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淑绛

    《读伊索寓言》一文被选入高中语文新教材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对开启青少年的智慧，打破他们的习惯性思维颇有好处。然而据说这篇文章“学生最喜欢学，而教师最怕教”。

    教师为何怕教？想来，与许多教师们习惯性的根据“教参”教授有关。学生喜欢学的原因不用多说，因为这篇文章确味道隽永、趣味盎然的好文章，但可惜的是，与之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课文说明”却使文中隽永趣味几丧失殆尽。这大概就是“教师最怕教”的原因吧。

    《读伊索寓言》实际上是一篇比较温柔的讥讽性文章，讥讽的对象为当时社会（今天看来不仅是当时）人们身上的某些丑陋的“国民劣根性”，这一点与鲁迅有类似之处。但钱钟书的笔却不是匕首和投枪，而是柔和的毛刷子——当然也是颇具威力之独门兵器。这一点在文中均有体现，否则作者不会连续排出十来则寓言大肆借题发挥（读过钱钟书作品的人大都知道，钱钟书是地地道道的惜墨如金的）。故本文主旨无非是借寓言嘲讽国民性或人性中的某些丑陋。

    由于睿智、幽默、含蓄、嘲讽、独出心裁等等，几乎是钱钟书一贯的文风，所以，文中谈到古代是幼稚的、小孩子不该读寓言等内容，其实都不是本文的重点，更不是什么“解读全文的一把钥匙”，而只是为了嘲讽而信手拈来的“工具”而已，作者绝非刻意告诫家长，千万不要让儿童读寓言，“以免将来碰壁上当”，因为现代人“太狡猾”。——天哪！

    至于文中谈到的“时代越古越幼稚，而现代社会恰恰是古老的”这一观点，正是“钱式独出心裁”之秉性的反映，一则显出他的睿智慧眼，一则显出他的幽默。——因为在作者看来，现代是喜欢卖老（并非贬义）的老人，而古代才是幼稚的儿童，因此，今人就应该“教导”古人——即老人应该教导小孩子——就应该“卖老”！亦即“我们”“发迹”后要帮助“穷朋友”。本文作者就“卖老”“教导”了伊索、“帮助”了卢梭这个“穷朋友”。

    作者的“古人幼稚”这一新的“态度”与常人的两种常见态度恰恰相反：一种常人眼中的古人是陈腐的、过时的、老朽的，而今人才是新的、现代的、年轻的；另一种常人眼中的古人是伟大的、高不可攀的、必须尊崇的。前一种常人大多是年轻人，后一种常人大多是中老年人，在教育工作者中尤为多见。但这两种常人的态度，尤其是后者，都不是钱钟书欣赏的，所以文尾提到：“卢梭是原始主义者，主张复古，而我是相信进步的人。”

    这种教导古人的睿智和幽默不光体现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就是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比比皆是，可以说，钱钟书五十多年前就喜欢教导古人，随便举个《谈艺录》中的例子：

    赵松雪《题杜陵浣花》云：“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可谓微婉。少陵“许身稷契”，“致君尧舜”；诗人例作大言，辟之固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阙，橡饭思君，则挚厚流露，非同矫饰。然有忠爱之忧者，未必具经济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材，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盖生于韩侘胄、朱元悔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辅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殁二十八字（即：死去原知万事空……），无多佳什，求如文集《书贾充传后》一篇之平实者少矣。”

    把这段文字与我们在教学中给学生树立起的“豪情的、壮志的、真挚的、深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的高大形象对照一下，不难体会其中的趣味吧？这里，岂止是教导古人！还教导了今人——别太相信诗人，否则难免“迂”或“愚”。至于晚年所著之《管锥编》，更是一部通篇“教导”古人的学术巨著，大凡读过的人，恐怕都会感受到老钱“卖老”的酣畅淋漓。

    因此，“课文说明”中关于 “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的）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比古代进步”的解释显然也是曲解。此语中的“相信现代……进步”与文尾再次表达的“相信进步”其实都是正面陈述，并非“课文说明”中所说的“含有讽刺意味”、“现代社会的黑暗面比古代丑恶复杂得多了，在这方面，要说‘进步’，只是越来越狡猾。把狡猾也看作进步，以致‘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古代进步’显然缺乏自知之明”。——如此幼稚的阐发，实与文意相去甚远。其实本文并非像“练习三”中说的“写得相当含蓄甚至隐晦”，其思路并不复杂，大致可概括如下：

    开头以对生活中老幼关系的看法自然而连贯地引出对“信而好古的态度”的所谓“新意义”，即：今人应该教导古人而不是相反（这才是“解读全文的一把钥匙”），然后顺势进入正题，开始教导伊索（详写）和卢梭（略写），实则通过教导伊索来借题发挥，嘲讽现代人人性中的丑陋。此可谓一石三鸟之手笔。

    “课文说明”中认为“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是：“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表现在坏的一面是人们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到处碰壁上当”——此语前半部把这篇小文的内涵高高拔起，后半部却又阐释得如此狭隘、肤浅和幼稚，就像一下子把这钱姓小老头儿抛到天上，然后再任其自由落地。实在令人哭笑不得！我敢说，如果钱钟书先生地下有灵的话，定会大发雷霆，并恳求把这篇文章从教材中撤掉，就像他曾坚决反对搞什么《钱钟书研究》《钱学年鉴》一样。

    同类，“课文说明”中的练习答案也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说法，例如第九个故事中关于“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答案说：“那是说有些屠夫狡猾，他们戴上了医生的面具，打着行医的幌子去杀人，以伪善的面目干坏事”。这更是严重的曲解。作者文中提到的“幼稚可笑”，无疑指的是常人往往下意识的对某些职业给予很“幼稚”的道德归类，例如：文学家——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辛勤的园丁或燃烧的蜡烛、医生——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领导——人民的公仆或父母官……关于这一点，早有高人发表高论，请参阅附文。再如……算了，有啰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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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读伊索寓言》“课文说明”中可以看出，编写教材、教参的专家学者仍没有摆脱“经师”的思维模式。不顾诗情文意，一味曲解以迎合某种道德教化，岂止此一篇？语文教学改革，谈何容易！

附：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涵义辨 

 安徽师大附中 杨淼 

（2001年3月备课后感） 

　　钱钟书先生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貌似随便和从容的边叙边议间生发出众多益人心智的人生意见。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第二册编选了其中的《读〈伊索寓言〉》，文中对寓意几成定论的《伊索寓言》的精彩而睿智的新颖阐发无疑是对阅读者的一次智性的启迪。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研读课文，编者很合时宜地在课后安排了理解难句含义的练习。其中有这么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说“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与课本配套的人教版教参对此作出了如下分析：那是说有些屠夫狡猾，他们戴上医生的面具，打着行医的幌子去杀人，以伪善的面目干坏事。 

　　这是“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吗？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几段有关“医生”的记叙或议论吧。 

　　在《围城》第一章对方鸿渐与同船归国的鲍小姐之间交往的记叙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方鸿渐）说：“基督教十诫里一条是‘别杀人’，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 

　　鲍小姐毫无幽默地生气道：“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鸿渐看她怒得可爱，有意撩拨她道：“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的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围城》P18-19） 

　　在《围城》第四章中，还有一段对方鸿渐之父方遁翁因对医药大起研究兴趣而时受同乡一医拜访之事的绝妙议论： 

　　同乡一位庸医是他（指方遁翁，笔者注）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暇，偶来陪他闲谈。这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剩了三方。（《围城》P122）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几次提到医生均给予了钱钟书式的冷嘲热讽，很显然小说中的医生是实指，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其实体现出钱钟书先生对人生诸行当之一的医生职业的一种负向的价值评判。从写作年代上推断，成书于1946年的《围城》中的这些记叙和议论，应该滥觞于作者写在1939年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的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这个命题。或者可以说“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作为母命题在小说《围城》中得到不断地铺陈演绎。因而我们确定“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中的“医生”即为实指。由此，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当理解成：医生尤其是庸医时或草菅人命。 

　　这不由地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深沉郁闷的记叙：“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颇有名气”的医生不正是在充当杀手、屠夫的角色吗？ 

　　倘若对现今的报刊媒体稍加关注，我们便会很容易地发现大量有关医生疗治病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无病被治成肝病；好肾遭切除，病肾被保留；因嫌红包分量轻，新生儿被产钳夹至变形；医生推荐的神奇的OK镜让豆蔻少女陷入失明的悲惨境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几乎成了“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这句话的最好的现实旁注。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中所说，他的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诚如斯言，“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虽有过火片面之嫌，但却足够深刻——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庸医乃至恶医们草菅人命的实质。 

　　反观教参的分析，不免让人有画蛇添足、牵强附会、任意拔高之感。它显然将钱钟书先生的散文《读〈伊索寓言〉》当作了概念图解式的作品。其实，作者已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中坦言自己“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他只是本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在人生这部大书边上写下零星随感。作者曾在《谈教训》一文中含蓄地表达了对“戴了面具说教”的文学创作的否定和反感的态度，而教参恰恰作出了违背作者这个初衷的架空分析，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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