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毅　费勇著

                                  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

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

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

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

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

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

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

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

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

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

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

    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

《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

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

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

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

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

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

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

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

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

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

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

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

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

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

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

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

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

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

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

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

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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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

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

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

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

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

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

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

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

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

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

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

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

“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

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

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

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

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

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

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

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

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

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

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

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

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

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

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

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

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

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

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

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

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

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

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

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

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

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

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

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

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

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

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

“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

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

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

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

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

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

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

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

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

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

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

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

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

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

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

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

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

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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