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

　4.谢泳的发现

  

　　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从何时开始出现如此低劣质量，违背人性呢？

　　谢咏的一则发现给人们提供了一处界标。他说——

　　我偶然得到一本30年代太原中学、师范各学校的《报考指南》，1932年4月出版，薄薄一册，太原兴业书局发行。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过去的教科书，有中学的，也有小学的，我以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最能体现在教科书中，尤其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就是一个窗口，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习惯的。我把这册《报考指南》中的国文试题列表抄在下面，并略做分析：

  

　　　　　校　名　　　　　　　　　　试　　题

  

　　　　　　　　　　　　　1.学校对于学生不外宽严二种究竟何者为善试

　　　　　　　　　　　　　　各就所经历及意所推测切实言之

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2.民国十九年的我

　　　　　　　　　　　　　3.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山西省立第一女师范学校　　1.试言投考师范之意见

　　　　　　　　　　　　　2.学生爱国之职分何在试详言之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个人与社会之关系

　　　　　　　　　　　　　2.论中国之前途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1.怎样做一个模范青年

  

　　　　　　　　　　　　　1.试述各人求学之经过及升学之志趣

进山中学　　　　　　　　　2.我们为什么要求学该怎样研究才可成功

                          试畅言之　　　　　　　　　　　　　　　

  

山西公立女学校　　　　　　1.女子对家庭应负之责任

　　　　　　　　　　　　　2.劝友人投考公立女学校中学部信

  

　　　　　　　　　　　　　1.母校的回顾

　　　　　　　　　　　　　2.各述来省途中的情况及并垣的见闻

成成中学校　　　　　　　　3.拟来省后报告家长近况书

　　　　　　　　　　　　　4.各述求学的目的及读书的方法

  

　　　　　　　　　　　　　1.怎样才是好公民

山西省立并州中学校　　　　2.善战者服上刑论

　　　　　　　　　　　　　3.我的环境与志愿

  

山西私立三晋中学校　　　　1.做人必先读书说

　　　　　　　　　　　　　2.人不学不如物说

  

新民中学校　　　　　　　　1.农民痛苦究当如何解除说

　　　　　　　　　　　　　2.欲御外患当先息内讧说

  

友仁中学校　　　　　　　　1.说求学之目的

　　　　　　　　　　　　　2.自述读书之经过

  

太谷铭贤中学校　　　　　　1.求学的目的

  

　　　　　　　　　　　　　1.用极短的词句形容夏天的景致

　　　　　　　　　　　　　2.用“不但，而且，然而”，联成一篇短小的文字

明原中学校　　　　　　　　3.来省投考的感想

　　　　　　　　　　　　　4.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阳兴中学校　　　　　　　　1.述中山公园之所见

  

 

谢泳说：这是太原当时15所中学的招生国文试题，除平民中学一所学校没有作文试题外，其余14所中学都是用作文这种形式来测试学生的国文程度的。从上表所

列的这些作文题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文教学趋向，那时国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作文上，在这一年度的国文考试中，除了少数几所中学有国文知识的试题外，多数中学是只用作文来考学生的。这些试题今天看来都是很普通的题目，但细加分析，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这些作文题比较实际，很能结合当时学生的生活。

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学国文教育注重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这些作文没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没有那种集团利益至上的痕迹。

 　　谢泳的意思很明白，从这30年代的中学中专试题可以见到，当时中国的中学语文，还没有政治至上，专制至上，没有什么党八股味道。那么，至少，中国大陆语文的质量滑坡，是在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开始的。而40年代先是抗战，后是解放战争，国共两党估计都没有精力强化中学语文的政治尚同性，那么，极有可能，现在大陆的中学语文，是从50年代开始变为独尊一术的政治挂帅模式的。

　　谢咏的这则发现，理所当然地收进了《拯救中学语文》，它是一种历史的远程炮弹。

  

　　5.中学语文的七次变革

 　　要真正把大陆中学语文的退步之路找出来，仔细回顾近50年的中学语文教育史的确有益。1999年3月2日，总策划贺雄飞在电话中向我介绍，30万字的《拯救》，主要从六个角度“炮打中学语文”：一、“语文，我为你流泪”，着重从学生的角度质疑；二、“语文教材面面观”，多由教师从教学角度批判；三、“为语文号脉”，侧重具体的教材细节献疑；四、“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致力于中外横向比较，大陆与台湾比较；五、“语文，民族文化的根”，重在历史的纵向追溯；六、“救救语文”，着力从高考角度看中学语文误区。三天后，我收到了《拯救中学语文》书稿的全部校样。

　　这次炮打的“中学语文”，是1990年以来分年逐册新修订的中学语文。共12册，初中6册，高中6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修订出版。经过改革十年后修订的中学语文，算起来，是新中国语文教材“改革探索”的第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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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汕头教育学院杨永泉的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建设和语文教学的历史，在职1990年前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2），史称建国初期，这三年的主要改革是将“国文”名称改为“语文”。1951年出版了初、高中语文课本，“清除了旧社会国文课本里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内容，编写了以现、当代为主、兼顾古今中外的一套系统的教材，推行了‘课堂民主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语文教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学教坛上。”

　　第二阶段（1953-1957），人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在“学苏联”

、“一边倒”的热潮中，在凯洛夫的《教育学》的思想指导下，观摩、学习、讨论了“《红领巾》教学法”，强调了提问、谈话法和作品中的文学因素。各地教学因此重视了思想教育，注意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旧的逐句讲解注入式是一次较大的冲击。1956年秋季全面实施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由于教材内容太深，分量太重，教学时间太紧，脱离了汉语特点和当时师生的实际水平，1958年停止。

　　第三阶段（1958-1959），此为“大跃进”时期。这时的改革，是树立狂热极

左思想绝对权威，强调“语文教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没有大纲、急于使用的情况下，仓促编写了紧跟政治形势的语文教材。教材分量十分单薄，古典文学作品极少，大量选入的是政治宣传性强、文字质量不高、不适合教学的政论文，所谓文学作品，也就是反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民歌。为了体现“大跃进”精神，还盲目地提高教学要求，教学方法简单化、形式化，搞生字词过关检查岗，提出走出课堂拜工农为师，作文写炼钢、写反右、写人民公社，结果教学质量每况愈下。

　　第四阶段（1960－1966），背景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过“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的一场讨论之后，许多语文教学工作者，明确了语文的工具性和基础性，提出了文质兼美的选材标准，规定了课文的数量，编写了一套选材比较广泛，体裁比较多样，适合教学，能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综合型教材。同时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加强“双基”教学，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语文教学效益相对较好的年代。

　　第五阶段（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首当其冲，被“革了命”，大部分语文教师被红卫兵当作封、资、修的兜售者或推销员挨了批斗。许多学校把语文课改为“政文课”，上课多是读报纸，背“语录”，“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时，全国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语文教材，在“与十七年对着干”的思想指导下，由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基层学校自编教材。这时期虽然看似教材权由统一走向分散，有了相对地地区特色，但这些教材实际上更高的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之下，所有教材无一例外地均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不顾语文教学规律，还美其名为“高举”、“紧跟”的好教材。后来又走“五七”道路，课堂搬家，到工厂、农村或学农基地参加劳动，劳动之余就地找个地方上课，请工农兵忆苦思甜，请“革命小将”上讲台；作文教学以写“革命大批判”、“学工学农的心得”等文章为主，公式化、假大空的文章泛滥成灾。考试时则提倡学生抄老师，老师抄书记，书记抄小报，小报抄大报，“抄比不抄好”，互相抄袭成风。结果个个都获得优良成绩，教育机关还自诩道：“学生都继承发扬了革命的优良传统，不是优，就是良”。这一时期语文教学基本上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一代青少年学生的文化学习被严重地耽误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大革了青少年的文化的命。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的最大倒退，集历代专制文化之大成。第六阶段（1977年以后），结束“十年动乱”，语文教学园地进入了回归“十七年”的新时期。

1978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同年8月又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进行修订，1986年又进行一次修订，并定名为《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于1987年初正式颁布。根据《大纲》精神，编写了全国通用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随后中央教育科研所编了《阅读》、《作文.汉语》分编的初中语文课本，以及阅读、写作分编的高中语文课本。这些教材各具特色，带有实验性质，供全国不同层次的学校选用。新课本把教学大纲的听说听写能力训练和知识教学的内容具体化、序列化了。全套书的单元教学要求，课文学习要点，语文能力训练，思考的练习，都有一个系统。接下来的第七阶段，便是1990年以来的中学语文再修订。这一次修改，本来理应在第六次修订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可是，因为1989年的“风波”，结果是中学语文又重新回到“突出政治”、

“防止和平演变”的老路上。出现了在最改革的年月里修订的最新的中学语文依

然是教人失去独立思考，培养奴性，依然是以意识形态偏见排斥中外文化精华。综观50年来七次中学语文教材变革，与建国前的“国文”教育和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相比，整体来看，始终是落后与退步趋势。如果说近50年的中国在经济建设等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在文化教育上，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上，实在不能不让人想到今不如昔。

  

　　6、第八次浪潮

 　　然而，1998年开始，一次真正的中学语文改革浪潮兴起了。也许因为是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改革精神激励，这一年许多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大胆发表了一系列“炮打中学语文”的尖锐文章。武汉的曾楚风、童志刚披露了催人泪下的《语文课，为何总让孩子们黯然神伤》、《教育五问》，广州的林贤治无情地批判了秦牧（中学语文选有秦的文章）的奴性与“体制内思维”，清华的葛兆光以《从日本的高考试卷说起》抨击中国中学语文弊端，北大的孟繁华用《中国的隐忧》呐喊“中学语文”对中国人未来的戕害……尤其令人痛快的“投枪”，是北京的黎鸣的直言——其《中国教育危机中的核心问题》，有这样一段华彩乐段——

 　　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是什么？就是以中国的极权和人治的政治管理体制面对受教育者。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其教育的核心框架都是其社会管理的体制本身，管理就是教育。关于这一点，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有非常精辟的论断。他说，人类“青年期的主要教导者是政体以及由此而生的风俗习惯”。现代的人类之所以要设立具有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社会地位的现代学校教育，其主旨即在于向社会的下一代提供比国家政体和风俗习惯更具超越性内容的社会教育，从而可以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进一步改造社会、推进文明的职责。

　　否定学校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国家政体直接面对下一代的传统教育，在中国已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尤其是中国的极权和人治的政体实际上已使教育者普遍地、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如下所述的三种人格通病。

　　（一）只认权势，缺乏信仰。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话说，即“各为其主”，用俗话说，即“有奶便是娘”。儒家学说的“入世”的实用主义更是强化了这种人格通病。纵观世界比较而论，西方人信仰神（上帝），中国人信仰（有权的）人。神是永恒的，信仰者可以终其信仰于一生；（有权的）人则有盛衰生死，信仰者必然会中途权宜变更，即俗话所说，“人往高处走”，“识世务者俊杰”。如此“俊杰”一多，传统中国人自然难有真正的信仰。

　　（二）任性尚气，缺乏公德。传统中国人不谙法律，不识自由，以为“自由”便是自己有权，不让别人管，自己有权便可以滥施于人：暗室欺心，神鬼莫知，任性尚气，无法无天。在上可以气指颐使，独往独来；在下可以昧着良心，无视公德。且不说上层的公款吃喝、官倒、纳贿诸端，即使当今的青年学子，能讲良心，重公德的，恐怕也未必多见。

　　（三）懒散、苟且，意志薄弱，缺乏毅力。传统中国学生四体不勤，轻视劳作，更难说有坚定的意志毅力去从事一项创造性的事业。须知，在传统的中国，标新立异、创造发明是难以安身立命的，甚至可能丧失身家性命。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意志薄弱、缺乏毅力的人格通病。

　　上述三种人格通病是中国传统的极权的和人治的政治以及由它而生的风俗习惯直接面对受教育者的必然产物。靠大量具有上述人格通病的人们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的。要改变这种教育格局，途径有两条：其一，从长远看，必须下定决心逐渐改造中国极权和人治的政体；其二，从近期看，必须给予学校教育以应有的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对官道、利（商）道而言，坚持师道尊严是必要的，师道的尊严是现实地集中地体现了真理、理性的尊严。

　　而今的《拯救中学语文》，便是囊括了以上种种第八次改革中学语文呼声的一部新“盛世危言”。它是一部医书——一部可能彻底为“中学语文”去顽疾的药典；它是一支敢死队——为了救亿万青少年出奴性圈，不惜冒功名生命牺牲之险，与制造“中学语文”毒药的伪现代化者展开殊死地拼搏；它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之一，它是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它是亿万中国青少年的福音，只要这次“炮打中学语文”成功，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可是，这次“炮打”真能成功么？尽管已有几家出版社在争取尽快出版这部奇书，，但“炮打”的策划者说，能否把各路“炮手”的炮弹原样发射，只有待书出之时才可证实。如果连原版“炮弹”尚不能照单发放，又遑论其它？对此，我们只有焦虑地“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