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家庭、爱情问题的生动描写展示农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巨变，传递出农民前进的脚步声，是赵树理创作《三里湾》的思路，也是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人物有王金生、糊涂涂、常有理、能不够。

　　　《锻炼锻炼》。《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当时的文艺界刚刚经过“反右运动”，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背地里却一片心惊胆战，赵树理不可能也不允许写小农村的真实情况。所以《锻炼锻炼》也只能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

　　　小说着重写了两个落后的“农业社员”，一个外号叫“小腿疼”，一个叫“吃不饱”，这两个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也成了集体性的劳动，每天由领导安排具体劳动任务，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参加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严厉批评。

　　　

　　　2）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完整地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也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的原因。梁生宝、郭世富、姚士杰

　　　

　　　3）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主要农村干部有李月辉、刘雨声；农民有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

　　　

　　　4）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主人公喜旺、李双双；《李双双》所歌颂的是大公无私，敢想敢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农村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行为等品质。

　　　    

　　　5）浩然的《艳阳天》，小说以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为背景，透过京郊一个农业社在麦收过程中的生活故事，展现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小说虽然卷帙浩繁，但全部故事主线，都压缩在麦收那十几天的时间内，整个情节的发展，是单纯的、明朗的。在小说中，以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贫下中农为一方，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马之悦、地主分子马小辫等少数坏人和暂时受他们操纵的几个富裕中农为另一方，围绕着土地分红、闹粮、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串连、抢仓、退社等一系列事件，展开了旗帜鲜明的两军对垒，通过每一次的较量，社会主义力量都粉碎了对方的进攻，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肖长春、马之悦、弯弯绕、马大炮

　　　

　　　三、反映工业题材的

　　　1）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描写工人阶级在解放初期为迅速恢复工业生产进行艰苦的斗争。

　　　

　　　2）艾芜的《百炼成钢》；是他1952年到东北鞍山“深入生活”的成果，发表于1957年。小说以某钢铁厂九号平炉三位炉长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这部长篇受到较多肯定，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不是简单描写生产过程，而是注意人物性格对比和冲突，并将工厂劳动，与工人日常生活、爱情、家庭关系等结合起来。人物有秦德贵、袁廷发、张福全

　　　

　　　3）草明的《乘风破浪》；宋紫峰是小说中作为批判对象所描写的厂长，他懂业务、讲科学、有事业心。他强调发挥行政管理的作用，反对企业中的手工业作风和农村作风，他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这些在小说中却成了他的错误表现，再加上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右倾”和“业务挂帅”加以蓄意渲染，这就是作品把客观是非弄错了、颠倒了。

　　　4）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部小说是一部引人注目、有所突破的作品。所谓突破，就是再提出了现实中的新的矛盾。也就是五十年代高扬着的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社会现实中的新现象人物的矛盾。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现实关系中，还保留着相当部分的旧的关系，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阎兴、刘子青、张如松、韦珍

　　　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

　　　    1）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主人公铁木尔、苏荣、斯琴；反面人物贡郭尔（见前面）

　　　2）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小说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筹建并发展成国营农场为中心线索，广泛地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社会生活与发展变化，歌颂了为西藏进步和繁荣而艰苦奋斗的人们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雷文竹、林媛

　　　五、历史题材的小说

　　　   姚雪垠的  《李自成》　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从胜而败的悲剧结局，揭示了农民战争和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

　　　六、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

　　　   欧阳山的  《三家巷》，  <<三家巷>>是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卷.作者欧阳山.作品以二十年代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广州市三家巷周,何,陈三家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广州风起云涌的斗争.周炳，区桃、陈文婷

　　　七、反映知识分子的

　　　   宗璞的    《红豆》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内容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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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新时期小说创作（文革以后）

　　　一、伤痕文学

　　　   1）刘心武 《班主任》（1977）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这篇小说以一个班主任的视角，来看几位学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的精神状态，从而揭示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文化专制给中国的一代青少年产生的恶劣影响。

　　　作品塑造了谢惠敏和宋宝琦这两个心灵被严重戕害和扭曲的中学生形象，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焦灼的呐喊，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注目。

　　　　　2）卢新华《伤痕》

　　　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直接给"伤痕文学"命名。小说令人震惊地提示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 "伤痕文学"的苦难诉求本质，决定了它是要从历史主流中获得认同，获得同情和赦免。它终归是要获得主导文化的同情，同时它在本质上也是在建构新的主导文化。因而，每个人都在历史总体性的庇护下获得新的存在意义。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宋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一些论者认为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

　　　二、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1）王蒙1980年写的《蝴蝶》,以个人内省的视点敞开了历史情境。小说主人公张思远虽然是一个中高级干部，但在这一人物身上所寄托的一种自省和自审的性格显然使得这一人物具有了知识分子似的灵魂-----更确切的说，是作家把自身的理想和希望寄予在了这个干部身上。张思远在几经浮沉最终又深居高位之时，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威作福的老爷，相反，强烈的平民意识还使他对自己从"张市长"到"张老头"到再到"张副部长"的人生经历产生了怀疑和荒谬的感觉。并再次微服私访回自己落难时接受劳动改造的农村去寻找人间真情，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深深的受到了有身份的升沉变迁所带来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戏弄。小说以张思远再度浮出宦海、身居重位时的所想所思为线索，以他清醒的头脑和不平静的心情作为复调的联想纽带，展开对往事追忆性的叙述，世态的翻覆、人情的寒暖、命运的变迁、环境的更迭，不仅使主人公和读者对荒谬的历史发出深思和喟叹，而且还会产生更深层的诘问和联想：在荒谬的历史境遇里，人的存在的本质是什么？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吗？富贵和贫贱何者更接近真实？在此，作品暗含了古代庄子著名的"庄生梦蝶"的故事，一个著名的对存在发出疑问的经典寓言。

　　　2）张一弓的中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

　　　3）张贤亮的《邢老汉与狗的故事》，小说刻画了朴讷、勤劳、本分的农民邢老汉的形象，他善良、诚实，对生活所求甚少却又不能得到满足。

　　　50年代初，随着国家新的政权的诞生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邢老汉曾一度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分得了几亩地，也在四十岁那年成了家，他本以为可以以简朴的方式，按照传统中国农民的娶妻、生子，温饱有余的简单理想渡过他的一生。但之后的命运却出乎意料的坎坷、悲惨，他的理想几度复萌、几度退缩，却一再受到天灾与人祸的无情摧折。第一个妻子病故，邢老汉不仅失去了妻子，也把几年的积蓄全部用完，这是天灾。不过这并不使老汉丧失希望，他很快又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正当他张罗着重新建立家庭的时候，农村“大跃进”运动不仅没有兑现“共产主义”的许诺，连再讨个老婆希望也成了泡影，这回是人祸。70年代的大饥荒反而使这个原来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庄稼汉得到了酸楚而温暖的家庭生活，她是一个来自临省逃荒女子，这算是因祸得福。但不久她因迫于政治原因（她是一个富农，“文革”期间有些地方甚至不准这种身份的人在灾年里逃荒讨饭，更不用说是私自出逃和婚嫁了）悄悄地离开了老汉。为了排遣失去女伴的寂寞，老汉养了一条黄狗。但作为他生活的唯一安慰和寄托的狗，也在当时匪夷所思的“打狗运动”中被枪杀了。邢老汉终于在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下凄然老去，这是一曲凄婉的挽歌，又是一篇极其严厉的控诉辞，也是对朴素的民间情义的深情颂歌，朴实、沉郁、凝重而又动人心魄。

　　　

　　　《绿化树》，小说描写了一个叫章永璘的人物，他是一个劳改犯。但离开了劳改大队，开始了一种“自食其力”的新生活。发工资的当天，他便去了集市镇南堡，骗过了一个憨厚的老乡，以三斤土豆换了五斤黄萝卜。晚上在被窝里，暗自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品性展开了诚恳的批判。 

　　第二天，当他抱着《资本论》忏悔自己时，一位年青妇女踏着雪找上门来，点名让他去给她家打炉子。目的只是让他来坐一坐，享受一个白面馍馍。这位妇女叫马缨花。马缨花的出现，使章水璘的生活开始有了根本的转机，她的善良、她的纯洁和热情可以让章永璘放松地以一个落难流浪人的身分来承受一碗香喷喷的杂合饭，承受一个家庭的温暖。 

　　但是，一直爱恋着马缨花的海喜喜却开始和章永璘暗暗较劲儿，并主动挑起了一场殴斗。没想到目睹了这一切的马缨花从此却对章永璘流露了进一步的热情，热恋马缨花的海喜喜却陷入了失望之中，决定逃离农场。他主动找到章永璘，向他敞开了心扉，告诉他马缨花值得爱，劝章永璘珍惜现有的一切。　根据新的政治精神，章永璘又被重新管教起来。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也永远地失去了马缨花。只是在失去自由几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里，他从辞海上得知，“马缨花”原来还是一种植物，又名“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章永璘再次遭劳教后，试图以货真价实的筋肉劳作换取遗忘的快乐，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当他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的时候，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我纠缠仍然无止无休；更为难堪的是他无法挖去心中的恶魔：情欲，赤裸裸的如火如荼的情欲。，偶然的机遇，使他撞见了一个正在野浴的女人。这个女人叫黄香久，是个女劳改犯。章永璘对她一无所知，两人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以后，这时章水璘早已成了另一个农场的牧羊工，而黄香久偏巧也调到了这个农场。八年前的那次尴尬而危险的遭遇如今已化为一座可以沟通彼此的桥梁，使他们共同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成家。但多年压抑性的生活使章永璘失去了正常的性生活能力，因而他和黄香久变成了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后来，在一次洪水抢险中，章永璘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英雄本色，置生死于度外的行为重新证明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勇气和气魄，他感觉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但长期以来的矛盾，使得两人最后还是分手。

　　　   

　　　4）茹志鹃 《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家不再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情感，而是表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努力，对“文革”这场历史灾难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入。她通过作品的叙述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如浮夸风，一亩地产粮一万二千斤，砍掉快要成熟的果园种麦等）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演变，甚至以梦幻的手法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警告：如果再一次发生战争，老百姓还会像抗战时代那样支持抗日军队吗？这个问题提得相当严峻，但作家的立意是维护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希望执政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以此为戒。以这篇作品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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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这篇小说以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陆文婷、傅家杰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为内容，主要描写的是中年女医生陆文婷因长年超负荷运转导致心肌梗塞病发、几近死亡的悲剧。小说还描写了陆文婷周围一些处境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不仅要负责家里的“烹调蒸煮、缝纫洗涤”，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可他回到家里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只好在床铺上进行科学论文写作。特别是小说通过刘学尧、姜亚芬这对中年夫妻及其女儿忍痛离开祖国的情节安排使她指出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四化”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而这些科技人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却在超负荷地工作，其中一些人由于生活困难解决无望，专长得不到发挥，抱憾离开了祖国。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一个普遍社会问题就是中年问题，谌容在作品中较早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主题进行了开拓。这部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成了陆文婷和“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这两个艺术形象，而“马列主义老太太”成了社会上一部分到处打官腔、拉关系、走后门，破坏社会风气的高干夫人的代名词。 

　　　6）遇罗锦《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

　　　

　　　7）方之的 中篇小说《内奸》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作者方之50年代被打成“右派”，这是他复出后的一个代表作。       

　　　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 

　　　

　　　8）刘心武的《如意》，这篇小说是刘心武转型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平凡的老校工石义海一生的遭遇，以及他和满清格格金绮文之间的一段曲折、多难、深切缠绵却终未如意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

　　　

　　　9）何顿的中篇小说《无所谓》在表象之下透露出文化人的现实窘境。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建国在学生时期品学兼优，博学多才，是受同伴尊敬的班长。它广泛阅读尼采等人的西方哲学著作，俨然是未来文化的精英。然而，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新的时代中心却不再落在文化学术上，金钱和权力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在这样的时代中，抱着文人理想的李建国举步维艰，连调回长沙的能力也没有，只能靠老婆的关系到一所中学作音乐教师。所有以前对他十分敬佩的同学都比他混得好，在学校复杂的关系网中，他倍觉艰窘，与校长起了冲突后只能到过去她不屑一顾的同学王志强手下做一个打工崽，最后甚至沦为一个卖鱼人。他的理想在现实中一点点被击溃，最后完全抛弃了自尊，融入小市民的生活氛围中，而且似乎过得如鱼得水。如果李建国最终没有因为偶然事件被人“误杀”，他还会每天忙碌而“充实”的卖鱼、书签、打麻将、吹牛皮，做一个现实中的快乐的人。然而我们在看到他的“充实”时，却感到一种强大的失落，我们感到社会中的一个精英人物的毁灭，他的本质、价值早在他被“杀”前就已经死去了。 

　　　三、改革文学

　　　1） 厂矿改革文学：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描写某电机厂内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但作者的激情无疑弥补了这一点，而且主人公乔光朴的形象以其“硬汉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胆识与气魄也备受读者的喜爱。

　　　与“乔厂长”有血缘关系的“开拓者家族”人物的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祸起萧墙》（水运宪）。

　　　

　　　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现实主义文学最辉煌的神话。《新星》讲述一位高干子弟李向南大胆进行农村改革的故事。李向南显然是新一代的改革英雄，他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办事讲究效率，雷厉风行，关心民生疾苦，作者在他身上显然寄寓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众急切期待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能够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并且给出改革的前途。

　　　远山、纯辉合作的中篇小说《反水》是一部反映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作品。小说通过原附属“海峡集团”的“卓越公司”董事长凌锐在接管整个集团，出任总经理职务后，为了考虑集团的全局利益而损及自己一手建立的“卓越公司”，并因此与原来配合默契、亲如兄弟的助手欧阳凯及其他伙伴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最后双方分崩离析，这一过程反映出当前改革问题的尖锐性与复杂性。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文坛上第一部反映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它也是张洁创作中的一次重大拓深。作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描写了1980年前后发生的国务院一个部委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副部长郑子云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新时期改革者、创业者的形象。他既锐意进取，又深沉富于谋略，也不乏灵活性，是一个新的“中国的脊梁”式的艺术典型。作品视野开阔，在强烈的忧患感中又不失振奋的精神面貌，沉重中见力度，是一部新时期初期社会的全景式作品。

　　　农村改革文学：

　　　何士光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 ）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

　　　张一弓的小说《黑娃照像》（1981，7 ）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

　　　张炜的小说《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展现改革的阻力；

　　　蒋子龙的小说《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

　　　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产生的对抗力量。

　　　

　　　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小说，描述了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还来自于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这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

《鸡窝洼的人家》讲述了一个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两对夫妻被戏剧性地打破并重组的故事。部队复原回家的禾禾心高眼大一心致富，但不断赔本，结果使本份贤良的妻子麦绒与自己离了婚。泼辣能干的烟峰因多年没有生育，在老实忠厚的丈夫回回面前总是矮上一头，禾禾借住到他们家后，烟峰支持禾禾发家致富，并不时为他出个点子，而回回则劝禾禾安心种地，与麦绒言归于好——因为不满烟峰帮着禾禾瞎折腾，夫妻俩有了矛盾，曾受过禾禾托付的回回在去照顾麦绒母子时禁不住与生活凄苦的麦绒互相同情。在小说结尾，不同的性格与观念使回回与麦绒、禾禾与烟峰走到了一起，禾禾终于发家致富，给村里拉上了电，并买回了磨面机。

　　　

　　　四、寻根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1）韩少功湘楚文化系列作品《爸爸爸》等，《爸爸爸》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爸爸爸》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描写在湘山鄂水之间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把祭祀打冤、迷信掌故、乡规土语揉合在一起，刻画出了一幅具有象征色彩的民俗画，其中隐喻着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

　　　《爸爸爸》塑造了丙崽这个很难概括的艺术形象。我们尽可以把丙崽作为一种意象或人生的象征，把他所生活的氛围和环境看成一种凝固了的社会空间。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意在把人性中的愚昧、蛮荒、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抨击与放大。有人把这种原始意识归结为八种表现：一、万物有灵论（如丙崽娘烧死了一只绿眼赤身大蜘蛛，冒犯神明，生下体残心呆的儿子）；二、畏天祭神（如烂了秧就拿丙崽祭谷神，闻惊雷，以为是上天对这瘦瘪瘪的祭品表示不满）；三、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如认为蛇性淫，见妇女就挑逗；吃了鱼和鸡会腹生活鱼活鸡；贴红纸可以避邪，灌大粪可以治好疯病……）；四、咒语拜物教（如咒人“背时鸟”可使人绝后；取所爱女子头发一根系在门前树上，念“花咒”七十二遍，就能迷住女子等）；五、巫卜文化（如巫师指点、砍牛头以后，观牛进退，可预卜战事胜负等）；七、对人的兽性摧残（如对侏儒丙崽的侮辱成为大家的乐事）；八、好勇斗狠、集团仇杀（如鸡头寨和鸡尾寨之间的械斗‘打冤’成为遗风民尚）。小说中揭示出的这八种表现形态成为我们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至今还保存着的民族生存形态，同时，它也成为一种稳态的意识结构渗透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韩少功将它进行变形的夸张与放大，其目的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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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阿城的《棋王》小说从知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在他那种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

　　　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

　　　   

　　　   3）王安忆《小鲍庄》，本书是王安忆创作生涯中经典小说的结集，共收六个短篇和四个中篇。这些作品多取材于青年人的生活，反映了各色各样青年人的欢乐、苦恼、追求和理想。这个集子集中地体现了王安忆在艺术上的追求。 

　　　《麻刀厂春秋》写了一群知青从农村上调到社办工厂后的劳动、生活，写的妙趣横生，表现了那个动乱年代的社会风貌。

　　　《人人之间》、《一千零一弄》、《阿跷传略》等，分别反映了学校、里弄、工厂生活。

　　　《我的来历》、《历险黄龙洞》两篇从不同的角度写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演化。

　　　《大刘庄》和《小鲍庄》，描绘了两个普通村庄中人们的生活和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揭示了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有着丰厚的思想文化蕴含和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有着精致的家常的美，她既有为人处世的世故，也有爱恨交织的情意。1946年，17岁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享尽上海的风光，自其委身当时的军政要人“李主任”起便开始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性命运。在“李主任”机毁人亡之后的几十年中，王琦瑶先后又与阿二、康明逊、程先生、老克腊等男性产生情感纠葛，最后却在80年代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了畸形恋，在一次窃案中死于非命。王琦瑶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特点，更是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她的悲剧命运实际上还是历史变迁之中上海文化精神的命运写照，作家通过对王琦瑶的命运书写，为一种已经远逝了的旧文化形态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作家对上海文化精神的提示很多时候是通过对上海的洋场和市井的场景描绘、通过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富有文化意味的准确把握和精细描摹得以完成的，而在人物的性格命运之中发掘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并在历史变迁之中提示二者共与存亡的血肉关系。王琦瑶和程先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命运书写便鲜明地体现了作品的这一特点。 

　　　3）张承志 草原文化系列作品《北方的河》，《北方的河》是以几条北方的河作为抒情描写的客体来抒发一代人青春奔放流逝的悲壮过程。他笔下的河最终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汇合，它象征着祖国和人民的文化和人格力量永往直前、奔腾不息的历史必然，象征着充满理想的人的生命流程的价值和意义。

　　　主人公“他”是新疆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为了照顾他回北京，他被分到北京某计划生育办公室。对此，他不以为然。他有自己的打算。在新疆插队时的好友颜林他爹是搞自然地理的。鼓励他去选择地里的职业。颜林他爹又向他介绍了一位搞人文地理的柳先生。他去图书馆借来一大堆地理书，埋头啃起来。他决定报考人文地理研究生。离校回北京的途中，他打算再次考查一下黄河，以增加感性认识。在车上，有位北京来的女摄影记者，她是来拍黄河的。车爬上山顶，那姑娘尖叫起来：“快看！黄河。”他浑身一震，忙转过头来。他看见在那巨大的峡谷之底，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从天边蜿蜒而来。他和她一起来到黄河边上。她对着黄河不停地按动快门。他很小就失去了父亲，父亲抛弃了母亲。她也讲了自己的父亲。12岁时，她父亲被红卫兵打死了，是她擦去了父亲身上的血迹。这时，傍晚的黄河又燃烧起来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他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她迅速按下快门。他又跟着她向黄河的源头进发了。他们在湟水之滨的青杨林里发现了一件古彩陶的碎片。拼起彩陶，她拍张静物。回到北京后，她开始制作那些作品，他开始了高速运转，专业课、基础课齐头并进。他在为进入考场轰炸那些考卷作着充分的准备。一天深夜，他正在埋头苦读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回到家的这些日子并没有注意到家人的存在。年老的母亲是那么慈爱，长大了的弟弟已挑起家的担子。他失眠了。他写下一首新诗——“北方的河”的最初几行。一天，她，摄影记者突然来到他家。他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他们在一起神侃起来。二宝说他要开个酒铺。徐华北说，要开就开在作家协会大门口，取名文学酒铺，给人们一个高谈阔论的地方。

　　　他要报考的导师柳先生就在A委员会下属的研究院供职。看门人把他堵在门外，告诉他，应届毕业生一律在学校报名和领取准考证。他像是头上挨了一记雷轰。他气极败坏中居然心生一计。他在公用电话亭里装出一口青海腔给A委员会研究生办打电话：研究生办么？我是新疆大学。有位考生的报名表寄丢了，现在让他本人去北京与你们联系，请接洽。对方居然信了，让他带上介绍信来说明原因。他马上给秦老师打电报，请她速把有关材料寄来。   

　　　女记者的作品没有被采用，她心情沉重地来找他，没见到他却碰见了徐华北。徐华北决定帮她发表那些作品，并要给作品写评论。她深受鼓舞。

　　　他把介绍信和有关材料送到研究生办公室，结果却是：太迟了，明年再考吧。他急了，就去找徐华北想办法，据说华北的姑夫是A委员会的一位领导。来到华北家，交谈中，徐华北激动地、具有挑战意味地宣布：我爱上她了。他心情沉重回家了，发现母亲病得很厉害。他在医院里陪护母亲4昼夜。第5天弟弟来替他。他一出医院大门，她来了。她说，徐华北已向她求爱了，她心里很矛盾。他的心绪坏透了。他想，她应该有个避风港。他找到A委员会的曹书记，谈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困难。书记珍视他的热情，问题解决了。他兴奋极了，开始了冲向考场的最后一搏。考试的前一夜，他梦见了向往已久的黑龙江，他喊着，黑龙江，我来了，我在黄河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在湟水找到了自己的血脉，现在我看你来啦。我感激你，北方的河。

　　　5）贾平凹 商州文化系列作品《商州初录》，作品中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这里的树细而高长，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的悬崖险峻处则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有水则如晶莹似玻璃，清澈见底，这美丽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这里的人文风情当然也更是温馨动人。作者同样深情地把商州人称作“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对来客他们都尽心相待，把好酒给你喝，把好菜给你吃，天冷路滑，他们扶你，背你，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宁叫人亏我，不叫我亏人”是这里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在淳朴民风的陶冶下，人人都有着一颗纯洁无邪的美好心灵。

　　　《商州初录》里的各种小故事几乎都是在表现这种人情的美，写出了商州民风的质朴、善良、大胆、真诚、正义和宽容。

　　　像《黑龙口》中，主人夫妇请客人和自己同床过夜，坦坦荡荡，并不感到不便或尴尬；

　　　《莽岭一条沟》里的老汉身怀接骨绝技，不知医好过多少病人，但在被迫替狼治病中，却感到了自己的罪恶，便在内疚中跳崖自杀；

　　　《一对情人》中的姑娘为了爱情，勇敢地反抗贪财的父亲；

　　　《摸鱼捉鳖的人》中，那个丑陋的中年汉子每天都把求爱信装在玻璃瓶里，让河水带着它去寻找心上人，对纯真爱情的向往真诚而又执着；

　　　《小白菜》里的女演员虽然受到大家的不公对待，但当她得知造反派要去抓那些“走资派”时，便不惜委身于造反司令，换得一纸手令，赶去为“走资派”们通风报信；

　　　《桃冲》中摆渡老汉的儿子，并不因父亲曾受到别人嫉恨就反过来再嫉恨人家，结果过去的恩怨全都无影无踪……等等。

　　　   

　　　6）李杭育 葛川江文化系列作品之一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渔佬儿》将对地域、传统文化的艺术触角伸向了葛川江两岸的渔民。主人公福奎渴望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凭着无所畏惧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做一个自由的渔人，但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因素毁灭了他的梦想，污染使葛川江里的鱼日益减少，大多数渔人都改弦易辙、另谋生路，只有福奎仍孤独持守着古老而正直的人生原则，以忠诚、坚毅、重人情轻财物的传统人格精神，对抗着浮躁和实利的现实人生。这种深沉的寻根意味使福奎在具有悲剧感的现实境遇里显示出一种悠远、苍劲的人格魅力。

　　　

　　　五、军旅小说

　　　   1）徐怀中《西线轶事》，这部作品以轻灵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六名女电话兵在自卫反击前线的战地生活，徐怀中在小说里剔除了以往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中高亢的英雄口号，而代之以点点滴滴的人性化细节，展示出一群年轻人在战争中的真实面貌。例如小说中女兵们上战场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竟是“上厕所”；刘毛妹英勇牺牲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精心整理自己的军容；陶坷在与越南女兵搏斗时因顾忌到对方也是女性而禁不住手下留情。同时，徐怀中在作品中采取了一种客观的目光来看待、描写战争对立的双方，例如小说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刘毛妹承担起指挥责任带领战士们攻上三号高地时，一个越南报话兵大声呼唤自己的炮群“向我开炮！”；而当小说描写陶坷在护线途中遭遇一个前来破坏线路的女越南冲锋队员时，双方在搏斗中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读者惊异地发现徐怀中并没有像以往的战争题材作品那样丑化敌方，这透露出一种新的观念：战争是政府在政治需要时采取的一项行动，而战争中的个人却仍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人性，双方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2）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环》以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战为背景，描绘了一群军人在战争面前各自不同的选择和他们的命运；以及几位军人家属所承受的重负和巨大的痛苦，揭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矛盾；讴歌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以梁三喜，靳开来为代表的年青军人，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忘却一切个人的痛苦，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冲上疆场义无反顾的浴血奋战，直至献出生命，而梁三喜留给家里的是一个账单；靳开来却连三等功也评不上；作为干部子弟的赵蒙生因想“曲线上调”来到连队，却正好碰上战争，在“走关系”临阵脱逃，还是冲上前线的分水岭上，他经历了灵魂的洗礼终于战胜自我，迎接了血与火的考验。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中国北方农村白鹿原为中心展开了一幅新旧民主革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 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粟。”总之，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历史深度上，《白鹿原》都堪称当代小说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六、新写实小说

　　　   

　　　1）方方的《风景》，方方发表《风景》，就此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这篇小说以一个夭折的死魂灵的眼光来叙述一个家庭极端贫困的生活。

　　　这篇小说写的是武汉底层社会一个贫民家庭在几十年间的遭遇：父亲是个码头工人，性情粗暴而且为人凶悍，母亲则十分风骚粗俗，他们在大半生中都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所得只有十个儿女，除了最小的一个生下不久即夭折之外，其余九个像野生植物般地在放任自流中长大成人。情节的主线是父母与七哥的故事，其中又依次串起其他八个孩子的经历，如大哥与邻居的老婆发生恋情，二哥渴望摆脱粗鄙的家庭生活，最终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及三哥对女性的仇恨，哑巴四哥与一个盲女平淡自足的婚姻，五哥六哥在生意场上的拼命周旋，还有大香小香两姐妹各自或普通或放浪的家庭生活；至于七哥的故事则写得更为详细：他自幼没有得到过丝毫的家庭温暖，被父亲和兄弟姐妹肆意地凌辱打骂，完全像条野狗似地活着，“文革”中他怀着对家庭的刻骨仇恨离家去下乡，然后完全出于偶然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从此他开始抓住一切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终于顺利地踏上仕途，成为这个贫民家庭中出来的第一个“大人物”. 小说对每段故事的叙写都集中于对生存景象的刻画，所有人物都为他们的生存境况所紧紧捆绑着，他们生活中任何跌爬滚打和生死忧乐都生成于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欲求与所处境遇之间的磨擦和冲突。

　　　

　　　中篇小说《一波三折》讲述的某装卸站最不起眼的工人卢小波的故事。

　　　卢小波是个毫无非份之想的青年，闲下来总是独蹲墙根。一天站里的金苟等一伙流氓成性的人借故毒打公共汽车司机，团支书让他去劝架，他到现场时斗殴已经结束。谁知随公安人员到装卸站抓凶手的司机，竟一口咬定是他打了人。站领导考虑到金苟等人都有前科，交出他们必然逮捕判刑。区区装卸站一下子就抓出了几个犯罪分子，这对站领导决非光彩的事情。便顺水推舟，以“不记档案”、“为站里完成一项光荣任务”这样的借口，诱劝卢小波去承担罪责。卢小波被拘留了。拘留期间，他惨遭拳打脚踢、游街示众。好不容易熬到完成“任务”，站领导却推翻先前的许诺，把他的代人受过作为“犯罪”记入了档案。他悲愤万分，怒斥站长，却无法改写档案，最后他只能以玩世不恭发泄生活对自己的欺骗。。

　　　《一波三折》中，站长、支书、与卢小波之间毫无个人恩怨，为什么要让卢小波背上犯罪的黑锅呢？团支书的话泄露了天机：维护他们的政治生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卢小波去包揽罪名，他们很可能被上级视为领导无方，政治思想工作不力，站长、团支书的宝座将岌岌可危，所谓政治生命，不过是他们现有职权和地位的代名词。

　　　 

　　　2）池莉《生命三部曲》（《烦恼的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烦恼的人生》小说叙事在那些烦琐的生活小节之间纠缠不清，家庭纠纷，窘迫的居住环境，难弄的孩子，拥挤的交通，微薄的奖金，各种人际关系以及暧昧的感情等等。然而，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普通人必须过的日常生活。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乌托邦冲动，人们为日常生活所左右，为眼前的利害所支配。生活本身进入了一个散文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如果不以蛮横的想象力进入一个绝对的语言乌托邦，那就回到平实无奇的日常生活，亲临其境，去咀嚼那些无聊的快慰和别有滋味的若涩。

　　　

　　　3）刘震云〈一地鸡毛〉、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了极其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景况。看起来微不足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琐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日常琐事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老婆吵架、老婆调动工作、孩子入托、排队抢购大白菜、拉蜂窝煤以及每天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对所有这些琐事的叙写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   

　　　

　　　4）刘恒 《狗日的粮食》，《狗日的粮食》，是根据作者少年生活真实的记忆写的，那时候人对粮食的缺乏印象很深，饥饿往往会导致人灰心丧气，甚至走向死亡。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特别大，所以他们有时候劳累了就会说，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这段生活给作者留下难忘的的记忆。这些也就成了小说的题材。

　　　

　　　   5）叶兆言的《艳歌》写由恋爱到结婚的夫妻生活，结婚以后，浪漫色彩已不多见。可以说作品都致力于描绘生活中凡俗性的一面，将一切宏大崇高的思想观念都排除出去，从而再现出这些作家所认为的生活原生样态，也就是所谓的“纯态事实”.。就这种凡俗性本身的描写而言，无疑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它至少打开了一个关注当代现实生存状况的新的写作空间。与这种凡俗性的叙述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这些作品在叙事方式上也必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典型人物塑造，以往小说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转换为琐碎的生活流过程，使小说中的事件以看似未经加工的偶然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随生活状态不同而随机变化，既然取消了典型性格，也就自然削弱了存在于人物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

　　　 6）苏童〈离婚指南〉在本书中，他把现实婚姻生活中挣扎着的普通男女的苦恼和无奈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读完也未免掩卷感慨。

　　　

　　　七、新女性小说

　　　   1）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表现了一个女人的生活，主人公多米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在幼年时期就按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可扼制的内在力量去追求更彻底、更自由的人生。很多年中，她封存于自己的内心，她被环境随意摆布，各种失败纷至沓来，然而，她不能接受社会给予她的限制和压迫，甚至不能接受社会给她安排的角色，她怀抱着那些绝对的女性观念，那种超乎寻常的女性的感觉方式，她倔强地在生活的尽头行走。

　　　   

　　　2）陈染 《与往事干杯》是陈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往事干杯》是一个关于女性爱欲的故事－－女性的爱欲是如何异化，分裂和移位的。小说的叙事从一个受阻的情爱故事开始，里面包含的依然还是受阻的情爱故事，并且具有传奇性。自我的爱欲在小说叙事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不断地审视自我的内心世界，审视爱欲的生长和变异的全部过程。

　　　

　　　   3）铁凝《哦，香雪》，这篇小说写乡村女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写得清新纯净。铁凝的小说叙事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持续的主题，那就是生活于乡镇的普通人如何试图摆脱狭隘封闭的生活圈子，走向外部开放的更加文明的生活。小说以一个北方偏僻的小山村台儿庄为叙述和抒情背景，通过对香雪等一群乡村少女的心理活动的生动描摹，叙写了每天只停一分钟的火车给一向宁静的山村生活带来的波澜，并由此抒发了优美而内涵丰富的情感。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而相对较多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闭塞的台儿沟因为火车的经过而没有了以往的宁静，也扰乱了少女们的心，一方面是因为少女们天生的好奇心理，一方面是封闭的山寨对山外世界、对文明社会的向往之情，使她们每次都以极其隆重的方式──像过节一样梳妆打扮，去迎接那列只停一分钟的火车的到来。她们对山外的东西充满了好奇：一个发卡、一块手表、一只人造革的书包、一个带磁铁的塑料泡沫铅笔盒……都会带给她们热烈的话题和美妙的遐想；在这好奇与向往的目光里，还融入了少女对未来生活个人梦想。

　　　

　　　4）张洁的《方舟》，《方舟》中的三个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女性，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翻译，梁倩则是一位导演，她们曾是中学的同学，在走过了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后，又都在离婚或者夫妻分居后住进同一套公寓房。于是，这里便成了她们摆脱现实的痛苦和不幸的“方舟”. 但“方舟”的意象既象征着被庇护、被救赎，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飘无定所的漂泊感，整篇小说都笼罩着孤独无援的悲剧性氛围，正如题记所预示的那样：“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小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作家以密集的内心独白和议论的方式，表现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追求的焦灼、孤独与悲凉感受。

　　　

　　　八、农民小说

　　　1)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这里的陈奂生已不再为饥饿所累了，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过的县委书记送来，第二天结帐时听了大吃一惊，对刚刚摆脱饥饿的他来说，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作者对陈奂生付出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细致的开掘。 

　　　    在付出五元钱之前，陈奂生是那么自卑、纯朴，他发现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间里，感到了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泪热辣辣的，盖着里外三层新的绸被子，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怕自己的脚弄脏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脏，连沙发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瘪下去起不来。而在付出五元钱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他用脚踏沙发，不脱鞋就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人物心理作进一步的挖掘，写尽了这个农民的各个心理侧面。 

郝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