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

      [摘要]这个世纪，红学开始红得尴尬。红学家突然发现，很多普通读者、观众已不站在自己这边，学界与大众之间的文化联系及信任似乎不再。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恐怕差了100个娱乐头条。

      红楼梦研究一度被推广为一项“全民运动”，而本世纪以来，热闹的红学似乎红得有些尴尬。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受到了红学会的大力支持，3个编剧都是红学会推荐的。

      虽然位列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20世纪上半叶，《红楼梦》研究尚不脱知识阶层的逸趣雅好或智力游戏，却因其中一位爱好者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被推广普及为全民运动。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红学研究的学术交锋里，或显或隐流露着政治较量的兵刃气。

      “文革”之后，红学在索隐、考据、阶级论的道路外，重新回归小说本身。在知识仍带有光环的时代里，红学是专家的，也是普罗大众的，《红楼梦学刊》作为一本学术刊物，第一辑发行达8.5万册。同时，学界亦积极向大众提供文化产品，1987年的电视剧《红楼梦》受当时红学潮流影响，结局设置以探佚结果取代了流传更广的后四十回，虽然对此改编红学家内部犹有争议，老百姓却只管对着电视机唏嘘垂泪。

      但这个世纪，红学开始红得尴尬。索隐派借助强势媒体“卷土重来”，民间研究者、爱好者借网络展开言说空间，红学界作为共同的对立面，在双方的相互印证中，被树为一个压制异见的强势组织。同时，在学术生产后劲不足、缺乏有效诉诸大众的文化产品、应对时代转型的反应迟钝,以及一个学术团体面对权力资本的微妙处境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界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这种遭遇可能只是当下学术界困境的一个投影，但红学因其红极一时，成为最容易被捕捉的案例。起朱楼的盛况依稀，宴宾客的场面犹在，下一步哪怕楼塌了，也不失为传统悲剧收梢；但在这个时代，还可能出现更残忍的结局：或漠不关心，或当个笑话。

      89岁的冯其庸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86岁的李希凡，以及被李希凡称作“小胡”的71岁的胡德平。这是11月23日“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这位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地作了10分钟的发言，在回顾了20世纪红学发展，表达了新世纪的新期待后，他略作停顿，全场掌声适时响起，然而冯其庸接着说：“但扩展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是让大家去想入非非，学术研究要认真踏实、实事求是。”

      1954年向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发难而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李希凡，批评了目前存在的“秦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猜谜式研究）、否认曹雪芹著书以及彻底否定程高本的观点：“学术需要百家争鸣，以便让我们更好地接受《红楼梦》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争鸣不是奇谈怪论，是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

      用自己的话说，冯其庸已经“看不清，对着耳朵说才能听到；李希凡同志比我好一些，他的听力还行”，但这些年的红学聚讼，他们看来还是了然于心，并有所回应。然而这一场景，印证的更像是红学研究在当下的传播困境：在场的都是“自己人”，与批驳对象没有直接对话机会，意见往往只能由媒体一鳞半爪地转达。最残忍的是，连刘心武都见好就收地不提红学会很多年，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却还是习惯性地摆出了对阵的架势。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对待学术论争的应有态度，但在习惯了一切都以信息乃至以景观观之的当代观众，看上去也许更像一群白头老者在“闲坐说玄宗”。

      学术争端或危机公关

      “2005年开始，红学出现了乱象。”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胡文彬说。

      与其说是乱象，不如说是暴露了红学家们捉襟见肘的危机公关能力，虽然原本在他们的学术训练中，从来不需要这一项。这一年的4月，刘心武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这不是这个2001年创办的科教节目第一次普及《红楼梦》，也不是这位知名小说家首次发表红学观点，但当刘心武通过央视成竹在胸地把一部名著当套娃拆解，还真的取出了一组更神秘的“秦学”，全国人民都看呆了。

      红学界的应对仍按照惯有逻辑运行：2006年第1期的《红楼梦学刊》为驳斥“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刊发了一组文章。学者们或以为用9篇文章从论据论证到思想源流各个角度能对刘的学说逐一攻破，匡扶正统。但意外的是，此举一出，加上之前各人零零散散的媒体表态，反而使“主流红学界”仗势欺人的学阀形象深入人心。

      这或许是这个时代学术争鸣的代价。1992年刘心武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在《红楼梦学刊》发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固是大为激赏，也有人展开争鸣，对于驳诘观点，刘心武在《“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自道：“我确实非常珍惜陈诏、梁归智等同志的不同见解，‘秦学’必得在坦率、尖锐的讨论中发展深化。”

      但在大众媒体参与传播之后，学术争鸣忽然有了一种更简明易懂的理解思路：压迫/被压迫的二元关系。也因此，原本各种“非主流”的《红楼梦》研究，忽然有了更合适的位置来安置、阐释自己；而红学界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形象，绝对是公共危机应对的反面教材：顺势就被请上“权威机构”的高位，直到台下看热闹的人散了，才发现没有下来的台阶。

      所谓“乱象”由此而生。纵观红学史，版本、作者、探佚……各个时期都有各种石破天惊的大故事出现，但红学界hold得住。刘心武给《解放日报》投稿时，编辑陈诏虽不认同，但亦认真编发；霍国玲《红楼解梦》出版时，胡文彬作序称“红楼不废百家言”。但这样的学术自信，在这个时代里渐渐被孤立，不再拥有话语权，动辄被“猛批”、“炮轰”所裹挟的红学会，不复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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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别人的指责，我们现在是说话呢还是不说话呢？不说，他们就说：看吧，红学会无法反驳默认了；一说，他们就说：看吧，红学会压制围剿我们了。”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反问。

      考证之窘，学术之困

      从内部观察，失去自信或是因为红学界学术生产力的下降。红学家蔡义江介绍，他偶然读到一名研究者论《红楼梦》十二官的文章，此人考证出“官”用于人名自乾隆时期始，但没有展开，反是去阐释十二官各自的名字、角色等细节。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可以有力地反驳那些说《红楼梦》写于康熙雍正年间的观点。但文章那样写，像是有一把好武器，却不知怎么用，最后朝天开了一枪。”出于纳闷，蔡义江问了下作者的想法，对方答：“我人微言轻，不敢接触这些论争。”

      “这个观念就不对。就算两个权威辩论，你也可以表态：你支持谁的观点，或者对谁大部分同意哪里不同意，谁有问题但是哪里有道理。这里并不存在你人微不微轻不轻，而是你心里有没有存着学术上的大问题。”蔡义江说。

      他感喟现在的年轻人研究越做越小。为了不出错，老找一些前人没有提到的小问题来做文章，“写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发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这么好的发现，你就随随便便用在一篇没人注意的文章里，这不是浪费嘛！”

      对于一门成熟学科，这并不算新鲜问题，但红学因以考证为根本，此种现象格外显眼。红学一词的出现可追溯至光绪年间，但用以指称“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却是要到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认为蔡元培等对《红楼梦》本事的猜谜方式是歧途，正确的方式是根据可靠版本和材料，确定作者、家世、年代、版本，其自道曰：“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但考证方法，倚重的除了材料，还有学问功夫。毕竟不是手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能负责阐释一切的上世纪50年代，年轻学者望之生怯或曰敬畏之心，也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版本与作者的材料已多年没有更新，翻来覆去的考证颇有些无米之炊感。而现今的索隐派“卷土重来”，也是因为考证派如今自顾不暇的窘境。

      “现在的很多文章都在炒冷饭，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东西拿过来，加点新名词，加点所谓方法的作料，就出来了。这还算好的。有一次我去《红楼梦学刊》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有我一篇文章，再一看作者是别人，已经胆大包天到把别人的文章抄一遍，连小标题都不改就送来发表了。”胡文彬说。

      1979年《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出版时，发行8.5万册，而现在跌至三四千册，这或可看做学界与大众已互不相干，但刊物的文章质量亦不复从前。一位学者认为，《红楼梦学刊》目前1/3的文章是没有达到发表标准的。

      但主编张庆善认为，不可脱离当下学术环境来看红学及学刊存在的问题。“《红楼梦学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教育部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但它不属于核心期刊，因为定所谓核心期刊的标准是转载率，而《红楼梦学刊》作为专刊，转载率无法跟综合类刊物相比。这不科学，但现在衡量学术的杠杆就是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数量，很多学者要评职称，要面临生活压力，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学术研究与文化产品

      《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发行8.5万册，第二辑11万册，但第三辑后，销量逐渐下滑。在当时，这未必是由学术质量引发，更大的可能是，读者发现《红楼梦》研究，并不是他们想象或习惯的那样了。

      自流传时起，读《红楼梦》可能就有两套系统：“引车卖浆者流”的普通人往往满足于故事层面，而文人学士则更乐于在虚实掩映草蛇灰线的叙事中，衍生种种智力游戏；在衣食起居器物仪制的细节中，发现种种文化意蕴。在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中，便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颇见知识分子的自矜自许。

      也因此，《红楼梦》在民间的传播，除了小说本身，依靠的是戏曲、评书、影视作品等强调故事性的文化产品，与研究作者、版本、家世、探佚的红学实为殊途。而索隐与考据再颉颃，也不过是知识精英间的分野，虽然如果向大众阐释，自然是蔡元培的隐藏很深的反清复明故事，吸引力会高于胡适的甲戌本庚辰本程高本之类令人困惑的名目比较。

      但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红楼梦》不仅只是一部优秀古典小说，更因毛泽东多次推荐，是“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与部分革命文学外，尚能合法阅读的文学作品，其意义与影响不言而喻。“全民评红”时，普罗大众运用阶级论的分析工具，一年之间在全国报刊上发了319篇评红文章。

      因这段历史，《红楼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当下各种地方红学会里收纳的离退休干部，或许都曾共享这段集体记忆。而在上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并不曾脱离大众需求，比如使小说回归小说的作品解析、人物论，或当时流行的美学理论阐释。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简称“87版”）也被看做是学界与大众文化需求结合的优质案例。胡文彬此前与该剧导演王扶林的夫人合作过广播剧《红楼梦》，因此当了电视剧的副监制——那个副字，是他自己要求的。五年之间他奔走于剧组与学界，每个月拿30元的车马费。

      坊间流传红学界有周（汝昌）派与冯（其庸）派之争，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时，甚至演绎成诸如87版周汝昌任顾问，反对后四十回；而新版冯其庸任顾问，支持用程高本，因而导致两剧的差别等说法。胡文彬对此解释：“87版是整个红学会都支持的，三个编剧都是红学会推荐的。至于李希凡、冯其庸没当顾问，李是认为没有一个经典作品能够以其他的艺术形式改编成功，他不看好所以拒绝。而冯其庸是当时央视给他顾问名单请他签名，他说你等等，我看看。至于周汝昌，他那个时候其实在美国。”

      冯其庸虽未当顾问，但87版受到学界批评的时候，他还撰文力挺，认为拍电视剧是对的。电视剧播出后，相关图书被抢购一空，冯其庸称之为“《红楼梦》小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

      或许因为这样的往事，所以“乱象”之时，红学家们仿佛才突然发现，很多普通读者、观众已不站在自己这边，学界与大众之间的文化联系及信任似乎不再。而在这个时代要重新接续，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恐怕差了100个娱乐头条。当胡文彬看到有新闻称新版《红楼梦》需要让红学家审核剧本，不通过就不盖章，不盖章就没法拍，大笑之余，却又无奈：“我想红学会什么时候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啊，就算广电总局审，电视家协会审，也轮不到红学会吧，但媒体也就这么报道了。”

      “当大众需要一种普及性的形式的时候，红学家没有及时站出来，适应大众的要求，因此这个舞台被人家占领了，当然就出了问题。误会越来越深，矛盾逐渐激化。在这一点上红学家要反思，要总结经验教训，思考怎么把小众研究转化成大众的文化产品。”胡文彬说，“希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红学能够恢复元气、走向正轨。而这首先要红学界正视自己的问题，去检讨去总结。我相信还是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