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华   《芙蓉镇》是古华的代表作。作者从生活的春雨秋霜、峡谷沟壑中走来，为我们献上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

　　　     故事以胡玉音展开，胡玉音是  芙蓉镇上开设豆腐摊子的个体户。  1964年春天，胡玉音夫妇盖了一栋新楼屋。运动开始了，胡玉音因起了新楼屋而成了清算的活靶子，被迫撤了豆腐摊子。文化大革命中，扫街道，并被打成反革命犯罪典型，其丈夫秦书田 被判刑10年，胡被判刑3年，因有身孕，监外执行。就在大劫大难的年月，孤苦无依的胡玉音分娩时险些死于难产。   

     到了1976年胡玉音夫妻去帽平反。秦书田被放了出来，终于回到了妻子儿子身边。1979年，芙蓉镇又出现了勃勃生机，商贩云集，蔚为壮观。

　　　

　　　3）路遥《人生》，《人生》写高家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从中可以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活的冲击，表现了处于改革变化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

　　　九、文化小说

　　　1）杨绛   〈洗澡〉， 这里所谓的洗澡，可并不是在澡堂子里的洗澡，而是指在思想上一种清洗。那个给知识分子做思想改造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反了，不过所留下的文字记录，却让我可以从回头张望一下那段日子。

　　　 杨绛先生笔下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文学研究社这个小舞台上，合唱了一出颇为热闹的戏。前半部分就描写了他们的种种作为，一群被不拘一格招来的人才，其实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而是忙着明争暗斗。其实知识分子所谓的斗争，也无非是在文字里捉把柄，然后用文字攻击。就这么斗来斗去，把他们的缺点都暴露无疑。一场运动开始，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历一场“洗澡”。可是这样被迫的“洗澡”，并没有让他们进行清醒的自我审视，而只求在运动中“过关”，又能有多少效果呢？无论知识分子或是其他人，要能有个清醒的自我认识和超越，又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啊。

　　　

　　　2）贾平凹 〈废都〉，《废都》通过对“著名作家”庄之蝶的生存状态及“废都”之中社会世相的描写，较为独特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及一种文化精神状态。 

　　　庄之蝶是一位因文学创作的成功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著名作家，但在“废都”之中，他却由一位“文化精英”堕落成一个“文化闲人”，昔日的社会理想与文化雄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难以自拔的沉沦和淫乐，无度的淫乐除了给他短暂的精神慰籍和肉体快乐之外，根本无法使他获得精神的复苏，等待他的只能是“文化的休息”。作品由此而昭示出，在一个价值失衡，物欲泛滥的文化废墟中，是不可能用欲望来拯救个体生命的虚空的，同时也无法挽救“废都”的既倒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废都》所提出的文化命题是深刻而严肃的。 

　　　3）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穆斯林的葬礼》在当今文学之林可称得上是一部杰作。小说讲述了一个穆斯林琢玉世家三代人六十多年风雨飘摇的生活经历，描绘了一支穆斯林民族在两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冲突中顽强生存的画卷。韩子奇是一个从很远地方来朝觐的流浪儿，后来成为“玉王”梁亦清的单传徒弟，十年磨剑终成大器。他本应该是最幸运的人，然而命运捉弄人，他却成了最不幸的人。与师妹梁君璧的结合从更多的意义上来说是为了报师傅的知遇之恩和重振师业。但沉重的压了他一生，成为同床异梦的名义夫妻。梁君璧的性格执拗倔强，有骨气有主见，但没有文化。无知和愚昧使她日益粗俗、势力，一生钻在钱眼儿里。小师妹梁冰玉奔放开朗，使师兄将要关闭的心扉訇然敞开。但他们的结合在穆斯林眼中被视为是不道德的，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分手的悲剧。

　　　

　　　4）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马桥”是个地理上的名词，据小说的叙事者介绍，“马桥”是古代罗国所在地，就在楚国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罗江旁。

　　　故事以叙事者下乡当知青的年代为主体，向上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讲的是70年代马桥乡的各色人物与风俗情景。

　　　但这些故事的文学性被包容在词典的叙事形式里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提供了一个“马桥”王国，将其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以马桥土语为符号，汇编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乡土词典；然后叙事者才以词典编撰者与当年插队知青的身份，对这些词条作诠释，引申出一个个文学性的故事。韩少功把作为词条展开形态的叙事方式推向极致，并且用小说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形态品种，即在通常意义上的“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之外又多了“词典体小说”。它是通过对某个词所作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学性的解释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词条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来自构成故事的关键词。

　　　象“江”一词的解释，由发音到与普通话的不同，在和外语的区别，一直说到意识的改变等。

　　　

　　　5）邓友梅的《烟壶》，《烟壶》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为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他被恶奴徐焕章所害，陷于牢中，结识身怀绝技的聂小轩，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因家破人亡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氏父女有意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说的结尾，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亡。

　　　

　　　6）陆文夫的《美食家》，《美食家》通过对一位嗜吃如命的吃客朱自冶的描绘，艺术地概括了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容。朱自冶解放前是一个房屋资本家，除了吃一无所长。解放后，高小庭针对他这样的“美食家”发起了“饭店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原以为可以阻止朱自冶纸醉金迷的生活，却革去了饭店的传统特色，革去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和工作人员的事业心、责任感。朱自冶转而与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结婚。困难时期，他只能以吃饱为最大享受。文革后，朱自冶又身价陡涨，当上烹饪学会会长。作品以人们的美食权利为切入口，通过朱自冶吃客生涯的一波三折，反映了国家历史命运的变动脉搏，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作家在《美食家》和其他作品中也精致描摹了古城苏州的风土人情，园林风景、吴越遗迹、风味小吃、吴侬软语、石板小巷、小桥流水……无不栩栩如生。这些苏州特有的文化与风俗，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的情节要素，具有独特的文化地域魅力，使其小说赢得了“小巷文学”和“苏州文学”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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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志的《心灵史》，《心》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回教中的一支哲合忍耶七代导师、50万教徒为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心灵的纯净，被清政府屠杀、流放、迁徙的血泪历史过程。这是一本融历史、宗教、文学于一体的书，该书出版后在各界引起强烈震动，初版七千册抢购一空，在西北一些回民聚居地区，有回民用油布将它包起，与圣书《古兰经》同放在一处。

　　　十、心灵小说

1）张炜   《九月寓言》 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殿军之作，它所描写的是一组发生在田野里的故事，具有极其浓厚的民间色彩。小说写了一个“小村”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它由三类故事所组成：一类是传说中的小村故事，一类是民间口头创作的故事，还有一类是现实中的小村故事。第一类故事带有传奇性，如流浪汉露筋与瞎眼女闪婆浪漫野合的故事，如农民金祥千里买鏊子改变了小村的食物方式的故事，等等；第二类故事主要是通过人物之口转述出来的历史故事，明显经过了叙述者主观的夸张与变形，成为口头创作文本，如金祥忆苦，独眼义士三十年寻妻的传奇，等等；这两类故事的民间色彩极强，似与具体时代的意识形态无关，即使有个别的故事脱胎于时代烙印，如忆苦大会，但经过了叙述者的艺术加工，也使之充分民间化了。只有第三类故事即描写现实中的小村，才隐隐约约地透露出70年代中国农村的信息。这个小村的人们多少年来一直保留着一些特殊的生活习俗和行为等征，因而被当地人永久地嘲弄为“鲅”。然而，小村的生活却是那么宁静而热烈，平凡而神秘，村民们悲苦喜乐的情感、生生死死的命运相互交织出一幅充分自足的农业文化生活景观。不过，这样一个充分自足的世界却面临着工业文明毁灭性的冲击。就在小村人生存之地的下面，煤矿工人正挖掘出巨大的洞穴和陷阱，工业文化也渐渐地侵蚀到小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后，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村终于悲壮地却又是无可避免地沉落了! 

　　　

　　　2）史铁生 《务虚笔记》，《务虚笔记》是由二十二个段落合成的长篇小说，叙述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嬗变带给残疾人C、画家Z、女教师O、诗人L、医生F、女导演N等一代人的影响。本书是史铁生首部长篇小说，也是史铁生半自传式的作品。

　　　

　　　3）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小说以1957年反右斗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C 城大学以党委书记奚流为代表的反人道势力，同以何荆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然作品构思还留有正反两军对垒的概念化影子，还有着理念大于形象的倾向，但作者毕竟是“文革”后第一个在文学创作中大胆提出了人性、人道主义的命题，而小说在形式上尝试的心理意识结构和第一人称叙事的转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于理念化带来的欠缺。

　　　

　　　4）张炫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对文革期间一对农村青年因为情爱而投水、入狱的故事，揭示了扼杀男女之情所造成的惨剧。

　　　

　　　5）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深入到婚姻、爱情和伦理道德领域，提出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这个长久影响人类生活的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钟雨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却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也和谐的老干部长期刻骨铭心地的相爱着。小说通过人物的爱情悲剧，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常现象：没有爱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爱情，并借此剖析了某些社会伦理道德的顽固，表现了“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这一严肃但又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主题。从争取人人应该有爱的权利，到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应该选择的、合乎道德的爱，张洁显然在对爱情的思考中又跨进了一步。

　　　十一、知青文学

　　　1）梁晓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年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使梁晓声开始成名。小说讲述一支知青垦荒队经过危险的沼泽地，去到艰苦的荒原建立垦荒点的故事。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他们经验不足，相继牺牲好几个人。梁晓声描写了北大荒极其艰苦危险的生存条件，但他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展示上，而是把艰难困苦的北大荒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奋斗的壮举。              

　　　梁晓声的小说叙事也颇为刚健雄劲，充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与一些细致的感情的纠葛相交织，使这篇小说在激越的书写中还不失萎婉动人的情致。

　　　《今夜有暴风雨》，作品以北大荒四十万知青即将返程的时刻为切入点，展示了兵团战士十年屯垦戍边的壮举，塑造了以曹铁强为代表的知青群像，讴歌了兵团战士身上闪光的英雄主义精神。

　　　1979年的某一天，有人得知第三建设兵团团长马崇汉无理扣押上级关于知青返城的文件，八百多名知青带着强烈的愤怒在暴风雨之夜赶到团部。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工程连连长曹铁强挺身而出制止骚乱，警卫排长刘迈克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与偷窃银行的歹徒搏斗牺牲；背负着血统论十字架的上海姑娘裴晓云冒着零下二十四度的严寒坚守在哨位上，直到冻僵。在小说的结尾，以曹铁强为首的三十六名知青放弃了返城的机会，志愿留在这块曾经撒落过他们血汗的土地上继续奋斗。小说发表后产生广泛影响，被王蒙誉为一块‘英雄悲壮的知青纪念碑’。

　　　

　　　2）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小说描写了以谢平为首的上海知青如何满怀着改造边疆的理想来到新疆桑那高地，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前却举步维艰，最后在岁月的磨砺中，完全失去了锐气，成为新生活的落伍者，平庸的多余人的悲剧。作品中的主人公谢平无疑是十分优秀的，他曾经是上海十几万支边知青的鼓动者，在小说开头，他的身上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质，他坚定、正直、顽强、有主见、有责任感、有抱负，然而正是他的这些优点使他在桑那高地受到了比同伴们更多的挫折与伤害。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法容忍他的理想主义，因此他被发配到最偏远落后的“骆驼圈子”。作为当地最高统治者的“老爷子”于是全力把他改造成一个自己手下得力的工具，而谢平也在现实中误将“老爷子”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自觉地抛弃自我，将自己与这块土地同化。然而当文革结束，一切都将恢复正常的时候，重返往日生活的谢平却发现自己早已与社会脱节，他十四年的全部努力换取的只是对“自我”的毁灭——小说作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的结合，在艺术上无疑是成功的；但作品中揭示的人生悲剧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是历史还是个人？这个严峻的社会历史问题，无疑更加令人警醒。

　　　

　　　3）叶辛的《蹉跎岁月》使知青文学具有了高昂悲壮的基调。小说讲述勤奋正直但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断遭受各种生活挫折却始终不渝奋发向上的故事。小说特别之处在于抓住令一代青年痛苦不堪的"血统论"为切入点，去展示一代知青经历的生活波折，因而立即引起同代青年的共鸣。小说写了形形色色的知青，但集中笔墨刻划柯碧舟和杜见春这样的为"血统论"所压制的青年，他们在困境中所经历的心灵磨难，与不公正的命运奋力抗争的勇气和毅力，这些都是这代人活生生的经历，因而，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它也成为刚刚走出历史阴影的一代青年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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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其它

　　　1）苏童的《妻妾成群》，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问世于1989年底，它是苏童的成名作，也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念。作品的主人公颂莲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父亲去世后迫于无奈，自愿嫁给一个有钱人做了他的四姨太，从此便介入到了“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之中。她所处的是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为了能在这个家庭中立足并获得尊严和做人的正常权利，她必须争取老爷陈佐千的宠爱，以及胜过毓如、卓云、梅珊等其他三位太太。小说的情节便在颂莲的个性和欲望与她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摩擦中展开，由此而产生出许多含义丰富的意象与行为，例如颂莲探询死人井的秘密，陈佐千性能力衰退后陈府笼罩着的暧昧气氛，及至后来颂莲逐渐在这阴郁的生活中感到虚无的恐怖，她退回自己的内心，在失宠的落寞中孤独地度着光阴。然而悲剧终不可免，她亲眼目睹偷情的梅珊在黑夜里被秘密处死，杀人的场赴引出她的狂叫与疯癫，但事实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而口中念念说着“杀人”的颂莲从此被看作疯子。

　　　

　　　2）莫言的《红高粱》，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

　　　

　　　3）汪曾祺的《受戒》，短篇小说《受戒》 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火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

　　　

　　　余华的《活着》　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富贵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最后只剩得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富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富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

　　　

　　　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小说以纪实手法揭开了“临终关怀医院”的帷幕。作者以一个肝癌晚期患者的身份住进了这个中国最接近死亡的地方，展现了这里的工作人员、病人和家属的生活状况和种种心态。小说触及到一个几乎从未有人关注过的话题：普通人的“死亡”，一个所有人必将面对的问题。作者以“炼蜜为丸”的方式，从实际素材中提炼出自己独特的体验、感悟，挖掘面对最平常的“死亡现象”时各类人的不同心态，展示人应该怎样死。从体面的尊严的死亡升华到真正的人生与人性美，引发人们的哲思。同时提出了社会对“垂死者”缺乏关注、缺乏同情的问题。 

　　小说涉及到很多非常敏感的问题。如作品中一些情节关系到对“安乐死”的问题的争议：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个即将赴德留学的儿子如何要求让弥留之际的母亲出院，其目的是早日送从小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归去，并携带母亲的骨灰远走天涯。出国的机会他不愿放弃，但他又无法做出让母亲“安乐死”的决定，他在自白中说： “我的妈妈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死去，而那个时间正是由于我给她吃了某种东西，这个结论会使我痛苦万分。我的灵魂将终生在有愧于母亲的阴影里徘徊。”小说中另一个情节刻划了一个在极度病痛中一心求死的老人与孝顺的家人间的矛盾。而医院的医生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十分矛盾。“安乐死”显然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强烈抵触，但对它的存在又并非毫无道理。再如小说中表示了中国对毒品销毁措施的疑议，认为对于医疗事业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从维熙作品大都是描写1957年以来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其中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代表作。小说选取独特的角度，从“文革”时期的一个监狱里发生的故事入手，正气凛然地揭露了十年浩劫时期是非颠倒，鬼蜮横行的黑暗现实。作者不是一般地揭露黑暗，事件的发展紧紧地与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有黑暗与邪恶，更有光明与正义。整个作品具有邪不压正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中篇影响很大，此后评论界把揭露“四人帮”横行时期监狱生活的小说称为“大墙文学”，从维熙自然成了这一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从维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不过，近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裸雪》，又让人们看到，早年“荷花淀派”文学的影响，在从维熙的心灵深处和笔下的字里行间，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

　　　

　　　第二章   诗歌

　　　 第一节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一、初期新诗和郭沫若的《女神》

　　　1）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自由体诗《上山》作于1919年。《上山》塑造了一个“努力望上跑”的登山者形象。作者通过刻画登山者的性格，赞颂了一种进取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具有进步意义。

　　　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是第二部诗集；

《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写于1920年，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它最深刻地表现《女神》的基本思想和艺术成就。

思想上，它最集中地的表现了作者在“五四”时期热情奔放的火山爆发般的爱国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

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作品采用神话故事，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更生”的故事，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二、破旧立新的革命气魄和乐观主义精神。凤凰的破旧立新的宏伟气魄，显示出勇于自我牺牲、自我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又使诗篇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这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可以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郭沫若的《女神》（1921）开创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诗集还有《星空》（1923）、《瓶》（1927，情诗集）、《前茅》（1928）、《恢复》（1928）

　　　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是第三部。

　　　2）写实诗风

　　　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写出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对穷人的同情。

　　　沈尹默的《三弦》、这首诗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但写法含蓄。

　　　周作人的《小河》；这首诗以对筑堰拦水的否定，表明了反对束缚人性、要求自由发展的思想。周作人的《小河》被称为“白话诗史上第一首长诗”(茅盾)

　　　

　　　康白情的《草儿》；这首诗，表达了对中国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剥削阶级的愤恨，“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全诗的感情基调，对“牛”有哀其不幸之心，却无“热情赞美”之意，

　　　早期白话新诗的艺术特点是“重实感，少想象，偏于说理；大多不用韵。”

　　　3）独具一格的小诗形式

　　　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自然、童真、母爱是冰心早期诗歌和散文的三个内容，其核心，则是融汇着东西方文明的“爱的哲学”。《繁星》（二八.七一）、《春水》（一○五.一五四）以三言两语的短小体式，自由抒写内心瞬间的感触，或托物喻理，或借景抒情，追求诗意的真纯和意境的清新隽永。这两首诗，都在明媚的画面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具有纯正的审美趣味与强烈的道德力量。

　　　宗白华的《流云》。

　　　吴雨铭在狱中写《烈火集》，共65首。

　　　4）湖畔诗派

　　　汪静之、应修人、潘莫华、冯雪峰，他们出版了《湖畔》、《春的歌集》。

　　　汪静之的《蕙的风》：“是那里吹来/这蕙花的风——/温馨的蕙花的风？---赞颂的是清新美丽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歌咏的是质直单纯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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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抒情诗

　　　冯至的《昨日之歌》诗集；诗集中最好的诗有《帷幔》，这首诗是写二百年前一位十七岁少女遁入空门，为的是听到她要嫁给一个有丑陋又愚蠢的男子。后来无意中遇见了这位男子，男子眉清目秀，于是她悔恨交加，一病不起，在绣完了一个表示人间婚姻不圆满的帷幔后抑郁而死。而那个男子也从此剃度为僧。这个故事既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祸害，又歌颂了忠贞的爱情。

　　　再如诗《我是一条小河》，《我是一条小河》以小河的流程为全篇的抒情线索。全篇五节，可分为三个感情层次。第一层次（第一节），一对男女青年“无心”相遇，却一见钟情。第二层次（二、三节），“小河”一腔柔情的拓展和抒发，充满了爱的愉悦和甜蜜。第三层次（四、五节）风云突变，情势陡转。年轻人的爱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的甜蜜转为无奈和悲伤，委婉表达了对恋人一往情深的忆念和不可改易的情意，于哀怨中见执著。

　　　《蚕马》也是该诗集中的好诗。

　　　6）新月派提倡、建立新格律诗理论和进行格律诗的创作

　　　闻一多主张诗歌应具有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诗集有《红烛》（1923）、《死水》（1928）。著名诗篇有《洗衣歌》、《发现》等。代表作是《死水》。

　　　《死水》通篇用的是象征手法。诗中那“一沟绝望的死水”，是满目创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象征。诗人以美写丑，充分发挥主观想象，透过第二、三节中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绿酒”、“白沫”等众多色彩斑斓的意象，在美的外衣下、以反讥、反衬手法、，写尽了死水的腐朽、恶臭等丑的本质。又以“青蛙”的“歌唱”讽刺了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颠倒黑白，以丑为美的无耻嘴脸。正如鲁迅先生讥讽复古主义者的“国粹”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一样。爱国主义思想强化了这沟绝望的死水，“断不是美的所在”的结论，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现状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批判的绝望的悲愤之情，是一个爱国者心中深沉的爱火。

　　　徐志摩的诗集有《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云游》（1932），它是一位独抒性灵的诗人。代表作《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写的是诗人的离别愁绪，突出的感情是一个“别”字。诗歌重点写的“境”，则是康桥的康河。他敏锐的抓住“金柳”“青荇”“波光”“清泉”“彩虹”“星辉”的具体形象，由近及远、由上而下地勾勒出康河的景观。对“撑篙”的追忆，更是诗人在感到理想破灭后，伤感无奈的“寻梦”联想。诗作巧妙的把气氛、感情、景象三者融为一体，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委婉含蓄的表露了离别愁绪，使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

　　　最具特色的抒情诗《雪花的快乐》、《落叶小唱》、《山中》、《沙扬娜拉一首》。

　　　7）象征诗派

　　　李金发的《微雨》（诗集），《食客与凶年》；穆木天的《旅心》；冯乃超的《红纱灯》。他们的诗给人一种寂寞、空虚、颓废、忧郁、疲惫的感觉，曲折而隐晦。

　　　第二节第二个十年的诗歌创作（1928-1937） 

　　　 1）蒋光赤开拓了无产阶级诗歌流派，他的《新梦》、《哀中国》发展了《女神》诗歌的人民性、时代性的传统；把《女神》式的自我肯定与张扬转化为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的热情歌颂；使〈女神〉时代较为空泛的理想变得充实鲜明。他的诗获得了较大的共识性社会效应。但蒋诗忽视艺术表现得含蓄，想象平实，感情直露，语言形式比较单调。这两方面对后来的“中国诗歌会”作者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2）殷夫的诗早期多唱爱情和自我的孤寂，如《我们初次相见》、《祝----》、《白花》），向往光明如《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地心》、《孩儿塔》。革命后诗风激昂，如《让死的死去吧》、《我们》、《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决议》、《血字》，《别了，哥哥》。

　　　《别了，哥哥》写于1929年“四一二”事变两周年之际，是一首记实性诗作。

对于手足情深的大哥，殷夫表示感激，然他更为“劳动群众的呼号”而感慨，而震动。他明知转向哥哥的一方，“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可是他宁可不要“荣赏的爵禄”，而坚决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坚决要与劳动人民共命运同战斗的精神。《别了，哥哥》是一篇与自己阶级彻底决裂的宣言书，是决绝的反叛之歌，更是对于真理的激情的礼赞。

　　　3）中国诗歌会的创作

　　　现代诗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明确纲领的革命诗歌团体。主要诗人有蒲风、王亚平、温流、穆木天。

　　　蒲风的《茫茫夜》，写农村母亲对投奔“穷人军”儿子的思念，用山崩虎吼的风声作回答，以表示农民的反抗情绪、《六月流火》表现了苏区农民在红军的支援下和白匪军的斗争；

　　　王亚平的《农村的夏天》描写北方农村的破产、《十二月的风》表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斗争和“一二九”运动；

　　　4）臧克家前期诗歌创作，《星星》，诗人借对星星的赞颂，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品格、价值、力量、意义。对《星星》的真挚歌唱，显示了作者对人民在历史上作用的新认识。

    在诗歌对星星聚居的“另一个世界”的深情赞美中，可以看出他对旧中国黑暗社会的憎恶，以及对人民的新世纪的热切向往。

　　　农民苦难的诗作有《老马》、《难民》、《老哥哥》、《贩鱼郎》、《当炉女》、《歇午工》、《村夜》、《答客问》；

　　　自我人生体验的“永久性真理”的诗歌有〈生活〉、〈希望〉、〈不久有那么一天〉、〈自白〉；

　　　反帝诗有〈罪恶的黑手〉；

　　　自我抒情的诗有〈自己的写照〉、〈运河〉。

　　　5）现代诗派植根于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形成于30年代初，鼎盛于36年前后。重要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废名、林庚。

　　　戴望舒初期代表作〈雨巷〉；通过雨中彷徨在寂寥空巷中忧愁的女子形象，表达一种空茫哀怨的心境。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因为制造了一种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被誉为开辟了诗歌音乐的新纪元。

成熟期代表作〈我底记忆〉、〈断指〉、〈寻梦者〉、〈乐园鸟〉；

抗战后代表作〈我用我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偶成〉。

卞之琳多写下层社会生活，诗有〈酸梅汤〉、〈叫卖〉、〈几个人〉、〈路过居〉；

探索宇宙、人生哲理的诗是〈断章〉，

　　　《断章》表达的是一种相对、平衡的哲理观念，一种对于宇宙万汇息息相关、互为依存的关系的哲理性思考和人生体验。

　　　

　　　何其芳，1936年3月,何其芳与卞之琳、李广田3人一起,出版了诗合集《汉园集》,其中何其芳的《燕泥集》,收诗16首。1938年10月,何其芳出版了诗与散文合集《刻意集》,收诗18首。后来,何其芳将《汉园集》的诗删一首,留15首,《刻意集》的诗删4首,留14首,合在一起,加上写于1936年至1937年的5首,共34首诗,编为《预言》,于1945年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预言》可以说是全面反映何其芳抗战之前新诗创作成就的唯一的一本诗集。如《生活是多么广阔》，这首诗写于1941年，是何其芳在延安时期诗歌的代表作。它视野开阔，是生活的赞歌。整首诗格调明朗开阔，富有朝气，迸射出对新生活热切希望的火花，表现诗人在新的理想照耀下对生活、对人生意义的全新的理解和感受。

　　　李广田的诗浑厚朴实，〈地之子〉、〈窗〉

　　　废名的诗拙讷质朴，富于禅趣。〈掐花〉、〈妆台〉、〈灯〉

　　　林庚的诗沉静潇洒，谙于情理，〈春野〉、〈自然〉

　　　6）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诗人已真挚的感情抒写了对哺育他长大的保姆“大堰河”的怀念，揭示了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的善良灵魂，通过对她痛苦而悲惨的一生的描写，表达了对亲人的追忆，对劳动人民品质的赞美，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不义。诗人把爱和恨、赞美和诅咒交织在一起，传达了他对当时罪恶社会的愤慨和不平。

      第三节第三个十年的诗歌创作（1938-1949）

　　　一、朗诵诗、街头诗等富有战斗性的作品出现；

　　　田间的《给战斗者》（1937），《给战斗者》这首政治抒情长诗，作于1937年底，后收于诗集《给战斗者》。整首诗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口，坚定、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蒙受屈辱的民族情感，以及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决心，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全诗自始至终回荡着战斗的激情与时代的精神，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强有力的鼓动和号召作用。因此，闻一多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

　　　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气魄雄伟，震撼人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

　　　二、诗歌形式美的追求；

　　　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

　　　三、现代派诗歌表示手法；

　　　七月派诗人冯至的《十四行诗》，主要是写和自己发生深切关联的人和事。

　　　四、国统区的讽刺诗；

　　　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两部诗集中，对当时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马凡陀的山歌》及《续集》中的诗歌，往往抓住某些社会生活现象加以描述，寓讽刺于叙事之中。作者对当时国统区内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和昼夜不宁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切的感受，许多诗歌“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1页)。例如，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城市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抓住这一现象写了《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暴动》、《长方形之崇拜》、《关金票》、《活不起》、《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钱》、《纸头老虎--法币》等许多诗篇，运用诗歌形象，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财政经济政策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讽刺。

　　　《抓住这匹野马》一诗，把飞涨的物价比作横冲直撞的野马：

　　　    撞倒了拉车的，挑担的，

　　　    撞倒了工人，伙计，职员，

　　　    撞倒了读书的孩子，

　　　    撞倒了教书的先生。

　　　    ……

　　　五、九叶集派诗人的创作；

　　　穆旦的《穆旦诗集》；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和艺术创新的基本要素。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和“残缺的我”，是穆旦在《合唱》、《出发》和《我》三首作品中的三句名诗，也是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现在，人们在讨论穆旦诗歌时通常作此归纳，特别是前两句，不少穆旦研究论文也喜欢以此为题。“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正体现了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 “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特点，体现了穆旦诗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最具穆旦个性特点的核心主题，是穆旦“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经典主题：即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穆旦对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性看法。“残缺的我”正是穆旦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进行拷问的结果。这个“残缺的我”既不同于郭沫若诗中的代表着昂扬的时代精神的“大我”，也不同于戴望舒笔下的仅仅代表颓废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小我”，而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精神困惑。

　　　臧克家的《宝贝儿》和《泥土的歌》（1943）

　　　戴望舒的《我用我残断的手掌》，这首诗没有分节，一气呵成。诗人以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祖国广大土地的形象化思绪，发展到借助“无形的手掌”，即联想、想象来再现家乡、长白山、黄河、江南以至他没有体验过的解放区的景象，从而展开了诗人心理与情感的流动。

　　　六、解放区的诗作；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全诗共分三部十三章，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前后，“三边”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激烈斗争；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背景上，展开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和革命斗争胜利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歌颂人民革命胜利的同时，热情的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纯朴爱情。“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这是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歌唱，也是作品表达的深刻主题。

　　　阮章竞的〈漳河水〉，也是用民歌形式写成的又一部长篇叙事诗。这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反映了太行山区妇女在封建传统习俗的野蛮压迫下遭受的苦难，热情地歌颂了她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和新生。荷荷和她年龄相差悬殊的“黑心肝”老头离了婚，找了对象，组织了新家庭。苓苓聪明能干，活泼风趣，用家庭训练班的方式和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作斗争，取得胜利。紫金英个人的遭遇很不幸，创伤太重，觉悟缓慢，最后在荷荷、苓苓的帮助下，摆脱了旧生活，走上了新生活。

　　　　第四节  建国后十七年的诗歌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反右”前后）：

　　　以颂歌为基调。

　　　如《新华颂》（郭沫若）、

　　　《上海的夜歌》（公刘）、

　　　《玉门诗抄》（李季）、一九五二年冬，李季到玉门油矿担任党委宣传部长，在石油工业战线建立了生活基地。他同广大职工共甘苦，同劳动，获得了“石油诗人”的称谓。在这里，他写了长诗《生活之歌》和短诗集《玉门诗抄》、《玉门诗抄二集》、《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在这几个诗集里，诗人探索用诗歌形式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新课题，并取得了成绩。

　　　《生活之歌》通过对青年工人赵明忘我劳动，虚心向老工人学习，发明新采油方法的描写，表现了石油工业战线龙腾虎跃的新面貌，歌颂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劳动。在描写石油工人生活的短诗中，也有一些能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的篇章。 

　　　《厂长》描绘了一个部队转业干部的动人形象：他刻苦钻研科学技术，“正对着一叠报表拉计算尺，那样子真象他又在摸弄着心爱的手枪”；他以战斗的姿态对待工作，性格“还是象过去一样爽快，明朗”。

　　　《师徒夜话》通过师徒散工路上的知心话，耐人寻味地表现了过去拿枪的战士走上和平建设岗位以后，与老师傅团结战斗的主题。

　　　

　　　《天山牧歌》（闻捷），《苹果树下》是《天山牧歌》中的一首，这首诗，将爱情与劳动糅合在一起，对吐鲁番的姑娘和小伙子追求爱情的那种热烈、健康而又天真的心理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写，并且相当巧妙地将苹果的成长和爱情的发展相映衬，当“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的时候，也正是“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的日子。如“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姑娘整夜整夜得睡不着/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

　　　《草木篇》（流沙河），《草木篇》是一组托物言志的散文诗。诗人通过对五种植物的描绘，借以隐喻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身处世之道。

　　　组诗热情地歌颂了孤直不屈、刚正不阿、忠贞不二的美好品格。诗人通过白杨那种宁死也不肯向谁弯腰的精神，赞美了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中也不卑躬屈膝的高贵品格；通过仙人掌没有奴颜媚骨，终至被逐出花园，既对它那种顽强不屈的节操给以充分肯定，也对它的不幸命运寄予深切同情；通过梅花一旦把自己许给白雪，便一心等待冬天的到来，赞美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也启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同样要保持这种品格。

　　　藤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不惜采取损人利己的手段，乃至把人置于死地；而毒菌则善于用漂亮的外衣包裹自己以害人，从而提醒人们要善于识破他们的伪装，警惕现实生活中的两面派。

　　　《养花人的梦》（艾青）。 

　　　二、第二阶段（“反右”以后“文革”前夕）：

　　　以战歌为基调。一度，“大跃进”民歌迎合了社会上的浮夸风。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贺敬之、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占据本了诗坛的大半壁江山。此时，长篇叙事诗的勃兴也引人瞩目。有《将军三部曲》（郭小川）、《复仇的火焰》（闻捷）等。还有李瑛、严阵等诗人致力于寻找和渲染生活的诗情画意，制造优美的诗歌意境。

　　　三、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一）、郭小川的诗歌创作

　　　     1、革命战士的激情

　　　     2、独特新颖的想象：《甘蔗林青纱帐》艺术想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大幅度跳越。

　　　     3、不拘一格的诗体形式：①楼梯式《致青年公民》；②民歌体《林区三唱》；③新辞赋体《甘蔗林青纱帐》。

　　　     4、比兴、对仗等多种艺术手法的并用：这在《林区三唱》等“民歌体”诗中表现得较充分。

　　　    

　　　（二）、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1、既有抒情短诗：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景出发，表现诗人真挚的感情，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

　　　（《桂林山水歌》开始对景色的概括描写：“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在今天读来，这些诗句还是具有较好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意境幽远，有民歌风味。又有长篇政治抒情诗：这些作品气势浩大，洋溢着政治激情，有较强的宣传鼓动作用，如《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

　　　     2、善于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和抒写重大政治主题；结构上显示出大开大合之势、联想丰富、意境深远；抒情主人公“大我”是个体与人民大众的统一；采用古今中外多种诗歌体式，并使之为抒情表意服务。

　　　第五节 “文革”时期的诗歌

　　　     一、公开诗坛

　　　     二、地下诗坛：“白洋淀诗群”。

　　　     三、天安门诗歌：以多种诗体，表现“爱与恨”的主题

　　　 第六节 新时期的诗歌

　　　     一、诗歌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70年代后期），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等。

　　　                   

　　　      二、 新时期“回归诗人”的创作

　　　    “回归诗人”是指那些在50年代“胡风事件”和随后“反右”运动中受到放逐，到了70年代后期又重返诗坛的诗人群体。如“七月派诗人”牛汉、绿原、曾卓及“右派”诗人艾青、公刘、白桦、流沙河、邵燕祥等。

　　　

　　　艾青的创作：抒情中凝结深刻的哲理；艺术上追求高度灵活自由的散文美。如17年间诗作《礁石》、《维也纳》及新时期诗作《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鱼化石》等。 

郝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