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子波 

      ——关于流行、孤独、思潮和跟从 

      当整个大陆响彻瑞奇·马丁的拉丁情歌，中国人以为已经听懂了中国自己的摇滚，要换一换口味了。崔健、张楚、唐朝等被作为老歌来回味时，他们同时也被写入历史。“零点”乐队在轰响激越的节奏中深情吟唱，在旧式摇滚与现代抒情歌曲中寻找过渡与妥协，代表着摇滚乐新的坐标。但，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摇滚的后花园，它缺少摇滚的激荡与无畏，而更多“后花园”的卿卿我我与纠缠不清。它已违背了摇滚的精神。80年代中期，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出了社会变革时“那个伤痕累累、困惑而多梦的时代的精神挣扎”，90年代初期张楚对“流浪”、“归属”、“众生平等”、“善良”的歌唱也是一个时代最真挚的声音。但最初与后来，这些摇滚者都是孤独的，中国人对他们的定位还是“流行歌手”，而不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思潮来看待。 

      我们是如此习惯于在流行中跟从，而缺乏冷静的思考、理性的前瞻和沉痛的反省。充斥着美国沙文主义、价值观念、末路“乌托邦”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城乡的每个电影院里上映——座无虚席；滥情、煸情、夸张、伪善的琼瑶“八点档”挤占了庸夫俗妇、年轻学生、白发翁媪的休闲时间和贫瘠心灵——赚尽眼泪；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告示牌前，老中青无数的眼睛燃烧着希望、绝望、狂热、呆滞——全民炒股……中国人习惯于一窝蜂上，今日北方烟草贵，全国往北方运烟草；明日南方皮革疯卖，又全水陆并发走南方。中国人的行动词典上写得最多的永远是“盲从”。中国人最惨痛的经历是“文革”，又何尝不是一段“盲从”的历史。十年间，人们被皮鞭与鲜血吓住了，学会了沉默与忍耐， “文革”一过，满书店里都是文人学士们吐的苦水，把读者的脚都淹没了。“文革”中追随巨人的思想，“文革”后盲从社会的风潮。当然，我未经历过“文革”，我不懂那种苦痛，可我总希望人们不要把一个国家的灾难作为自己品格的试金石来炫耀，而应该有更多的反省与警戒。我们在各种流行中盲目地跟从，却从来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是不敢），社会的思潮也象风一样，今天实验主义，明天现代主义，后天又变成后现代主义，一天一变，象资本主义大家庭里姨太太穿的时装。 

      网络是一个暴发户，一夜之间名动天下。上网是令人愉悦的，在网上可以自由地阅读、自由地交友、自由地发表、自由地购物……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由的；网络创造了商务上失败但公司仍可在股票市场赚钱的“商业奇迹”；网络可以提供无限的信息传播，虚拟世界的广袤为自闭的心灵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凡此种种，都是让网络成为“流行”的原因。最善于跟从的我们又如何能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呢？于是网络公司一个一个地开办，“你今天上网了吗？”代替了“你好！”和“Good Morning”。网吧里，办公室里，私人电脑前，电脑让我们的身躯变得佝偻，让我们变得离群索居；电脑创造的“商业奇迹”使人的欲望无限膨胀，我们越来越希望不劳而获，而看不见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的岌岌可危；网上阅读代替传统的文本阅读，我们原来善于感受的心灵变得急于求成、烦躁和粗糙。学校里勤勉的孩子变得需要更加勤勉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学校的课堂上充斥着大量网络资料拼凑成的课件，教师成为“资料管理员”和“电脑课件演示员”。科学是双刃剑，它一面在为人们提供方便，同时也在毁灭着人们精致的心灵。印度哲学家克利希那穆尔提说，原来要走经年的路，现在几小时就到达了，这就能说是文明的进步吗？如果我们在快速到达的同时，丢弃了我们善感的心灵，倒也许是种退步。如果科学让我们原来丰富、悠闲的精神变得贫乏、焦虑，那么，我倒宁可选择粗食布衣。但我们还是在跟从，因为整个社会在追求锦衣玉食，我们又如何能够落后呢？ 

      我倒愿意在人们不再听崔健、张楚的年代里，再翻出旧唱片，聆听这些孤独的声音。这些先知先觉、有主见、不跟从的声音里有着对社会深刻的思考、对生活真诚的热爱。这是对社会有着沉重的责任感的人声音，这些声音是我们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