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     2002-07-23     记者 夏欣 

 

　　崔永元，1963年生于北京。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 

　　曾就读北京良乡小学，北京丰台三小，北京第12中学，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记者：“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期是谈教育问题的，这使你了解和剖析教育问题的心思花得比别人多一些，请说说这带给你哪些思考？ 

　　崔永元：教育是常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这都是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常带女儿去溜冰场，发现小学生之间交往时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中学的孩子也特别复杂，早恋已司空见惯，老师说，不好管，“因为现在的孩子不像你们那时候了”。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学完成的，学生到大学阶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看世界杯什么的，我感到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开始我见了韩国的孩子也不适应，他们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打扮的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那些孩子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我带回我的一个韩国朋友的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13岁时，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13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我准备把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请进节目里来。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20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我们节目组每周都去一个中学打一次篮球，和孩子们有些接触，对现在的孩子我总乐观不起来，感到他们不够积极，包括他们写的东西。我那本《不过如此》社会评价怎样先放一边，起码了看得出我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态度。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消极的东西可能多一些，能否也给教育的问题开开药方？ 

　　崔永元：教育我是外行，一些想法也只能从媒介说起。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杂志、广播、电视。最近我在研究国外的“电影电视检验条例”，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有影视的分级检验制度，英国和美国还有《低俗行为法案》。但我们没有分级条例，影视节目中有伤风化的行为不避讳孩子。在公开的影视节目中，常有暴力、色情镜头，我就没法和女儿一起完整看完一部片子。媒体工作者大多数都有孩子，你对别人的孩子负责，就相当于对你自己的孩子负责。我们的节目至少应讲究一点，有点主流意识，尤其是娱乐节目，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现在有的孩子甚至觉得连歌星撞车都是美的，因为他们的豪华车好，怎么出车祸都死不了。有的节目以浮华为美，一个歌星唱四首歌恨不得换八身衣服，浮华得超出社会的发展指数，让所有孩子都觉得自己寒酸，但这感觉成为不了他们前进的动力。 

　　记者：有人觉得这是社会振兴初期不可避免的代价。 

　　崔永元：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振兴的过程中是付出过一些代价，有过满街假货的阶段。但如果说韩、日那时没有什么样板可参考，我们现在有的是前车之鉴，本来可以少走弯路、甚至走近路，可很多人用这个做借口，说别的国家也是这么过来的，也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付出的不光是染头发、穿暴露的衣服，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两个孩子一把火，多少个生命就没了，这个代价谁付得起呀！ 

　　记者：你认为可成为社会教育主流的东西有哪些？ 

　　崔永元：我们小时候，有雷锋、王杰、时传祥、张秉贵这些榜样，维持社会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很需要这样的人。但现在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也说不出什么来，就是个着急。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主流宣传，再滥的电影都讲弘扬民族精神，只不过主旋律宣传被精良的制作掩盖了。 

　　记者：现在孩子还缺乏得体地与人交往的常识和幽默感。在这方面你最有发言权。 

　　崔永元：这首先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宽容，个性高于一切，不宽容就会患得患失地交往，总用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对方，考虑划算不划算，两件事是连一起的。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要让别人高兴，而不是自己高兴就行。还有，幽默感首先要能够自嘲，没有宽容哪儿来的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