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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行 福

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人们在语文教育活动前，头脑中所预期要达到的结果。目的论是人们对语文教育目的所持的其本观念和主张。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语文教育理论，在目的论上，有过许多学说。发掘和梳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认识古代语文教育，借鉴古代语文教育理论，开创语文教育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有几千年语文教育的历史，习惯上，一般将从夏商开始到1840年这一段称为古代语文教育。但在这几千年中，夏商周三代资料缺乏，所知甚少，所以，这里只从春秋说起。再说，在1903年以前，古代尚未有单独的语文这一学科。语文教育包括在教育当中。因为古时的教育是“一揽子教育”。

语文教育的历史中，在目的论上，曾经众说分纭，各有己见。但概括起来，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以下分别进行简要评议。

                             一、“明伦”说

  

 “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古代儒家学者的一贯主张。“明人伦”就是使人明白、懂得人伦道德。哪些人伦道德呢？孟子认为，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①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就是说，语文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懂得这“五伦”，“五伦”之外，别无它求。孟子认为：“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②在孟子看来，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向每一个受教育者灌输“亲”“义”“别”“序”“信”的人伦准则，使他们懂得当时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并自觉遵守，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王守仁也认为：“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③也把“明人伦”当作语文教育的唯一目的。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明伦之外无学，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行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④在王守仁看来，语文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明人伦”，除此之外，都是异端邪说。因为其它目的都是功利性的，而功利性的目的，简直就是洪水猛兽、“乱世之政”。在他的思想中，只有“人伦”才是立身之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则是“末”。

“明人伦”是极其狭隘的语文教育目的论。如果语文的教与学的实践，只向着这一目标迈进，就混淆了语文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界限，语文课就没有自身的立足点，语文课就成为伦理道德课。以“明人伦”的目的来规定语文教育，使语文教育背离了其自身的真正价值——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甚至可以说，与语文能力的培养南辕北辙。

“明人伦”说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在语文教育上的反映。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以家族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亦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

“五伦”当中，虽然君臣、朋友不是家庭成员和婚姻关系，但却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朋友自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所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处在这样一个无所不在的人伦关系网中。一个人，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立身处世，就必须掌握一整套人伦准则，否则，便寸步难行。所以，在语文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成人”说

今天，在教育理论界，将教育定位于“成人”之上，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已成为基本的共识。这里的人是立足我们现时代的理解，是在人的全面而丰富的需求与发展意义上的理解。

我国古代关于语文教育目的，也有“成人”之说，立足于“人”的成长。荀子就认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⑥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士”和“圣人”。“士”是为学的最低要求。“圣人”是最高目标，中间成此则是“君子”。在荀子看来，“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政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性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富贵不足以益也，贫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⑦

“圣人”就是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能认识掌握宇宙万物的规律、能做到“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人。君子则指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对于一般人而言，只能达到“士”或“君子”的境界，只有少数人才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就是荀子在语文教育目的上的层次论——“士”、“君子”、“圣人”，他又叫做“俗儒”、“雅儒”和“大儒”。但不论是士、君子、圣人，或者俗儒、雅儒、大儒，其层次并非固定不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说：“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⑧“肯”与“不肯”全在于自己的主观愿望、意志、努力，积极进取，发奋有为，小人可以为君子；意志消沉，甘于落后，君子也会变成小人。

张载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学者，学所以为人也。”他说的“人”，一指贤人，一指圣人。作为“贤人”或“圣人”都是指在知识和道德修养方面高于常人的人。而成为“圣人”是最高目标，一个人，只要主观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程颐也认为：“君子之学，必胜于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也后已者，皆自弃也。”他认为人性本善，“圣人可学而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鼓励求学者，成为“圣人”才可以“已”，否则，便不能罢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任何松懈或麻痹，都与成圣无缘。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不以成“圣”为目的的语文教学实践，都背离了成圣的宗旨。程颐所谓的“圣人”是能存天理者，这里的天理，就是指封建宗法之理。显然，程颐所要培养的人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他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理由是“圣贤禀性与常人同”，既然一同，又“要得不已圣贤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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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人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是贤人、君子、圣人，他们是普通人的楷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在对“人”的理解与定义上，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从道德的角度去解释与规范人。在他们心目中，高大完美之人，是在道德品质上有着高尚风范、为人表率、为人楷模之人，其次才是有学问之人。由于他们在人的 理解上的片面性，他们所设计的语文教育，便理所当然地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按照美国道德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说法，这是典型的美德教育。

                           三、“入仕”说

对“入仕”说，拥有“专利”的是孔子。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第一大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学，其旨在修己，提高自身修养；一是入仕，其旨在治人。对于后者，孔子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的这一思想，被人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它最生动的注脚。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由于士主要是由庶民上升的，而他们的祖先没有或很少留下物质财富或可以世袭的官位，所以他们要跻进上层社会，只有一条路——求学，靠掌握知识，拥有学问。这是孔子“入仕”说的社会背景。

孔子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入仕”说，他还身体力行，极力付诸实践。他的学生中，从政者为数不止一人，象  有、季路、，都是从政者，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由孔子所首创的“入仕”说，被他的后继者发扬光大，对中国的语文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一，自隋唐以后，在语文教育实践中起着支配作用，直到科举制度被废止。它使许多读书人皓首穷经，对跻上仕途梦寐以求。第二，读书做官论深入人心。由于有思想上的倡导，实践上的强化，在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读书的目的只在于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成为古代读书人的共同信念。第三，使语文教育成了手段。由于学好语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榜后可以做官。久而久之，语文学习就成为读书人做官“入仕”的手段和敲门砖，语文教学的路越走越窄。当然，这是孔子所始料未及的。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目的论学说，还有“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等，对于这些学说，只要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中，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是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道德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人的行为的准则，并渗透于人生命、生活的一切领域，自然，在语文教育目的上，烙印也就十分深刻。

注释：

① ②《孟子·腾文公上》

③④ 《万松书院记》

⑤ 《报崔秀才论为文书》，《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74年版。

⑥ 《荀子·劝学》。

⑦ 《荀子·哀公》。

⑧ 《荀子·性恶》。

⑨ 《张子语录中》。

⑩ 《盅书》25卷。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付坊中学

邮    编：344506

E-mail: nfhuangxingfu@sohu.com

————《教育专题研究》9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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