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02-09-11     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去年的某个时候我曾听丁东说，他和几个朋友正在编辑一部供大学生阅读的《大学人文读本》。我当时就觉得，在当前大学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应为当今大学生所具有的“当代人文精神”的话，那么这部《读本》所选取的28个专题，可以说就构成了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或基本要素。在赞叹之余，也想就当前大学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感想。“人文主义”一语，西人称humanism，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的对立物（至少是补充物）出现的。依笔者之见，我们今天所说为大学教育所缺失的“人文精神”，乃是指一种超越动物性感性欲望和工具性功利的精神价值。中国与西方的主流（或经典）文化都认为，这样一种精神价值是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例如孟子说，作为精神价值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如果没有这种“心”，就“非人也”。荀子则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家们的上述说法只能代表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能代表国民的实际精神状况。在这方面，中国的“义利之辨”是一个典型。“重义轻利”是古代圣贤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孔子说“舍生取义”，孟子说“何必言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但实际上，中国人却是最功利、最物质主义的。更正确地说，正是因为中国人是最功利、最物质主义的，所以才劳动我们的先哲先贤们不厌其烦地、三千年一贯制地大讲“重义轻利”。先哲先贤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使得后哲后贤们产生了误会，误认为“重义轻利”就是中国国民道德的实际状况。 

　 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宋明以来，统治者和儒家卫道士们以“仁义道德”扼杀个人的灵性乃至肉体，用空疏的理学排斥各种实学，这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鉴于这种情况，戊戌以来康、梁等人疾呼废八股、停科举、倡实学，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激烈抨击儒学空疏无用，以礼杀人。所有这些，均在近代历史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然而今天看来，他们却只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表层弊病而放过、甚至助长了它的两个深层次劣根性：一是实用主义；二是物质主义。 

　 如此看来，中国“人文精神”的缺失并不自1990年代始，而应追溯至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至戊戌、辛亥、五四以来，崇“实学”而抑“虚理”，扬“个人”而斥“纲常”，结果对于中国的启蒙来说，是掘其浅而遗其深，顾其近而忘其远，得其小而失其大。 

　 最后，还要回到《大学人文读本》这部书来。基于上述关于“人文精神”缺失认识原因的认识，笔者愿意给编辑者提几点建议。 

　 其一，应注意东、西文化“兼容并包”。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源于西方，其中通行的观念和各种规则，也以西式者居多。但中国的现代化毕竟不等于西化，我同意常大林先生的意见，《读本》基本没有儒、释、道的内容，是一个缺点。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应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应该相信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任何一种有灵性的精神，都是专制主义的克星。 

　 其二，可在“人与宇宙”的题目下增加哲学、形而上学层次的内容。讲“人文精神”是为了匡正实用主义，要防止自身陷入实用主义。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人在讲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时，也往往是抱实用主义态度的，“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然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今日中国人文精神的提倡，除政治、经济、伦理等领域外，也须同时在形而上学层面用力。 

　 其三，对有的选题内容要作历史的、结合中国国情的考虑，如“革命”问题。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对以革命方式变革社会的弊病———如以暴易暴、王朝循环、群众专政、制度和文化层面的玉石俱焚等———进行了深刻反思，值得注意。但历史地看，法国大革命以前包括卢梭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关于以革命推翻非法政权的主张，却包含着一个具有永久价值的合理内核———主权在民。因此，我们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时不能数典忘祖，据流忘源，不能只知19、20世纪而不知17、18世纪；不能忘记国情，或者说不能记住了这一国情而忘记了那一国情。 

　 提这些建议，不过是“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总的说来，《读本》的选题之当与选材之精，都是难能可贵的。它的问世，是编辑者们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一件利益学子、利益国民、利益众生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