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2-09-09     记者 陈海 若蓝 

 

     儿子考上梦寐以求的重点大学，父亲却惭愧于无力替儿子凑齐学费。 

     他曾经向老板索取工钱，未果；借款，被拒。在尊严与现实面前，父亲选择了——— 

     从七楼跳下。 

     从七楼跳下 

     几个月后，我与省重点几分之差失之交臂。 

     成绩出来的那个夜晚，我一个人坐在郊外的长椅上，那晚黑云很厚，也很活跃，但月亮也同样很圆……三年后，咱们清华园见。当时，我哭了，哭得一塌糊涂。 

     ——摘自丁炜的日记体随笔《最后的日子》 

     丁炜写这段文字是在“哭得一塌糊涂”之后的第三年，2002年4月27日的夜里。 

     上清华这类的知名高校是18岁的丁炜一直以来的梦想。尽管贫困的家庭没有给他提供足够好的学习条件，这个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 

     今年8月19日，丁炜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陶醉在欣喜中的母亲陈玲霞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给远在外地的丈夫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喜讯。 

     “录取了。”母亲在电话中说。 

     “什么学校？”父亲语气急迫。 

     “上海，复旦大学。”母亲掩抑不住喜悦。 

     “好，我过几天就回来。”为了节约话费，母亲匆匆收了线，尽管心里极不情愿。 

     8月24日，父亲丁平良回家。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儿子的房间，与儿子聊天。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虽然每个月回家就一两次，但无论多晚，他都要到儿子的房间里坐坐，即使孩子已经入睡。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发现了丈夫的异常，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燥地来回走动，或者蒙头睡去。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开朗，热情，每次回家都要向我们说说工作中的稀罕事。”母亲陈玲霞说。 

     陈玲霞猜得出丈夫忧心忡忡的症结———儿子念大学要交的7000元学费———这是他心中不愿为外人道的痛。她何尝不知道7000元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意味着什么，“像一座山，压在肩上”。丈夫的郁闷，更让她感到“家里闷得难受”。 

     她绝对想不到意外会来得如此迅速。 

     8月25日傍晚，母亲备好了饭菜，一一唤父子三人吃饭。只有丁炜没动，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复习英语，9月6日，复旦大学要对新生进行英文入学考试。 

     父亲和12岁的小儿子坐在桌边，脸色阴郁。他突然站起。母亲抬起头，说，吃饭呀，站起来干嘛？父亲置若罔闻，他挪动脚步，往窗户走去。 

     母亲再抬起头时，父亲高大的身躯已经遮挡住了窗外的光线———他站在窗台上，弓着腰，像猫，脑袋低垂。 

     尖叫———母亲嘴里唤着丁炜的名字，慌乱中扔了碗，迅速跨向往外坠落的丈夫。 

     丁炜从房间里惊慌地跑出来时，父亲已经从窗户里消失。 

     母亲摸到了父亲的手。只一刹那，父亲魁梧的躯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从七楼坠下。 

     好心的邻居手忙脚乱地把父亲送到医院时，父亲“已无任何生命体征”。 

     楼下，暗红的血迹与夜色溶为一体。 

     之前的几天 

     也许我真的太固执了，因此有的时候常表现地（得）不近情理。 

     昨晚洗头的时候，父亲拖着黑沉沉的身体回来了，余光里的掠影，我觉得父亲确实有些老了……父亲下岗后心境一直不好，政府里呆惯了，出来总未免有些过于谨慎，但我也明白，他总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将来…… 

     父亲毕竟是父亲，我以后也许应该多给父亲“面子”，而收敛起自己的狂热、执著与梦想。至少在父亲面前。 

     ———丁炜《最后的日子》（4月29日）9月2日晚6时，丁炜在亲友送别的目光中踏上东去的列车。上海滩，丁炜要在那里圆他少年时代的梦。 

     这是他第一次远行，带着沉重和不安。 

     而父亲生前的几天里，发生了什么，为何要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成了困扰关心这个不幸家庭的人们的心结。9月3日，本报记者来到陕西省宝鸡市，丁炜的家。 

     母亲陈玲霞形容憔悴。站在窗户前，发呆，是她这一段时间的常态。 

     窗户已经拆掉，新的窗架还没有安上。为了不让姐姐睹物伤怀，丁炜的小姨想了很多办法：把从前客厅的隔板拆掉，床移走，换窗户。这些工作似乎都是徒劳，除了环境，感觉不到任何改变。 

     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采访，母亲一说话就要哭，语焉不详。在记者的大部分追问中，多数内容由小姨陈红霞代劳。断断续续的叙述里，零碎地拼出了丁父离开人世前几天的生命轨迹。 

展开全文阅读

     一切看起来似乎始于索要工钱。 

     作为司机，四年前从渭滨区某局下岗后，丁炜父亲摆了相当长时间的摊，今年起重操旧业。6月初，他换了一个老板，开始给岐山的个体运输户张某驾驶零担货车。 

     儿子考上大学，父亲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忧愁。现在看来，筹齐7000元，是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最紧迫的事。 

     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雇主张某没有给丁平良开工资。丁找张要钱，张拒绝给付。张的理由是，丁在运输途中丢失了两台空调。张最后的解决办法：只给丁850元工钱，因空调的损失，扣一个月工资（850元），丁还需再赔3000元。 

     “丢失空调”是在一个月前的一次送货途中，因为太疲倦，丁平良把货车停靠在路边，与押车的人一同睡去。醒来后，两台空调被盗。 

     索不回全部工钱，丁平良打算向老板张某借2000元，也被拒绝了。与老板大吵一架后，丁疲惫地回家。 

     陈玲霞认为丈夫的死与此有关———借贷无果，而儿子上学的日期却在一天天逼近。丁平良身上的遗书佐证了妻子的判断。 

     玲霞、大炜： 

     我给张××开车要不来工资，大炜上学急需用钱，请家人予以照管。 

     丁平良2002.8.25 

     关于儿子的“巨额”学费，夫妻俩曾多次商量。妻子曾劝导过丈夫，“车到山前必有路”，急也没有用。她没想到他心里竟放不下。 

     至于8月24日、25日两天，丈夫的寡言少语，茶饭不思，烦燥，妻子陈玲霞以为是出车太累所致。儿子的学费，她也没有提起。平时在家里，陈玲霞做主，大事还是丈夫来决断。结婚20年，夫妻虽常拌拌嘴，但从来没有在孩子的教育开支问题上吵架，哪怕争执，这次也不例外。 

     在小姨陈红霞眼中，姐夫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勤俭，烟酒不沾，不打牌；身体健康，从未进过医院；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没有什么爱好，惟一的特长就是，开车。 

     “作为一个男人，他压力太大了。”小姨说，“终究没能挺过去。” 

     城市里的贫困家庭 

     有一天早上，我听到弟弟对爸爸说：爸，我刚才摸了，咱们家的鸡满身都是肉。弟弟今年11岁，爸爸打着呵欠笑道：“再过一阵子，杀了咱炒着吃。”弟弟开始笑。……我听到他们的对话的时候也笑了。 

     而人总会有太多的感情，有时未免也会演变成赘坠（？）。 

     ———丁炜《最后的日子》（5月3日） 

     这是一个朴素的贫困家庭，隐藏在城市的繁华之中。 

     七楼，60平方米，两房一厅，按面积，够住了。家里的摆设乏善可陈，朴素，却绝对谈不上雅致。 

     除了一台新飞冰箱，所有的家电家具全是旧的。冰箱是3年前买的，是“做生意的需要”。父亲丁平良下岗后，夫妻俩在“市场”里摆了一个早点摊，卖“糊辣汤”（地方小吃），8毛钱一碗，生意一度不错。 

     这是他们最闲适的时光，日子不紧不慢，能糊口，绝对谈不上富裕，“孩子的学业并不成为负担”。 

     可惜“好景”不长，市里要规范市容市貌，取缔所有路边市场和零散小摊档，丁家的“好日子”服从了大局，重新回到贫困。 

     父亲丁平良几经折腾，最终是重拾方向盘，从此飘泊在外，很少顾家。母亲陈玲霞四处找零工打，因年龄因素，屡屡碰壁。两年来，她给别人守过铺，当过店员，发过宣传单。“只要有机会，做什么都行”。 

     收入来源自然无法保障，多时每月能挣200－300元，少则几十元。 

     出事前，母亲在铁路客运段谋了一份差事，给列车车厢打扫卫生，每月300来块。工资并不是固定的，清扫后的车厢要经过检查，发现未扫尽的余渣，扣钱。甚至，检查的人挑剔时，手里抹到一点灰，扣钱。 

     艰辛之处还在于，工作时间都在夜里，常常是通宵干活。第二天，除了必要的睡眠，还得给两个孩子做饭。 

     父亲出车在外，每个月回来一两次，每次只能呆上一夜，而母亲却要上班。 

     父亲每月500－600元的收入维持着家庭的运转。 

     14英寸的如意牌电视机是小儿子出生时买的，12年了，它是家庭成员快乐的主要来源。房子是1996年花4万块钱购下的，欠债不久前才还清。各种家具都有十多个年头了，陈旧中透着岁月的沧桑。为了让丁炜高考前各种联系、查询方便，母亲忍痛安了电话，却极少拨打。 

     家庭经济的拮据并不影响丁炜的学习。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是学校公认的好学生，毕业时考试科目全A，高考以582分的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 

     丁炜的案头，一部还未完成的小说文稿《冰焰》；一沓已写就的日记体随笔《最后的日子》。他钟情于文学，初中开始尝试写作，至今已完成近10万字的作品。高考前夕，丁炜还将这些作品寄给清华、复旦、北大等一些高校。清华大学工作人员还曾通过陕西省教育厅询问他的情况。 

     母亲说儿子特别懂事，学习从来没有让家里人操过心。他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从不乱花钱。 

     儿子走后，晦暗的屋里愈发缺了生机。只有窗台上的“马玲花”每天都是新的，娇媚中透着端庄。 

     小姨说，这花最容易开。 

     丁炜以外 

     末了，感觉思及狄瑾荪的《殉美》（IDiedforBeauty）中的一句：“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我还是喜欢这种“爱默森式超越一切直观宇宙的个人主义”风格的，即使春日“轻逸地逃走了”，但毕竟“沉入了美的境中”。 

     ———丁炜《最后的日子》（5月5日）9月3日午后，丁炜家的楼下。记者的到来，引起了邻里的追忆和议论。贫困家庭的孩子如何能圆大学梦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 

     事实上，如丁炜一样的学生并不算少，他们面临着同样的窘境。西安孤儿苏东林几天前接到了陕西理工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但6727元的费用，却让已经踏上大学门槛的他一筹莫展。 

     这些年苏东林完全是靠学校免交学费、老师帮垫学习资料费等，才读完高中并考上了大学。为了筹集学费，几天来他先后跑到民政部门、父亲原单位请求帮助，再加上亲戚拼凑，现在只筹集到了2000多元钱。 

     另据当地报纸报道，在西安市慈善会的帮助下，西安今年考上了大学的薛波等20名贫困学生每人获得了4000元资助，他们也终于可以圆大学梦了。 

展开余文

     因媒体广泛报道，陈玲霞收到社会各界捐款4万元，暂解燃眉之急。而丁平良，撒手西归后，把家庭的重负扔给了瘦弱的妻子。 

     他来到了复旦 

     ■链接 

     □本报驻沪记者　谢春雷 

     9月3日中午12时，丁炜到了上海。从宝鸡到上海的近20个小时内，丁炜一直一言不发。陪他来的舅舅陈天真试图让丁炜说一句话，但一直到上海都没有成功。 

     没有记者，除了复旦大学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在复旦大学，有关丁炜的信息让人敏感。在近两个小时对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区的挨个寻找后，下午3时半，记者终于找到了丁炜。 

     丧父的悲痛让丁炜脸色阴暗。消瘦的瓜子脸让他看起来更脆弱，但刚蓄起来的胡子，尽管颜色还很淡，使他看起来已有些少年老成，似乎在证明他可以承受这一切。 

     他左臂上戴着丧记，黑纱上刺着个很大的“孝”字。这个黑纱也让气氛变得沉闷。他沉默着，他的舅舅陈天真在一旁抽着闷烟。 

     记者进入寝室也没引起丁炜多大的注意，他只抬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复旦大学的生活辅导员也一直在场，但丁炜始终沉默，只有在辅导员谈到进大学后通过勤工俭学，丁炜可以很轻松地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他以后几年的学费可以通过贷款以及减免解决，不用再麻烦家里时，他才“嗯”了一声，露了一下笑容，接着又沉默了。 

     当辅导员说到班里像他一样的贫困生至少有10％甚至20％时，丁炜又微笑了一下，还叹了一口气，气氛稍稍有些缓和。复旦的新生报到要9月4日才开始，寝室里还空荡荡的，一名大二的学生替丁炜领来了一些生活用品，丁炜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终于还是没说话。 

     时间一久（其实也不到半小时），沉闷的气氛开始让人难受，我起身告辞。丁炜终于露齿说了一声“再见”，他牙齿白而整齐。 

     贫困生：谁来雪中送炭？ 

     □本报驻京记者 方进玉 

     每年9月上旬，都是高校新生入学的日子。“金榜题名”，本来是件好事，但偏偏成了“有人欢喜有人愁”。 

     穷人的孩子上大学，真难！ 

     天下事，“利”与“弊”相伴相随。 

     2002年4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河南、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四省区进行了大学生资助项目调研，调查发现：穷人家的孩子在高校读书，确实困难重重： 

     ———上述四省区高校的贫困生的比例为25％左右，特困生比例为10％左右；而农业、林业以及师范类高校因为收费标准相对较低，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贫困生，此类高校的贫困生比例一般在30％左右，特困生比例超过了15％。 

     ———所有贫困学生都面临着如下困难：营养不够、体质较差、缺钱买资料、无钱考各种证书、很难实现专升本及考研的愿望等；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是：80％的贫困学生都有程度不同的思想、精神压力，表现为失眠、敏感、孤僻、自卑、内心相对封闭，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家庭贫困，甚至主观地认为别人“瞧不起”他们。 

     ———贫困大学生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听任一个“穷”字肆无忌惮地“折磨”贫困学子，则可能对他们未来的价值观、心理素质、生活信念等产生深层伤害。学生物质上的贫困，固然可怜，但贫困对他们精神的“折磨”则更加可悲，如不及时予以帮助、教育，很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发展。 

     郑重承诺：绝不让一名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绝不让一名大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是国务院领导作出的郑重承诺。 

     教育部财务司魏养根处长说：“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可以用五个字概括，即奖、贷、助、补、减。”魏处长特别强调：在全国高校连续3年扩招学生总数超过100万的基础上，教育部作出决定，从2002年9月1日起，将进一步加大“国家奖学金”数额，凡家庭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均可提出申请。 

     据悉，今年国家奖学金的“一等奖”数额，将提高至6000元／人／年，而获奖人数也将增至整整1万人；“二等奖”的奖金数额，将提高至4000元／人／年，而全国高校的获奖人数，更将增至3.5万人。 

     但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锋仍忧心忡忡：我国高校的贫困学生人群（有学费、衣食之忧的大学生）已超过150万。其中特困生就大约有60万—90万人。地处西部的高校，贫困生的比例已经接近或超过30％！ 

     西南林业大学的周德群教授，以他所任教的西南林学院为例说：按照云南教育厅的规定，月生活费在100元以下的为贫困生，80元以下的为特困生，我校地处昆明，现有在校全日制大学生4251人，其中的贫困生和特困生即有1403人，占33％！ 

     谁能帮穷人的孩子插上腾飞的“翅膀”？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锋说：我们派人下去调研时，有位贫困大学生说：“我想飞，可是，谁能给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呢？”在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从今年9月起，推出“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 

     何道锋说：“慈善公益项目，也要遵从优胜劣汰的规律。”殷亡之鉴，在商不远，中国再有类似的慈善公益项目，都应该能经得起媒体监督和公众质疑。面对记者的疑问，何道锋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要靠‘透明化’，靠捐赠人的随时监督，靠全社会集思广益，来做好这个扶贫新项目。” 

     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何秘书长还承诺：为最大限度地实施捐赠人的愿望，保障贫困大学生接受捐赠之利益，“新长城”项目的资金（即捐赠款）将不做任何风险性投资；即使遇有“保值增值”需要，我们也将严格按国务院制定的相关办法及国际惯例，委托专业金融机构（第三方）去做。　　何秘书长最后说：我们有个决心：一定要把募捐口袋做成“透明”的。 

     愿悲剧不再重演 

     ■编后 

     □万静波 

     本报上周报道了曹志衡的故事：这个农家女孩考上了大学，却被卡住了不给办理户口迁移证；本周我们又不得不关注陕西贫困生丁炜的不幸遭遇。这两个彼此陌生的年轻学子，却以如此意外的方式相继“登陆”本报，其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贫困”，无疑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 

     小丁父亲的纵身一跃让人痛惜。从得悉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到跳楼身亡，短短十天里，他是怎么想的，想过些什么，现在已无从得知，这位远离家人打工赚钱的父亲，每个月只能回家一天，却又是那么爱自己的孩子，只要回家了，“无论多晚他都要到孩子的房子里去坐坐”，我们并不赞同他的做法，他的弃世不仅无济于事，还把无尽的伤痛留给了自己的亲人。但我们仍要追问：是什么使得他能抑制住对妻儿的眷恋，走向冰冷的另一个世界？ 

     我也在想，从西安到上海求学的火车上，小丁是怎么熬过那漫漫长夜：车轮滚滚向前，前方，是未知的广袤世界，人生崭新的一页会在那里被翻开；后面，是渐行渐远的家乡，是亡父，是不眠夜中的母亲。个人命运的改变与突如其来的丧父之痛，竟然如此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这将怎样影响小丁未来的人生之路？思念、怀想、痛苦、内疚——也许将长久地伴随这位青年。 

     据了解，目前全国贫困大学生的总数，已达到近200万。小丁父亲的举动只是极少数，但贫困给小丁父亲带来的精神压力，那份同样的焦灼、不安、自责、愧疚———还将继续困扰其他数百万个家庭。 

     如何让这数百万贫困生安渡难关，顺利完成学业？如何不让贫困成为困扰他们身体和心灵的阴影？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丁炜考取了重点大学，成功地改变了个人命运，反而把自己和家人推到了一个难堪境地，最终出现了父亲自杀的惨剧，这一事实值得深省。几年前开始的高校收费改革，一方面改善了各高校的办学条件，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高额学费又让为数不少的贫困家庭望而生畏。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学生家长是不够的，政府和社会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 

     本版今天介绍了“国家奖学金计划”和“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这只是扶助贫困学生的几种方式，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可行方案被推行出来，能切实给那些贫困学生提供帮助。 

     伤痛总会渐渐淡去，但创伤终究还在心底。愿小丁能直面人生，正视生活，愿他的家人能获得安宁，愿类似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