年下来，我进课堂的记录只有12次！

　　犹记得那个夏日的中午，我从图书馆里煮书啃字出来，惬意地行走在花木扶疏的校园幽径上，迎面而来的季羡林先生伸手拦住我，把我揽到一边。

　　他像一棵苍遒的古树，张开一双单眼皮的天眼盯着我，盯着我又白、又嫩的脸蛋子、盯着我矮瘦匀称的身子，盯着我的大脑袋、长脖子，盯着我女人似的纤纤手指，盯着我毛泽东式分头中油光可鉴的发丝。

　　“女同学都说你长得很好看。”他笑语。

　　“是吗？”我羞答。

　　“你看了很多书？”他多了分亲切。

　　“是的。”我多了分欣喜。

　　“昨晚开校务会，学校决定开除你。”他有点担心。

　　“啊？”我有点吃惊。

　　“你去向校长认个错吧！”他拍了拍我稚嫩的肩膀，以一种惜缘的口吻怅然道，“很有太白遗风啊-----”

　　从此，我进课堂的次数开始多了一点。

　　我喜欢古典文学，但我绝不喜欢现当代文学，还记得教我们现代文学的教授是钱理群，那个时候可真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中年成熟男哦。到结业考试的时候，我在一题也没有做的试卷上写道：“你最好给我60分，否则我会爱上你的。”成绩揭晓，不多不少，我刚好60分！

　　毕业那年，赶上六四学潮。在开西的指引下，我成了开路先锋。开西跑了，学校要抓我，只要送上去，我肯定完了。

　　我想起入学前填的报名表，政治背景栏里排着的父亲、母亲、外祖父，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我知道那一行行黑色的弯弯曲曲的字符会像锁链一样拴住我一辈子。

　　最终，我没有被抓捕。后来，听说他为这事和中宣办的人拍了桌子。

　　我被打回原籍，在分配去向会议上，局长大人对着我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然后我就被扔到全市最偏远的山区——号称全市西伯利亚的山旮旯里一所村小，当了一名语文教师。

　　“我的房间

　　 从不亮灯

　　 上帝都瞎眼了

　　 这世界

　　 哪里还有光明”

　　“也知合被恶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岁月越狰狞，我越是怀念我的恩师季羡林！

　　您说：“人各有其才，亦各有其命。”是的，我不敢忘记您的淡定。

　　您说：“整人是魔，助人为乐。”是的，我一直牢记您的教训。

　　您说：“多结善缘，少种恶因。”是的，我坚持奉行您的佛理禅心。

　　从此以后，我把无知和轻狂留给了学生时代，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风风雨雨的25年过去了，我跻身于福布斯财富榜前50名。

　　趁赴京谈判的机会，我开着豪车进了燕园。

　　他老了。坐在房间里的藤椅上，好半天才认出我来。还是那双眼睛，依旧盯着我，盯着我又高又宽的身子，盯着我已成中年的福气芃芃的菩萨脸，盯着我发丝根根直立的板寸头，盯着我粗壮的手腕，盯着我长长的手指和轻轻递上的名片。

　　“长高了，那年你才这么点儿。”他抬起手来比了比，嗓音有些嘶哑。“我知道你会来的，就像我知道你会成功一样。我经常拿你作例子讲给我的学生们听，”他激动起来，“我希望他们能懂得：别以为自己多磨练一些并不重要，那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老了会多一分欣慰，像你。”

　　我松开了他那双苍白无力却扶起我人生的手，百感交集地离开了这位人们说他同时有两个老婆的老人，离开了这位从不跟老婆孩子说话的孤独老人，离开了那像主人般重病缠身的藤椅，离开了那书到屋顶的小屋，离开了窗灯齐明的教学楼，离开了少男少女们丛丛簇簇的校园。

　　步入万家灯火，独自站立街头，我望着来去匆匆陌生的人们，真想倾尽肺腑般地呐喊：人们啊，我能为您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