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 一 】 

诞生是纯粹的私人事件，而死亡不然。 

即使诞辰的纪念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处在事件中心的又总是重要人物，也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属性。这当然也适用于鲁迅。 

一个人物成为“重要的”，并非因为自然意义上的诞生。对任何个人来讲，生日是他最重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使他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任何家族而言，纪念家族成员的诞辰起到了一般化的“慎终追远”的作用。 

世上没有谁的出生伴随着长虹贯日，如同“真龙天子”的降生那样预示某种必然的担当。无论是谁，初到世界都只哭过几声而已，千篇一律，没有谁能有所创新。而死亡，是社会事件的一种。尽管它是生命的共同归宿，然而有多少种人生，就有多少种接近死亡的方式。对于一个死者，纪念他的死亡，就是纪念他的人生，他的人生的特异性构成了生者的怀想。 

像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与其纪念他的生，不如纪念他的死。他诞生的时候，只是破落周家的长子，当他死的时候，他的身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各种各样的谥号加在他的头上，而他自己对此是否领受，我甚至想过他可能宁可接受活着时的恶咒，也未必会领受死后的种种荣衔。 

他“拜托”过相识的朋友，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他也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一个甚至要求家人“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的人，难道会欣慰于死后获得巨大的哀荣？ 

哀荣预示着危险，哀荣可以使死者死不瞑目。战士死去后的苍蝇独脚戏，谬托知己的食客们的吃饭碗，他在生前已经说出来了，但该有的还是会有，这个“一个都不宽恕”的人，死去以后再不可能拿起笔来挥斥群丑们的表演。

历史的最大吊诡还在于，在为他树起的巨大的牌坊后面，已没有他的精神，所以鲁迅被上了至高封号，而“为什么鲁迅没有了后继者”的追问不绝。鲁迅成了时代的代名词，“已非鲁迅时代”，自然也用不着“鲁迅风骨”，在特立独行的猛士后面，只能也只容跪起一片片奴才。鲁迅已死，死者无言，他无法回敬这奴才的赞颂和为造就奴才而发出的赞颂。 

   

 

    【 二 】 

存在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这个鲁迅已经成了一般人接触鲁迅的基本途径，对于以学校教科书为最后阅读经历的人来说，这个鲁迅甚至会成为他心中最后的鲁迅。 

由统一教材、统一的教学参考资料、统一的强灌“理解”所构成的中国式应试教育，有着很强的制造反抗心理的功能。教材篇目的鱼目混珠，有利于“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发挥。“教科书鲁迅”使“鲁迅”这个名字在几乎每个识字的人中产生了可怕的威仪，使相当部分的事实上没有读鲁迅的人产生了对鲁迅已经了解的印象。 

这个得自教科书的印象，不仅固化了鲁迅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拒绝鲁迅的后续作用，且不说相当一部分人从此不读鲁迅而对鲁迅产生抵触，就是以后再读鲁迅的人，也未必不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就是不良教育的收获，它以命令化的鲁迅理解开头，以民间性的鲁迅不再能够生存在民间。

近些年对待鲁迅有一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反抗与坚持，有人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他们可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而写出了作品的鲁迅则不能叫文学家，因为他没有像徐锡麟和秋瑾那样去做刺客，没有好生对待正妻朱安，而且是否有性变态大有疑问，偷看弟媳妇洗澡也不是没有可能，朋友中没有一个比自己地位高的，文革中还成了惟一的文学神灵等等，当然作品也很不够水平。这就是“酷评家”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逆反性大于理性。就对鲁迅的认识而言，它以特殊方式做了“教科书鲁迅”和“意识形态鲁迅”的牺牲品。在鲁迅被莫名其妙的高高举起的情况下，踢他一脚还可以成为勇气、前卫、领先于时代的符号化动作。 

“红卫兵鲁迅”责任属谁，鲁迅是否该为文革中被绑去作战承担责任的问题，尚在探讨。而新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正所谓“战斗正未有穷期”。踢鲁迅一脚以实现文网登录的登场了，拿鲁迅“狠狠作秀”的“民谣清唱史诗剧”也登场了，死去的鲁迅逃脱不了被人绑着来来去去的命运，这种身不由己，与从不崇高的人“躲避崇高”全然不同。“狠狠作秀”派说得清楚，“从前是被灌输鲁迅，然后就是反灌输，现在怀疑鲁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需要反这个怀疑，这本身就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继承”。正统意识形态之外的鲁迅，变成了时尚和反时尚的时尚的工具，时尚的一方在颠覆，“反时尚的时尚”一方则在塑一具新的泥胎。相比之下，这种绑着鲁迅做泥胎的“狠狠作秀”派，比起作秀不那么狠狠的时尚派更接近于红卫兵。鲁迅已死，死者无言，因此他也无法回敬这些各怀心思地拿他作棍子或靶子的混混们。

【 三 】 

鲁迅写得好不好，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鲁迅活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死后当然也可以存在。何况文无第一，文风也如时风总在变化，鲁迅写得怎样，自可各持意见，无法求一统。我对文学只有很直观的意见，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在中国树立起了那么多的文学形象，祥林嫂、孔乙己、闰土、阿Q、九斤老太、华老栓……这些形象进入汉语的日常交流圈，内化为中国人思维中经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 

虽然议论鲁迅的几乎总是文坛上的人，他的文学“技术”近些年一直在讨论之中，但鲁迅从来不只是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工程师”。他以一生的多数时间写作杂文，这成了文坛上的人深为叹息或深为不屑的事情。鲁迅对自己所做的自然不会引为不屑，是否会引以为憾呢，不很明确，似乎有一点，似乎没有，隐隐约约。鲁迅说自己看到了许多血和许多泪却只有“杂感而已”，到了杂感都要“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就只有“而已”而已，不过他相信杂文已经进入了“文学的高雅楼台”。对此我一直无法赞同。在我看来，杂文未曾进入楼台，也未必需要到楼台里面去，作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它有生活者的呼号，疼痛者的嘶咽，就有了立身之所，有没有圆润精细的活计倒在其次，在不在文学的楼台里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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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自己一本集子刚写的序言中，我说：“鲁迅过时”说的当然不是肉身问题，而是说杂文的精神风骨要另换一路，意在倡导新的“基调”，若据之而行，也就掘了杂文的根。但把鲁迅当杂文的家长看，也好不到哪里去，鲁迅并没有终结杂文，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无须搞成恭领家训。 

鲁迅的杂文生涯，是依托“国民性批判”展开的。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国民性批判这个领域是鲁迅所开创，然而根据资料，至迟在辛亥前十年间，讨论国民性的时文已经有相当数量，留日学生1901年创办的《国民报》，已经痛陈中国之民“不论上下，不论贵贱，其不为奴隶者盖鲜”，几千年间，“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瞩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五四前后，民国初创年代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使国民性分析通过中西文化论战这一孔道得到展开，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即开始于这一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国民依旧，混局依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直指传统文化中与“人”根本对立的奴隶根性，并一直缠斗几十年，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思想的标志。 

而国民劣根性从何而来？对此鲁迅回答是“礼教”，所以才要“救救孩子”，孩子的长成是新国民的长成。事实已经使他失望，后来他发现青年未必胜过老年，而这青年未必在礼教下长成。显然，国民的劣根性到底靠什么在强化，远不止“礼教”这样一种原因。世界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案例，在鲁迅抱有好感的苏联，以“全人类解放”为号召的体制下产生了普遍的人性丧失，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一体制所至之处，现代造神运动和人的奴役状态不分哪一种传统，也无分哪一种“国民性”都依次出现。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样的“国民性优越”的国家里，因为法西斯体制的出现，同样产生了无尽思维上陷入奴性的国民。国民劣根性是否只是植根于传统，是否得到体制的强化，在某种体制下，人堕落为奴隶是一种基本的“人性选择”，值得关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尽管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思想开掘面，但似乎未能穷尽“立人”所需的完备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