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摘自《大作文——写作教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我们一直信奉这样一句名言：“教作文就是教做人”、“学作文就是学做人”，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德育要求和德育标准。但是，在这样一条德育要求和德育标准之下，却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作文教学，将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故在此处，专辟一节。 

2000年4月10日，山西师范大学初中版《语文报》刊登了一篇初中学生叶姗姗的文章，题为“说真话为什么这样难”。转载如下： 

说真话为什么这样难 

刘珊珊 

我本来是一个很喜欢写作文的初中学生，在小学时，老师常常在作文讲评课上让我给全班同学朗读自己的作文，因为我写的作文好，也常常赢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但上了中学以后，情况就变了，一到写作文时，心里就发怵，经常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而犯愁。 

事情缘起于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这次考试的作文题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看到这个题目，我迅速在脑子里把给我们上课的几位老师“滤”了一遍，觉得印象深刻的只有我们的班主任。她给我们上数学课。这位老师在我们心目中，实在无法让我们说出“尊重”两个字，但印象太深刻了。她有一个BP机，上课时，只要BP机一响，她就把我们丢下，慌慌张张跑出去打电话，耽误十几分钟是常事。更可气的是，她常常把那些游走于校园内的书贩手中的盗版书推销给我们，我们从书贩那时买一本同样的书，价格至少可便宜一半。这些复习资料成了我沉重的负担，由于书中错误很多，很多题根本无法做，但不做不行，老师要检查。她很少给我们批作业，一般是在作业后面写个“阅”字和年月日了事……一看到这个作文题，这些事涌上心头，于是她就成了我作文中写的“印象深刻的老师”。为了不让批卷老师反感，在文章结尾还特意写了一句赞美老师的话。考试成绩公布以后，我发现我的作文成绩是全班最低的，只得了18分（满分40分）。后来我找语文老师询问原因，语文老师甩给了我一句冷冰冰的话：“你的作文思想内容不健康。” 

我真不明白，难道写老师就非得写老师像春蚕、像蜡烛吗？非得无中生有地去编一些冒雨送学生回家、带病给学生上课的故事才“思想内容健康”吗？多年来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在作文中写真话，抒发真情实感，为什么我写的真话就只能得18分呢？多亏这次期末考试还是不太重要的考试，如果是日后的中考，我真不敢想，如果写了类似的真话的文章，会有怎样的结局。 

刚学过的语文第一册中的第一次作文训练范围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但说自己想说的话为什么这样难？ 

（《语文报》初中版编者按语：编发了这篇稿件后，心中颇感沉重。文中牵涉到话题很多，仅就考试而言，就说出了目前考试中作文评卷的一个重要流弊。本版将继续就作文考试改革的内容展开讨论，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 

刘珊珊的文章，引起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作文教学的沉重思索。 

叶姗姗的作文错在哪里？她有没有所谓的“走题”？老师这样打分是正确的吗？老师为什么会给她打上不及格？什么叫做思想健康或者不健康？无中生有地编一些好人好事来歌颂老师是对的吗？可以实事求是地写老师的行为举止吗？…… 

多少年来，在教授学生作文的时候，我们经常以“学作文就是学做人”、“教作文就是教做人”为宗旨，而这种带有方向性的道德判断，也成了多年来作文教育中的德育标识。 

我们许多教师正是以德育的目标来教导学生作文的。在这样的目标指导下，作文教学的具体体现就是一些道德化选题的屡屡出现，如：“一件有意义的事”、“责任”、“一屋不扫焉能扫天下”、“我心目中的三好学生”、“一个高尚的人”以及采摘一些古书中忠孝节义的故事作为作文的材料。 

至于学生在生活中是否碰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否已经具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心理是否已经成熟到了具有“一扫天下”的抱负和雄心，是否对传统的封建道德具有了批判继承的能力，或者说，学生是否有可能写得出、写得好这样的文章，这些选题对学生的作文学习是否具有诱导作用，则没有考虑或者考虑不周。 

学生是无辜的，由于没有激情、没有体验、没有材料、没有生活，学生要写出这样的题材或许有困难，没有办法。于是只好抄抄“好词好句”，背背相似文章，编造“好人好事”，翻看一些所谓的《议论文论据选》以及堆砌出一些“假大空”的东西来应付交差—— 某些语文教师也正是这样教导学生作文的。 

这样，作文开始走向了异化——不是“以我手写我口”，而是以我的手证明一些什么，附和一些什么，附会一些什么，编造一些什么。而在证明、附和、附会、编造的过程中，教师以及教师出的选题，就成了主宰一切的东西，指导一切的东西 —— 升学考试的题目就是如此。我们平时所提倡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在此已经荡然无存。 

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以上的德育口号还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认识偏差。 

在此，“做人”，作为学生，当然就是做一个好学生，好学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须尊重老师，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尊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为尊者讳”——不能批评你所尊重的人。于是，一个作文评估中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不能说批评老师的话，否则就没有做到“为尊者讳”，就是不尊重老师，就是没有好好做人，就是道德有问题，就是没有写好文章，就应该打低分或者给不及格。 

说刘珊珊“思想不健康”的语文老师，正是以这样的逻辑给她的文章打上不及格的。 

其实，在以德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中，德育本身也有着“应试教育”的德育和“素质教育”的德育之分。我们在单纯以政治考试的考分和背出了多少政治试题来衡量学生的道德品质的时候，那就只能是“应试教育”的德育；只有在读了政治课本的同时，通过我们平时的思想品德教育，这位学生的实际表现也是优秀的时候，才能说是道德品质教育的素质性和实践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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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语文老师给刘珊珊的教育，也许正是“应试教育”的德育，或者说得更为严肃一点，是一种封建的“应试教育”的德育。因为老师通过分数的压力，教育学生一个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道德标准——“为尊者讳”！而与刘珊珊同班的所有同学，也都会受到这种错误的“应试教育”的“德育”暗示 —— 刘珊珊的作文讲了真话，所以才不及格！ 

看来，这种类似的“德育”教育于作文教学中恐怕还不在少数。 

今天，我们决不能把“做人”的内涵单纯地理解为就是教学生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就够了。 

在21世纪的今天，“做人”应该还有丰富得多的意义，教育单位所进行的教育也有着复杂得多的内容。那就是，除去培养学生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外，还必须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思维头脑并且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或者甚至可以说，21世纪的“做人”的道德标准本身就包含了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具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这样两条具体的内容。 

在信息爆炸、科技发达的21世纪，忽视教给孩子们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灌输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培养是不道德的教育！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不学会现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和不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前有新闻报道披露，某人阻挠自己的孩子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于是受到了罚款若干的惩罚。 

是的，学生在学习作文的时候，确实是在“学做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学习语文、数学、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甚至在学习唱歌、跳舞、美术、制作的时候，也都是在“学做人”。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我们教育部门所设置的一切的课程，都是在为着塑造一个完美的现代人的崇高人格而设置的。 

因此，国家教育部设置的一切课程都是“素质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都是教授学生学习“做人”的手段、方法和内容。（目前不少人误以为只有“唱歌”、“跳舞”才是“素质教育”，是皮相的认识）这样看来，教作文的老师，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包打“教学生学做人”的天下，作文课也没有那么大的魔力可以独揽“教学生做人”的大权。作文，只是教育学生“做人”的一个方面而已。 

如果我们把作文还原为一门普通的“素质教育”课程或者说是整个“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如果我们真正将作文作为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窗口，那么，我们就应该允许孩子们在作文中发表不同的见解和意见，欢迎孩子们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就好像2000年高考全国卷的作文试题所提示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一样；也好像我们的数学老师鼓励不同数学题的多种解法一样。 

说到这里，不得不令人想起，本来应该十分丰富生动的议论文教学目前却那么干巴枯燥，议论文题目都是那么“公理”化、同一化、社会定论化，大概也与以上的传统教育思想有关。 

在此忽然想到作文的评估。 

作文的评估，既是对作文的评定，又是一种对学生写作情绪的诱导，是很慎重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十分公平、公正的方法来评估作文，因此，一篇文章，教师看法各不相同，以至于上下有数分之差的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虽然作文的标准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提倡说真话、说实话，反对“假大空”，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评分标准。如果把这条标准也提高到教“做人”的高度，则这正是教孩子们学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的德育手段之一。 

与以上所论述的问题相似，在2001年某地某中学初三语文期中考卷上，又发现了有关德育教育的给材料作文。在这份材料中，再一次暴露了我们出题教师们在德育问题上严重的思想混乱。这种混乱的存在，是作文教学始终不能走向科学化的绊脚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