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建新

    现代社会是文化多元的社会，教育自然也不例外，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教育的功能，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价值取向，对它们进行简洁的梳理可以从“人”开始。教育是以其独特的方式从事人的培育、培养、培训，对“人”，自然有两个处于“两端”的立足点，立足人之内和立足人之外，立足人之内，关注的是人的本能、需要和自由发展；立足人之外，关注的是知识、社会对人的改造。两个不同立足点的价值取向有学者简捷地表述为“人化”教育和“化人”教育。教育改革基本上表现为两种价值取向的撞击。

    一、立足人之外的价值取向

无论抱有怎样的教育愿景审视教育，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立足人之外的教育价值取向在目前、过去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主流，具体表现为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近代以来，它来自其对立面的多次撞击，但依然犹如板结一般左右着教师的态度和行为，就好像人们拿对自由的渴望撞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依然改变不了冥冥之中的“控制”一样，学校教育始终摆脱不了赫尔巴特式的影子。赫尔巴特把知识教学作为学校教学的本位，从这个本位出发，课堂、教材、教师自然成了学校教学的中心，教学的效果也以知识积累的量为衡量标准。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在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上虽然具体的倾向互有不同，但总体上都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在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中找到的是“克己修身”的办法。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留存着这种文化基因，有着这种文化基因，对赫尔巴特式的教育趋同也是常理之中了。

立足人之外的教育，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实践，疏离情感与体验，有人批评它为“教育的痼疾”，倡导从“人本”出发的教育以实现人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批评和倡导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符合时代精神。但是，有几个矛盾等待着我们去解决：①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与教育设计的有限性矛盾；②班级教学的团体性与人的发展的个人性矛盾；③系统知识的获得与获取知识碎片的矛盾；④学校在考察学生学业成绩为了减少教育人力成本追求统一尺度与个人发展千差万别需要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学习进行不同的学业考察的矛盾。

    二、立足于人的价值取向

    探讨立足于人的教育价值取向，我们容易想起约翰•杜威。被誉为“后现代教育集大成者”的小威廉姆E.多尔说：“杜威的幽灵在美国课程中游荡，并在受美国课程影响的其他国家的课程中游荡，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

杜威接受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需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人的本能，教育应当从儿童的本能、兴趣和冲动出发，组织适当的课程，使儿童的经验不断得到改造，实现儿童“生长”。在方法上倡导“做中学”，认为“在仅是教科书和教师才有发言权的时候，那发展智慧和性格的学习便不会发生；不管学生的经验背景在某一时期是如何贫乏和微薄的，只有当有机会从其经验中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   

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于弘扬个性，培养主体精神，促进学生主动、创造地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教育要促进人的潜能的发展、人格的发展、自我的发展，强调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和自主学习；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教育者要善于促进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教师要实现从知识的传播者到学生建构知识的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都可以看作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反映。

三、理想：两者融合

以“对话”的态度探讨这处于“两端”的教育价值取向，我们会共同想到“融合”，在对话的空间里，彼此相对立的双方走向融合能产生更大的能量。赫尔巴特强调知识本位，如果把知识教学与激发学生的本能需要结合起来，赫尔巴特的“门徒”们不会站出来反对；杜威否定在教育之外强加外在目的，这与他所追求的民主精神相悖，如果外在目的加入的同时做到了对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促进人的“生长”，杜威的“门徒”们也不会站出来反对。其实赫尔巴特注意到了他的理论的局限，他说：“使听者仅仅处于被动状态，并强迫他痛苦地否认自己活动的一切方式，本身就是使人厌恶与感到受压抑的。所以一种连贯的讲课必须通过使学生始终保持急切的期待心理来激发学生，或者，假如教育者在什么地方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对儿童教学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 ，那么他就不要把讲课连贯下去，而允许学生穿插意见打断教学，或者由自己启发学生穿插意见。教师在必须确保正在进行的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的范围内，可以给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方式乃是最好的方式。”杜威也注意到了他的理论的局限性，他说：“直接观察自然比较生动活泼，但是也有局限性。无论如何，一个人应能利用别人的经验，以弥补个人直接经验的狭隘性，这是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两人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在不同的逻辑起点下建构起相对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成为相互对立的“两端”，不约而同地走向片面。

立足人之外与立足于人的教育价值取向其实并不矛盾，前者的思考焦点是“要培养人什么”，后者的思考焦点是“人能够培养成什么”；前者重视结果，后者重视过程：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陶行知改造杜威的“做中学”思想，结合教学的实际，提出“教学做合一”， 主张“事要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并把“做”阐发为手脑并用。这是两种教育价值取向融合在具体教学行为中的反映。

看似不相容的两面其实都是可以彼此渗透、融合的，这样看问题使我们发现彼此所长，形成优势互补而相得益彰，这对认识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包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