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1日　北京青年报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鲁迅遗嘱(片断)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 

　　■纪念鲁迅逝世65周年 

　　■书摘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在今年（二○○一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再说几句” 

　　再过4天，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再过6天，是周海婴的生日，鲁迅先生唯一的儿子72岁了。 

　　这样的日子，读到了周海婴的书──《鲁迅与我七十年》。 

　　9月17日下午打电话约采访，周海婴说他刚下飞机不久，我知道他这是从昆明的全国书市归来。我们的采访约在18日下午4点半开始，因为这之前他有安排：“我想到西单图书大厦去看一看，听说我的书在那里有卖的了。就想在边上看看怎么样，我戴个墨镜去吧……也可能不用戴，没有多少人认识我……” 

　　在网上搜索“周海婴”，出来的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出名，源于一场民事诉讼官司。1996年11月，浙江省邮票局制作发行了2000套《纪念鲁迅诞辰115周年纯金纯银邮票珍藏折》，定价1115元。1997年，周海婴在杭州为他的父亲打了一场全国首例的肖像权官司。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死者没有肖像权’。官司没打赢，鲁迅的公子倒是出名了。” 

　　这段文字登在《凤凰》周刊上，写它的大约是一位海外的记者，他在这段话前加了一个小标题：父亲是没有选择的。 

　　■研究鲁迅我觉得自己不够格 

   

 

    　　□记者：您电话里告诉我下午要去图书大厦看看书卖得怎么样。 

　　■周海婴：结果没有去。 

　　□记者：我能感觉得到您有多在意这本书。那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写？ 

　　■周海婴：从我母亲和我的本意，是期望我父亲去世之后，得到全社会的纪念和研究。所以想把我父亲所有的遗物，那些手稿、文物以及他收藏的书籍，都交给国家以后，就供给大家研究。 

　　我母亲，就我跟她接触过程中的了解，她是不准备去研究鲁迅的。她一直希望能够把自己贡献出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她过去是教师，一生里面，她都是更愿意搞教育工作。但既然周恩来总理希望她到政务院去做副秘书长，她服从了，而且工作非常努力。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她很少写研究鲁迅的著作。她只有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比如纪念鲁迅的节日，一些重大的节日，这样的时候，写一些缅怀鲁迅的文章。 

　　而我本人是学习科技的，我觉得研究鲁迅不是我的专长。而且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7岁，年龄很小。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很不够格写这些东西，没什么可写的。而且鲁迅有很多很多人研究，人家那些搞研究的水平很高，对鲁迅的著作、对鲁迅周边的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而且容易带上个人色彩。 

　　所以从我母亲的本意，从我家庭的本意，是把鲁迅交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 

　　■写书是为后人留下资料 

　　□记者：是不是从内心里，也觉得鲁迅先生似乎从来就更属于国家，而不太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属于自己？毕竟无法否认，在中国，鲁迅先生一直就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有一种说法是：“主流评价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动向鲁迅学习的号召，的确影响了几代人。” 

　　■周海婴：这恐怕跟我们的国情有关系，是我们国情最后需要所造成的。 

　　其实鲁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如果不接触劳苦人民，不接触大众，不接触青年、学生，他没有源泉。他在家里面没有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些青年来找我父亲，也就好像是一个忘年交一样。他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常听我父亲哈哈大笑。所以有人说他骂人也好，说他很严厉也好，我自己没有听到他训斥人、骂人。所以，这些是人们从他写的文章来判断鲁迅的性格，都是不准确的。 

　　□记者：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孤独的鲁迅》，里面提到：“（鲁迅的）这种孤独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鲁迅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论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方面。” 

　　■周海婴：我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来写我这本书。 

　　我父亲有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他写这个遗嘱不是完全给我们家的，也是他对社会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家庭对于写这个纪念的文章也好，一些纪念的活动也好，一直是保持低调。因为我们不觉得有必要用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来纪念鲁迅。我母亲她以前写一些文章主要是供给大家做资料用的，而我写下我的眼睛看到的鲁迅也是一样的目的，免得将来很多事无从查考。我现在70多岁，再过10年是不是还能来证实某些问题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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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政治生活气氛跟以前不同了 

　　□记者：说到书的内容，有人直言看您这本书兴趣就在“隐私”，印在您这本书的书封上那几句话，比如“揭示父亲死因中的浓浓谜团”、“挑开兄弟反目的隐秘面纱”等，也确实相当“诱人”。当然我知道这多半出于市场推广的考虑，可能与您无关。 

　　■周海婴：目前研究鲁迅有这么个情况，大家要么是从鲁迅的著作去研究，要么就是鲁迅的朋友跟他的个别接触时候的感觉，而都不是一个生活在鲁迅身边的感觉。就像一个话剧，舞台上有主要人物，可是它还要有周边的背景、环境和周围的人物。而我就是把这些素材提供出来。 

　　比如研究周氏三兄弟，仅仅是单独研究周作人、鲁迅不和，或是周建人怎么会离开原本住的八道湾，好像都很孤立的，很说明不了问题。那么周作人为什么会附逆？他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他的处事待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苦雨斋”，保住他生活的这么一个条件，他会怎样处事？我就把这整个周边的情况解释出来，所以我也觉得有责任把这个书写出来。 

　　□记者：那到现在才写，是不是也有现在政治环境改善的原因在里面？ 

　　■周海婴：对。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杂志、很多书籍、回忆录，比如写毛泽东晚年的情况等等。有了这些，我就觉得我写的也是很通常的东西，也就消除了顾虑。整个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活条件、气氛是跟以前不同了。 

　　我的书稿成了以后也是请一些朋友、有关方面都看一看，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比如说我那最后一章…… 

　　□记者：“再说几句”。 

　　■周海婴：对。像这个该不该写，再三考虑后来我是写出来了。 

　　“文革”也一样，“文革”怎么写？别人会以为鲁迅的地位这么高，“文革”中他的家庭一定会被非常好地保护。可实际上呢？我写了江青找我们母子到上海谈话那一段，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些情况如果不写出来，将来大家都解释不清楚，因为就我一个人知道。 

　　■打官司的事我不后悔 

　　□记者：我想作为鲁迅的儿子，天生不凡，您这70多年走过来注定跟普通人无法相同。 

　　■周海婴：大家拿他想象的一个模子来套你，这个模子是他所人为的，不是我本性，可他要强加于我。在很多原本正常的东西的要求上，会比常人受到更多的微词。 

　　□记者：比如上大学时，偶然跟人聊了几句桥牌规则，后来被学校青年团书记找去谈话：作为一个班干部，又是鲁迅的儿子，要顾及影响。从此对学校和班上的任何文娱活动，你一概不敢再涉足。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父亲的威望像一个影子笼罩着您？ 

　　■周海婴：动辄得咎，他觉得你做得对是应该的，甚至于还不够好。而缺点，你不应该有，应该更完美。 

　　□记者：在您后来的生活道路中，还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周海婴：一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记者：有一个说法，这些年您是打官司打出名的。有些人对此很反感。在有些人看来，名人的孩子先天就具有某些特权，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周海婴：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和应该的。因为很多名人的后代或者父辈为官的人，他得到他不应得的利益。这是很清楚的，不必我举例子。 

　　可是在这么一个状况底下，作为我来讲，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我的事情。比如我维护我父亲的肖像权，实际上我并不是维护我父亲一个人。过去有个说法，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死者没有肖像权”。姓名权也一样，冠名权也一样。使用者认为他是天经地义的。他可以得到任何非分的利益。作为家属如果你去维护，好像你就是小气，非常吝啬，甚至引申到你的目的就是阿堵物，就是钱。 

　　我为了鲁迅的版权，提出来我的版权的要求，主张版权的利益，为肖像权、冠名权、版权打官司，不是代表我一个人。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力量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斗争，他们觉得自己太无力了。而我出来做一个出头鸟，中了一些枪弹我也没有掉下来，打烂了我也不怕，我值得，我愿意。比如说肖像权，1997年我为父亲打的肖像权官司是全国首例，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死者没有肖像权”。而今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解释》第一次明确了“死者的姓名肖像权”等作为一种财产权由其近亲属主张权利。我是觉得我打了几个肖像权官司，取得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一个胜利。 

　　■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必然 

　　□记者：最近对于鲁迅先生的纪念算是一个高潮，有人说2001年几乎成为“中国文化鲁迅年”。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您有没有一些感受和期望？ 

　　■周海婴：我希望我父亲的著作，大家多看一些，然后再做他们的判断。要讨论鲁迅、批评鲁迅或者是研究鲁迅、分析鲁迅，作为家属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并没有抱着任何反对的心情，可是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那些研究者、批评家，能够全面地来读鲁迅的书，然后再做判断。 

　　至于我自己这本书，是我的怀念，纪念我父亲、纪念我母亲。 

　　□记者：您写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看您的书会觉得您似乎很平和了。在每一节的末尾您会说这样的话，比如：“我在这里顺记一笔，不为替母亲倾诉委屈，只想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 

　　■周海婴：我自己写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我觉得我写这个是很安全的。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夸张，没有什么怨恨。因为我现在已经看清楚，我经历这70年，这是一个自然状态，这是一个历史状态。我就在这个社会、这个历史、这个环境里面生活，这是一个必然。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 

　　■摄影／本报记者王卫■图片提供／周海婴 

　　■周海婴 

　　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退休干部。鲁迅与许广平之子。1929年9月27日生于上海。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从此走上科研道路，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长期从事广播电视规划工作。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