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程兴贵跳下50米的瀑布后，审核人员终于认定了他25.5年的教龄。审核人员说：“你的材料是张废纸”。离教龄认证截止时间还有三天，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投河自尽。

      出台实施细则后，云南省十余万代课教师终于看到了补偿的希望，却不料一头撞上了“自证教龄”的关卡。 （CFP/图）

      程兴贵的儿子程正鹏拿着父亲的遗照。程兴贵自杀后，政府补偿程家6000多块钱，并终于认定了程兴贵的代课教龄。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图）

      编者按：

      2005年、2008年、2010年，南方周末持续报道西部代课教师的艰难处境，将数十万代课教师的认定与补偿问题引入公共视野。

      2011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代课教师将获得数额不等的一次性补偿。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

      云南的十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迎来一道证明题：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贫困、衰老的代课教师程兴贵无奈自杀。

      一个旨在改变代课教师生存境遇的的政策，为何却给这个群体增添了新的创口？

      代课教师程兴贵跳下50米的瀑布后，审核人员终于认定了他25.5年的教龄。

      审核人员说：“你的材料是张废纸”。离教龄认证截止时间还有三天，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投河自尽。

      “我有证人，我有证明。”

      2013年7月17日大雨夜中，58岁的云南代课教师程兴贵从家门前两岔河近50米的瀑布跳下，自杀身亡。

      程兴贵念叨的“证明”，源于一项已在云南等数省铺开的代课教师补助性政策。根据这项补助政策，教龄25年半的程兴贵将通过换算，获得25.5个月的补偿，每月830元。这将是他生平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但前提是，程必须找到证据或证人证明自己的任教经历。

      对程兴贵这样的代课教师而言，此次补助将是他们最后也是唯一一次获得来自国家的认定和资助。通过紧张的寻找，程兴贵搜集了一切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人和证物，却仍在8年的教龄认定上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分歧。8年，6640元，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三年的收入。

      “奉献乡村教育，清贫一生”。成为全国数以万计代课教师的人生真实写照。这些“临时工”在过去10年间被陆续清退后，有的领取过数百元不等的补偿，有的什么都没有。据云南媒体报道，仅云南省此次补助的代课教师就达十余万人。

      漫长的等待以后，代课教师们终于等来了国家的资助——以及一道艰难的证明题。程兴贵最终以死自证，这也成为这一庞大沉默群体的最新创口。

      投河

      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必须把给他提供书面教龄证明的证人带到落雁乡当面作证。患高血压、脑梗塞的82岁证人拒绝。这成了程兴贵自证教龄的死结。

      “补助”的消息是今年春天通过代课教师们口耳相传来到山乡的。

      程兴贵生活的盐津县位于云贵高原趋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丰富降水形成的水系肢解了地表形态，高山深谷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落后也使得这里盛产代课教师，他们曾构成了乡村教育的主力。

      “国家没忘记我们，还有一点补偿。”村里通知填表，程兴贵意识到传言是真的，他告诉妻子胡通彩，自己代课教师的身份将为窘迫的家庭带来一笔收入。程兴贵的心情不免激动，他的教师身份已经有十年不曾被提及了。十年来务农的辛苦劳作让他迅速苍老了，他看上去更像一位久经风霜的庄稼汉。

      事实上，补助政策早在2011年就有了雏形。2011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微博）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代课教师将获得数额不等的一次性补偿，并被纳入社保。经过一年多的酝酿，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

      政策传达到共和村已经6月底了，正是一年中的农忙季节。但现在程兴贵关心的不再是庄稼，在申请结束的7月20日之前，他需要证明自己。

      7月10日早晨天不亮，程兴贵就起床了，这天是他到落雁乡中心小学交证明材料的日子。只要证明自己25.5年的教龄，他就可能拿到足额的补助金。此前，他已经在村委会填了申请表，搜集了自己历年的工资表，美中不足，工资表缺八年的。连日地奔波于村委会和工资表所在的兴隆乡，程兴贵有些疲惫。

      “他想到可以用盖了公章的教案来证明那八年，就让我找出来。”胡通彩说。教案是在黑色的资料包里找到的，和家里的存折、户口本放在一起，除了纸张经年累月有些泛黄，边角都是平整的。程兴贵接过教案本子，把一张落款为“95.9.1、落雁乡教委”并盖有红色公章的纸页沿合折处撕下。之后，他又取下另一张落款为1999年11月22日“乡教委检查组 王”字样的备课纸。他小心翼翼将备课纸折叠后放入一个仿制的旧黑色公文包中。

      程兴贵从祖宅土坯瓦房里出来，步行去落雁乡上时，天还没亮。近20公里山路，他要走五个小时。程兴贵穿着黑色夹克，脚上穿着做农活的解放鞋，跟妻子说了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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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中午，程兴贵到了落雁乡中心小学。负责审核他材料的工作人员，正是1999年签下“乡教委检查组 王”的那个王姓负责人。程兴贵递上资料，对方翻了翻，说这个备课纸不能作为说明。程兴贵反问说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对方回答说，是。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王姓负责人的一句话刺痛了程兴贵。程兴贵后来和妻子谈到过当时他的屈辱感。他感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身份证明遭到了无视，心里忽然空落了。

      当晚，程到了落雁集镇的侄女家借宿。夜里凌晨四点，胡通彩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颤抖的声音说，我睡不着。程兴贵将白天的遭遇细细地说给她听，胡通彩感到了丈夫声音里的疲惫，她安慰说“八年没有就算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被人骂过。”程兴贵告诉妻子，教了一辈子书，不想这么算了。事实上，7月10日程兴贵就生病了，他一度进医院挂水。但留给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10天了。

      次日，他花了200元钱包车到兴隆镇，找曾经共事过的朱应槐、曹贵聪、文绍清三位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但朱应槐、曹贵聪人在盐津县城，程立即又花200元包车回到盐津。这一天的花费，便已是这老两口一年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周折辗转，58岁的程兴贵为了证明自己已接近崩溃。

      曾在县城两次接待过程兴贵的朱应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初，程兴贵第一次来找他时，便已经被教龄认证程序弄得紧张异常。当时程兴贵担心，名单上有两个程兴贵（同名），他的教龄会不会被吃掉。朱安慰了老友一番。7月11日这天，朱应槐明显感到程兴贵的情绪更加紧张。“他不停自言自语，说自己有证据。”给程兴贵写完证明材料后，朱应槐一直安慰程到夜里一点。但第二天一早天不亮，程就自己走了。

      程兴贵再度包车回到兴隆镇，去找管工资表册的老师查证，但“工资表上有上期无下期”。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人带到落雁乡当面作证。“我患了高血压、脑梗塞，走不动了。”已经82岁的朱应槐说。

      程兴贵无法证明自己了。常年的积郁与尊严的丧失，最终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7月13日早晨，程的意识已经开始恍惚，“像是着魔了”，胡通彩只能包车将丈夫接回。此后几天里，程兴贵开始胡言乱语，不吃东西。在村卫生所输液时，他还把别人泡好的方便面倒掉了。回到家，他还打了看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7月17日深夜11点，距离教龄认证的截止时间，还剩最后三天。当晚盐津山区暴雨如注，程家祖屋前的两岔河山洪滚滚。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家中冲出，并从两岔河一道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第二天下午四点，他的尸体才在离家五公里外的水潭被找到。

      （原标题：云南十万代课教师的最后一道“证明题”）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