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实验中学语文组   安杨华

我们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读点哲学。哲学是我们对文本进行教学解读的一把金钥匙，他可以帮助我们从文本解读的直观、感性层次迅速地进入理性和审美境界，发展和提升我们情感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哲学著作并非都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艰深枯燥、晦涩难懂。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著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天卜译）就是一本平易近人而不故作艰深，但又不是不需要动脑筋的哲学入门书。我作为哲学门外汉，抱着“此可以为我某事之法，可以药我某事之病” ⑴的极强的目的性，认真研读该书，它帮助我解决了阅读教学中的许多“大问题”，这里我愿不揣浅陋就该书的只言片语对我文本解读方面的启发与同仁交流。

强化批判意识：“尊重自己”

    “许多人似乎认为诉诸权威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单单是诉诸权威并不必然表示对该权威的尊重，而是表示对我们自己的不尊重……哲学中非常关键的活动就是批判，批判并不必然意味对某人某事持反对意见，批判意味着对某条陈述进行认真地查验，看看对它的论证是否确是好的论证” ⑵的确，对于文本，我们必须要有点质疑精神、批判意识，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教参，不唯权威，要勤于思考，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进行“每事问”，赞同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并努力于新的创造。这是涉及到我们能不能真正读懂文本的“大问题”。

人们对《窦娥冤》中的桃杌的评价鲜有分歧，无论课本的注释部分，还是《教师教学用书》的解读部分，亦或是名师公开发表的教学论文都一致认为桃杌是个贪官。这种认识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文本中桃杌出场时明明有这样的内心独白“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看来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权威（关汉卿）的迷信，表现了批判意识的缺位。我们读书不能仅仅浮在表面上，不能只看作者说了什么，还要看文本是怎么说的。

从时间角度讲，桃杌在对案子简单审理之后，就马上决定“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桃杌并没有给自己留索贿的时间，也没有给张驴儿行贿的机会。从空间角度讲，桃杌审案断案都是在“厅衙”之上，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要金银”的场所。地点赋予特定事物以特定的意义，“厅衙”这个场所否定了桃杌的“要金银”的可能性。从因果关系角度讲，桃杌如果是一位贪官，他应该首先判断谁才是“要金银”的对象，蔡婆一家是以放高利贷为生，家境殷实；而张驴儿父子是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的贫困者，至少不是有钱人。两相比较，自然是从窦娥婆媳身上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然而桃杌却严刑拷打窦娥，威逼蔡婆，最后逼迫窦娥招供并将其斩杀，而替张驴儿的老子“报的冤”。综上所述，文本所呈现出的桃杌并非贪官，他没给自己留下贪污的时间和空间，没有去选择“要金银”的最佳对象，他当着原告、被告和下属的面审案，断案，没有暗箱操作，这是让自己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表现。他不是贪官却审错了案子，只能算一个昏官。

这种“查验”至少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元曲大家的作品也难免出现“这种前后照应不周，细节自相矛盾” ⑶的情况，让我们看到关汉卿创作过程中的前后不一，看到经典中的瑕疵，从而帮助我们强化与作者、文本平等交流的意识。在语文课上，学生“所能汲取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就是批判性阅读和思考的能力，在收集信息的同时还能对其思想进行细究的能力” ⑷而不去迷信作者、编者、专家、教参等。教师站着思考学生才不至于跪着接受，会思考才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 

  

放飞想象：“不要害怕使用比喻和类比”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一切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⑸而所罗门却告诉我们如何去说清楚，“不要害怕使用比喻和类比……某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既写成哲学文章，又写成诗。”⑹这启发我们应该放飞想象，把我们一连串的思想和论证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当然反过来还应该在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中读出深刻的思想。

在阅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时，发现文中多次写到“葫芦”与“花枪”，而且是两者常常同时出现。我们不妨放飞想象，品味其象征意味，读出文本思想。

    “葫芦”是盛酒的物件，是酒外现，写酒葫芦其实是在写酒。酒自出现之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精神存在。饮酒作为林冲的一种生存存在方式，意味着一种情绪的宣泄、一种情感的寄托，意味对未来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林冲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欲念让他变得委曲求全、随遇而安。“葫芦”成了林冲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追求那渺茫幸福生活的心理的象征物，成为小说表达这种意味的典型意象。

“花枪”本身所具有的伤害、斗勇的属性暗示了林冲血气方刚、嫉恶如仇、桀傲不驯的反抗性格的底色。“花枪”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存在，而且成了对林冲反抗性格进行特殊象征或暗示的叙事意象。  

而林冲手中那杆本可降龙伏虎的“花枪”，在文中被反复交代用作“挑着酒葫芦”，这表现了在林冲身上“葫芦”与“花枪”是并存且冲突的。这种冲突，增强了叙事的内在扭转力，丰满了林冲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 “葫芦”与“花枪”作为一组独特的意象，跟随林冲接管草料场到风雪山神庙的全过程，由“花枪挑着葫芦”到“葫芦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的变化，隐喻林冲这样一位英雄好汉由对美好生活心存无限希望而处处忍让妥协到彻底绝望而决意奋起抗争的心路历程，从而揭示了“逼上梁山”的主题，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生活。《大问题》提示我们要会想象，如此我们才能够在这类正反意象的反义组合中品悟到许多额外的意蕴，从而品味其所揭示的人生情景的酸甜苦辣。

启迪实践智慧：“合理地行动”不去伤害“无辜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人既是完全善良的，同时又对无辜的人造成伤害？”⑺的确有“这样的可能”，《安恩和奶牛》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安恩老婆婆精心饲养的一头奶牛是村子里唯一的牛，为了消除奶牛的孤独感让它跟同类聚聚，散散心，她把牛牵到了牲口交易市场，结果奶牛因买牛人的骚扰而“神情厌烦”，买牛人因要买牛被拒而责备安恩“拿大伙开心”，最后，安恩在买牛人的责备声中，狼狈地离开了市场。这是一则令人深省的寓言，作者借安恩的遭遇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打算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别人也没有“什么恶意”，但事情的结果却是一团糟。这是最需要探究的“大问题”。“人们常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良的意愿铺成的’我们也许会问，如果‘善良意志’不能产生好的结果……那么它又何善之有？……好的行为是能够产生最大的幸福（或至少是最小的不幸）的行为，这与它的意图无关。”⑻“合理地行动就是以最可能得到你所想要东西（不仅包括知识，而且还包括娱乐、满足以及特殊场合的自我激励）的方式来行动。”⑼而安恩老婆婆把奶牛牵到牲口交易市场，不但没有解决牛孤独的问题，反而被买牛人误解她是来卖牛的而骚扰了牛，最终在买牛人的责备中逃走。这显然不是安恩“想要的东西”，这是因为安恩去买卖牛的地方遛牛，她去错了地方，她的行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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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告诫我们“无论作为个体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这种个体的存在只有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中、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才是有意义的。”⑽无论作为个体存在的奶牛对于安恩来说是多么重要，只有把它置于安恩、买牛人、牲口交易市场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来通盘考虑才有意义。只有放开眼光去看时间、空间、所处的环境、彼此的关系等等复杂因素，我们才会做事，才能“合理地行动”，智慧地实践。《大问题》启发我们摒弃细枝末节的小问题而领悟该文本所蕴含的涉及人生实践智慧的“大问题”。

明确生活目标：达到“宁静状态”“很好地生活”

“生活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宁静状态……达到一种没有东西能够打扰的宁静状态。”⑾这句话让我真正理解《老王》读懂杨绛。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一般而言文本的行文方式往往正是作者的生存方式。因而，我们应该从文本的语言特色入手，体悟作者的生活态度。《老王》一文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平平淡淡，沉静简洁。杨绛夫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而杨绛对此不仅没有痛恨，没有控诉，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铺排，没有渲染，甚至没有客观的叙述，而是能隐则隐，不能隐处，只是淡之又淡地像是不经意地一提：对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痛苦经历，只是淡淡的说“那时候我们在干校”；而对于丈夫钱钟书被迫害致疾，也只是平静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如此平淡沉静的语言表现的是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的平静、淡然和旷达。要真正了解杨绛的内心世界就必须从文本入手，从语言入手，因为“生命只有通过意义单元的媒介作用才能把握生命”⑿。我们要着眼于文本平实的语言特色，在《老王》这个“意义单元”中“把握”杨绛平和宁静的生命状态，从而帮助我们达到一种没有东西能够打扰的宁静状态，一种平静面对不可改变的周遭与遭际的宁静状态。要幸福地生存就要有这样宠辱不惊、看淡风云的生命状态。《大问题》帮助我理解《老王》的行文方式，领会文本中所蕴含的杨绛的人生智慧，帮助我学会生活。

文本解读是思想工作，它在于于明显的意义里解读隐蔽的意义，在于展开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如果一味执著于对文本的表层解读，只能说明其思考的缺位和思想的浮泛。而如果拆除了思想的梁柱，得到的只能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文本碎片和漫天不着边际的臆测尘埃，以致经典的魅力涣然消逝。我们应该运用哲学思维从作品中汲取人生智慧，“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由来已久的答案是，学习出智慧。”⒀而《大问题》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本智慧大门的金钥匙，他启发我们从文本中读出人生智慧——会思考，会想象，会做事，会生活。

注释：

⑴吕坤（明）《呻吟语》（李捷译注），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0页

⑵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⒀ <美>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题》（张卜天译），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1-32页，第23页，第409页，第23页，第284页，第306页，第205页，第246页，第76页，第78页

⑶诸葛忆兵《论窦娥形象的内涵及<窦娥冤>的创作意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1期，2003年1月

⑿保罗•利科尔《诠释学的任务》，《理解与解释》（洪汉鼎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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