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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心情

 

  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吗？

                        ——与摩罗先生商榷
　　王晓华
　　全球化过程使汉语的命运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各种语言在地球村中的相遇所形成的不仅仅是诸语种的对话和互补，更意味着语言间的竞争。面对承载着西方强势文化的西方语言，汉语的传人们作为第三世界的成员不可能不产生危机感乃至自卑感。有关汉语能否承担现代之思的讨论常常导向悲观的结论，汉语的欠缺成为不少论辞激烈的文章的主题。在对现代汉语的检讨中，古代汉语也被某些人判决为有罪责的语言，似乎现代汉语的新生只能始于向古代汉语的彻底诀别。摩罗先生的《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粤海风》2001年第5期）所直接探讨的虽然是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但其首要任务却是为古代汉语出具在他看来延宕已久的死亡证明，完成对古代汉语的送葬仪式。

　　摩罗在文章中多次宣称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应该属于墓地和展览馆，而不应被强行拖入现代人的生活中，让已死的语言和语法戕害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为了证明古代汉语业已死亡这个论断，他提出（1）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用（2）中国古文的道理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两个字命题。但是摩罗对这两个子命题的论证颇为孱弱，其中包含若干自我矛盾之处，因而以这两个子命题来证明古代汉语业已死亡也是无效的。在具体证明上述两个子命题无效前，我想指出：摩罗先生之所以会得出“古代汉语业已死亡”的结论，是因为他所持的是已被广泛质疑和批判的线性现代化观（包括线性的语言进化观），是因为他在这种观念体系的支配下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感；他对古代汉语乃至传统文化的批判貌似激进，实则依据的是过时的逻辑，这种逻辑充其量对位于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语境，隶属于早期现代化学说，而地球村时代的人类从根本上说正在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因此，摩罗先生自以为理直气壮的演说所宣告的恰恰是自己思想的滞后品格。

　　摩罗认为古代汉语失去了工具效用并以此为依据宣告古汉语之死，这在我看来是无效的，因为语言工具说已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伟大思想家都认为语言从根本上说不是工具，而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的家。既然语言不同于古犁和铜镜等工具，那么，我们就不能以古代汉语失去了工具效用为由宣告它已死去。退而言之，我们即使承认语言是工具，也不能因为古代汉语不再是主要的交流媒介而认为它已经没有意义，因为语言的功用有时并不是直接能够感知到的，而是隐秘的、无形的、深层的。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性意味着与自己的民族乃至人类的过去保持联系，而语言正是人与过去保持联系的最完整媒介。没有人能够真实地介入古代人的生活，通过触摸商代的兵器无法使我们与商代的生活语境完整地发生关联，只有语言完整地承载着过去的历史，也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历史性地生存。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学习古代汉语，乃是使自己拥有民族历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对古代汉语的掌握中，祖先的生活世界在我们心中复活，我们开始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在语言层面上领受和承载中国历史的人，并不能因为他的血缘和国籍而被承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们由人成长为中国人的过程就是通过语言拥有中国历史的过程。古代汉语作为动态的绵延承载着从汉文字诞生之日起至近代开始前的中国历史，所以，学习古代汉语不是在与死去的事物共舞，而是复活中国历史的必要方式。如果我们真的宣告古汉语之死并从此与古代汉语诀别，那么，我们将只拥有不到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沦落为无根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和能力谈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命运呢？所以，宣告古代汉语之死无疑是语言学乃至文化学意义上的自杀行为——与古代汉语失去了联系的现代汉语必然由于文化底蕴的不足而丧失原创性。白话文诞生以来的中国文化在原创性上不如人意，其重要原因就是此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没有处理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精通古代汉语者日益稀落，且多半或陶醉于用文言文写作，或满足于让古汉语与白话文杂然共存，而未将注意力聚焦于用古代汉语的深层语义充实现代汉语上；大多数文化人则全然不把对古代汉语的无知与隔膜当作欠缺，反倒以为此乃进步之标志，因而他们在用被西方语法改造过的汉语写作与言说时，必然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原创性进一步减弱，后殖民语境的挤压只是外因，内因中的内因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对古代汉语文化愈加疏远和无知：没有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足够把握，我们只能非历史性地生存，就连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资格都变得可疑，又怎么能以汉语为本体进行原创性的建构呢？摩罗先生由于被言说的激情所控制未能意识到上述反诘，但是他的文本却以悖论式的品格揭示了其论断的困境：他在证明古代汉语已经丧失了工具效用时，引用了３００年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话作为支持，然而任何清醒的他者都可以看出这段话恰恰构成对其论点的驳斥。兹从摩罗文章中引述夸美纽斯的话如下：“不必学习一切语文，因为这没有用处……应当学的只是必要的语文。必须学的语文是：国语，为了在本国之用；邻近诸国的语言，为的是和邻国人相交往。为了阅读正经的书籍，拉丁文也是应学的，因为这是学者通用的语文。对于哲学家和医生，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也是应学的；对于神学家，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也是应学的。这些语文不是全应彻底学会的，只要学到必要的程度就够了。”显然，夸美纽斯强调的是应该学习除国语之外的语言，而最应该学习的便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它们相对于现代欧洲语言相当于古代汉语之于现代汉语。摩罗企图以此佐证将文言文放逐到展览馆中的正当性，无疑于自我驳斥。这个错误并不是摩罗一时糊涂的结果，而是其线性语言进化观的逻辑所致。

　　中国古文的道理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是摩罗拒斥古代汉语的另一个证据。他以《六国论》、《过秦论》、《出师表》等文言文作品为例子断言：古代汉语支撑的是主奴二分法，阅读这些作品会使中国人继续保持犬儒心态和侏儒姿态。依据这种对古代汉语的片面呈现和线性发展观，他对中国古代汉语文化再次做出了终审判决：“无论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估计得多么缓慢，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古人的人文思想，离现代中国确实越来越遥远，离我们的现代化目标越来越遥远。”在具体分析上述论断的错误之前，我将再次指出他所依据的元尺度的致命欠缺：１、他对于古代汉语文化的批判奠基于已经被广泛质疑和抛弃的线性现代化观，对线性现代化观的迷信使他对全球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视而不见，更认识不到前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契合之处，因而他对古代汉语文化的拒斥与世界文化的主流指向正相反对；２、他将古代汉语文化的学习与对古代人具体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的复活混为一谈，而按照学习古代语言文化必然复活该时期生活方式的逻辑，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既然以复兴古代希腊文化为目标，岂不是要回到奴隶制时代？又如何解释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的突飞猛进？；３、他在拒斥古代汉语文化时将之当作铁板一块，未意识到儒、释、道三者的区别和它们对于当代文化的不同意义，也没有注意到儒家文化并非全都强化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其亦有主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多志”的大丈夫气概和独立人格的一面。除了这种元尺度上的错误，摩罗也颠倒了古代汉语文化与其承继者的关系，似乎不是古代汉语文化的承继者主动解释古代汉语文化，而是古代汉语文化作为先验的命运决定着它的承继者。实际上，在面对前人创造的文化时，后人永远是决定性的一方：是他在阅读，在承继，在赋予文本以意义，也是他在决定自己生命的走向。如果学习古代汉语文化就会被它所囚禁，那么，就根本不会有现代汉语文化，因为文化早就止步不前了。在阅读《出师表》之类的作品时，我们完全可以不被其中的主奴逻辑所同化，而在批判主奴二分法的同时复活古代的语言文化，让历史由过去的绵延变成我们内在的充实。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对古代汉语文化的复活等同于古代汉语所记载的某种生存观念的复活，更不能因此对古代汉语文化进行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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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古代汉语文化之死的摩罗先生表面上继续保持其叛逆精神，但实际上他依据着许多过时的二分法。二十世纪的中国曾有过崇拜二分法的时代，革命／反动、进步／倒退、正确／错误、善／恶等被尊为真理的二分法长期统治着中国人的心灵。那个时代的可怕之处我们已经承受过了，摩罗也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可是我们现在却常常不自觉地为二分法所奴役。摩罗在拒斥古代汉语文化时所依据的恰恰是古代／现代二分法：古代已经过去，现在正在生成，以古代纠缠现在乃是罪中之罪。然而古代／现代纯然的二分法在文化的层面上并不成立：在活的文化中，古代时刻被复活着，作为现代的内在构成支撑着现代；离开了对古代文化的不断复活和重构，现代就会失去失去其历史之根；从一定意义上讲，对古代文化的复活程度决定着现代文化的丰盈程度。现代世界的伟大文化都是不断回到起源处的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乃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暧昧以对的后殖民语境的发源地，但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崛起却源于对古希腊文化的创造性复兴。倘若西方文化的承继者也如摩罗先生那样宣告古希腊文化之死，现代西方文化绝不会如此发达。所有禁止复活古代文化的时代都是文化凋零的时代（如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近代欧洲的振兴始于文艺复兴并非偶然，而是文化历时性自我收留的规律使然。

　　我们还可以更细致地证明古代汉语文化对于现代汉语的意义：白话文虽然借鉴了欧式语法，进行了字体革命，但是构成其主体的大部分字和词依然来源于古代汉语，因此，我们只有在深入到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历史因缘中，才能发现词语的原始意义并赋予现代汉语的字、词、词组以恰当的意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我知道”，“知道”的表层意义相当于英语的know。如果我们对汉语的理解仅仅达到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就无法创造出有魔力的汉语文本。但是假如我们知道“知道”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的来历，便会进入另一个境界中：知道作为复合词可以写作知—道，知的意思尽人皆知，而道的意义则至远，至深，至妙。老子在《道德经》中仅用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说出了道的数种意义：道之可道，说的是道之可说，所以，道即言说，而言说的对象是道（路）——我们走过的林荫小道和城中大道、动物穿行的踪迹、星球运行的轨迹乃至天道。在做如是解释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汉字，达到的却是高远的境界。所以，意欲以现代汉语创造出具有魔力文本的汉语知识分子，必须不断会道汉语的源头，不断遍历汉语的演变之流，不断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因缘中生存。实际上，在白话文诞生以后，具有原创性的汉语人文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精通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中国先前的历史称为吃人的历史，但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习研却从未停止，其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厚，足以让大多数当代汉语作家叹为观止。胡适作为白话文的提倡者同时是《中国哲学史》的作者，他在中年和晚年对中国传统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使他跻身于中国文化大师的行列。熊十力、金岳霖、李泽厚等对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均对古代汉语文化有深刻的体悟和研究，古代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内部充实着他们，使他们能够有资格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并因此有所作为。文化巨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站在某个文化巨人的肩上，而是由于他以足够悠远的历史为自己的历史，以文化的已有的高度为自己的起点。人和语言只能历史性地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不断回到过去的方式创造未来。

　　古代汉语并没有死去，它活在现代汉语中，活在汉语传人的话语实践中。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历史因缘中，我们作为汉语的传人是决定性的一方。有罪的只可能是人，而不可能是先前的语言，所有的汉语传人都对汉语负有至重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在复活古代汉语时必须有所取舍：古代汉语所承载的等级观念、道德中心主义、欠分化的致思状态都应该退回到资料和背景的位置上，而对建构现代汉语文化有意义的深层语言游戏和思想资源则应进入我们关注的中心。中学语文课本和公民启蒙读物要选择能体现古人“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意识和“不可夺志”之高迈、独立、坦荡精神的古代汉语篇章，汉语知识分子应通过深层的语言游戏创造出更富有魔力和超越性的汉语文本。我们在如此做时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功于汉语文化，无愧于汉语传人的身份。

　　如果古代汉语真的死去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当且仅当我们是汉语的不肖传人。

　　(《粤海风》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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