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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探究 作文素材
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史记》探究
深厚的文学造诣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是《史记》成为史家绝唱的又一重要原因。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史记》是历史书,是文学书,也是考究“天人之际”的哲学书。这部鸿文巨制,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自无待言,从语文学科的角度看,我们小时候,是把它当成文学书读的,现在的中学生,不也是在语文课上读《史记》的吗!
写书,总要经历立意(确定全书体例)选材、布局谋篇、命笔行文、选词炼句这样几个阶段。司马迁写《史记》,也不例外。
从立意上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史记》亲民、求实、通变、不以名位、成败论英雄。
亲民。司马迁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视民心的向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封建统治者的憎恶。他满腔热情地为出身下层的侯生、荆轲、朱家、郭解、司马季主等剌客、游侠、日者乃至倡优滑稽之徒立传;在翔实记述秦汉之际农民大起义的同时,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陈涉、吴广诸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为百战不得封侯的李广鸣不平;淋漓尽致地揭露酷吏的专残和佞臣们的丑恶嘴脸;实事求是地从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揭露了汉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盖着的阶级矛盾,嘲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汉家天子一再受骗于方士妖人。一部《史记》,是以司马迁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善善恶恶的。班固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其实,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汉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扬游侠,是肯定他们牺牲自己,救人之急。通过颂扬他们来表达司马迁自己对于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于人民追求物质财富和反抗强暴的同情。正是这种“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精神,才使得他这部《史记》闪灼出夺目的光辉。
求实。是说这位太史公继承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实际,诚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通变。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息的过程。他重视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力求通过对于这种发展与变化的探讨,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并且用历史变化的观点记述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详细地讲。
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半中国,到过很多地方进行调查,广泛阅读了皇家石室、金匮收藏的各种秘籍、档案文书,广泛采录诸子百家典籍,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价值的史料都尽可能地写进了书中,从而使得《史记》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他搜集材料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通计《史记》引用之书,计有103种。其中,“六经”及其训解注疏之书24种,诸子百家之书52种,历史地理以及汉家朝廷档案20种,文学之书7种。
2、取资金石、文物、图象和建筑物。《秦始皇本纪》著录了“泰山石刻”、“琅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和直道。等等。
3、游历访问,实际调查。收集上古历史传说,考察调查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调查战国遗闻,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人物情况,就更为详悉。普通百姓的口碑,他也非常重视。如适大梁之墟,访求夷门及秦之所以灭魏,“墟中人曰”云云,等等。《货殖列传》里关于全国各地物产、都市经济和民俗民风的记载,也是游历调查得来的。
4、直接接触当事人,或者转录他人的口述材料。如《李将军列传赞》:“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项羽本纪赞》:“余闻舜目盖重瞳子,又闻之周生曰,羽目亦重瞳子。”等等。
5、采集歌谣诗赋。包括乐府歌谣,文人诗赋,民歌童谣和俚语俗谚等等。引用时一一标明,与征引文献同样郑重。
6、搜求秦火残存的古诸侯国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载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如此下距司马迁一百四五十年之事,而两称“今王”,显见此乃抄录燕国史记而改写未竟的痕迹。
搜集得来的史料,司马迁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认真地综合、分析、鉴别和筛选。作“纪”,他从比较信而有征的黄帝写起;人物列传,也从确有事迹可考的伯夷、叔齐写起。一时无法弄清的问题,他择善而从,或者多说并存。一时难以断定的问题,宁肯阙疑,也不武断地下结论。
《史记》选用材料入书,有明确的义例,这就是:
1、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主要以六艺经传为史料。
2、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先秦文献)者近是。重视使用第一手材料,广泛征引古文,择其尤雅者述之,而无稽者不录。
3、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记载天异灾变,但在记述人事的纪、传中并不加以发挥。其《天官书》云:“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大宛列传》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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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传其书者,论其轶事。汉初自申屠嘉以后的丞相们“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以著于当世”,故不记载。已有著作传世,比如孟子荀卿、管仲晏婴,与乎孙子吴起诸人,就只记述其轶事。
5、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说之。太史公曰:“疑者阙焉。”又曰:“疑则传疑,盖其慎矣。”是以五帝三代,只载世系而不记年。殷、周二《本纪》载殷祖契为其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又云其父为帝喾;周祖后稷(弃),亦其母姜源履巨人之迹而生,等等,是皆疑则传疑之例。
6、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就是综合;整齐,就是分析鉴别筛选。其贯通的手法,一是剪裁摘要,二是增文补史,三是训释古文,四是熔铸改写。四种手法交叉运用,而又以熔铸改写为主。
《史记》书中细节的描写,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象与加工。比如《孔子世家》对所引《论语》材料进行时间和场景的定位,以形成连贯的编年史料,显然是文学构思的运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况,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特别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是皆遭遇不平而发愤著书。这些,并不都是事实,但是这样一加工,就阐明了只有经受得起磨难的人,才能做出大事业。
材料有了,便要谋篇。谋篇,就是定格局。《史记》在格局布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体并用,详今略古,夹叙夹议,寓议论于记叙之中。”刘知几说它“虽叙三千年史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12本纪,包括《秦始皇本纪》在内,写当时“七十余年以来”的,就占了7篇。10表,夏殷周三代,只有1表;春秋战国,只作了《六国年表》和《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以下7表,都是“当代史”。30世家和70列传,就更主要是秦汉以来的内容。
设立河渠、平准、货殖等经济专篇,是《史记》谋篇的一大创举。司马迁重视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力求从经济生活的背后,寻找道德产生的根源乃至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他翔实地记载了汉兴以来的国民经济概况与经济政策的演变,把经济发展与社会治乱兴衰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发展与流通交换的出现。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这个关于经济和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重大命题。这是古代中国史学观的一大进步。
《史记》人物列传的每位传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致战国纷争局面的纵横游说之士;《孙子穰苴列传》、《田单列传》和《白起王翦列传》,代表知名将帅;而孟尝平原“四公子”列传,则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新贵族。
具体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红万紫,各各不同。写萧何、曹参、张良,历叙生平,首尾完具。因为他们是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关系秦汉之际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且事迹具在,可以得而书之;写《孟轲荀卿列传》,则藉他们以叙当时之人,记述了齐国“三邹子”,记述了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众多的齐国“稷下先生”,实际上是写了一篇先秦诸子列传;《扁鹊仓公列传》,记述他们的医案,因为这两位名医没有著作流传;《管晏列传》,但载其遗文逸事,至于治国之道等等,只要已经见诸他们的著作,一概不录,这是因为管晏之书具在,毋须再讲;而写伯夷、叔齐,那就几乎全是议论了。为什么记叙之文写成了纯议论?因为传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记述,而且厥事体大,值得大议论而特议论一番。
历史要求实录;文学要讲究艺术性。司马迁首先是史学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我们不能把《史记》当成单纯的文学作品来读。司马迁的伟大贡献,是冶文史于一炉,把历史和文学统一起来,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了我国古代首尾三千年间各种各类历史人物的形象。每篇世家纪传,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都有曲折细腻的细节描写和绘声绘色的活动场面,以及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语言。《史记》的辞藻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影响了历代文学大家的成长,甚至还影响了元明以来戏剧和通俗小说的创作。究其所以如此成功,概括地说,一是运用选择和互见的手法,突现历史人物的个性;二是两两对照,以烘托人物;三是熔铸鲜明的爱憎感情,以感染读者;四是运用多种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五是有意识地塑造(注意:塑造。文学艺术的塑造)典型化的历史人物,以符合他自己编著史书的理想。前四点,是他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手法;最后一点,则是司马迁有意识创造的历史与文学的统一。这位太史公尊重历史,但他编写史书不搞自然主义,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剪裁、提练和强调,塑造出各种各类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从而更深刻地反映出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场景及其本质,发掘出这些现象背后蕴藏的深邃哲理,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史记》的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
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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