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继炬

      说起魏晋时代,在后人心目中马上会浮现出风流俊雅,诗情洋溢等等字样。人们以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仿佛从来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世道的险恶为何物,他们诗酒狂放、啸傲山水、洒脱无羁、慷慨好义、使性任诞,名利、地位、权势这些在俗世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尺度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如同敝屣。他们眼比天高,心如秋水,追求一种平静恬淡、与世无争或者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的生活。平生独爱菊花,毅然挂冠而去流连山水之间的陶渊明;酣饮三百石,嗜酒如命,裸形室中而不顾的刘伶;超越名教,无视礼法,遭母丧而酒肉如常,嫂还家而自然与别的阮籍; 执棋如常,气定神闲,临大敌而不惊,闻胜利而不喜的名相谢安；率真朴质,一任性情,袒腹东床的王羲之……他们在平淡琐碎、辛苦辗转的中国人的人生经验里成了无法企及的范型,他们的生命模式成了后世无数中国人借以逃避无聊现实的精神向导。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语文读本》第三册）这是《世说新语》中历来为人称诵的一段文字,然而却几乎一致地被理解成潇洒人生的象征：雪夜访戴,至门不入,兴尽而返,那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率性自然,天真通脱,了无挂碍的行为无疑令人羡慕,让人沉湎于美妙的想像王国中而陶醉忘返。

      那么,“雪夜访戴”是否就一味地给人萧疏散淡、清雅超尘的感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魏晋士人的人生状况。

      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中国历史上这一群善良、天真、单纯又渴求着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人一生与忧患是始终为伍,须臾难离的。当刘伶乘鹿车、携酒壶、荷杖锸、至人穷处说“死便埋我”时,那透骨的绝望与忧戚不是令人悲不能禁吗？当阮籍独自驾车一路狂奔,于途穷处恸哭而返时,那郁积深重的愤懑与不平不是令人愀然动容吗？当嵇康在刑场上摔琴悲叹“此曲与琴随我俱绝”时,那无法抑制的怨恨与凄凉不是让人顿生“天不惜才”的恨意吗？而向秀经过故人旧地,于衰草残阳、寒冰笛音之中忧郁地怀念那飘逝的“绝唱”,却又不能尽情倾吐,只好含糊其词,“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在嵇康被诛后,向秀因地方官推荐只好到洛阳上任,司马昭嘲笑他：“你不是想像许由一样要隐居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向秀很小心地说：“像他们这样的狷介之士,是不值得大加追慕的。”（“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那溢于言表,深达内心的恐惧不是令人产生深深的同情与怜悯吗？即使如转战南北、屡建功勋、一生尚武的曹操、桓温,内心深处不也有克制不住的软弱与寂寞？！“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读这些句子,无不让人感到时间流逝、生命日衰的伤感、惆怅,世事无常、理想无着的哀切、焦心,以及伴随生命而生的强烈的苍凉感、虚幻感和孤独感。它们是那样剧烈地震撼后人的心灵,深深地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泫然涕下,不能自已……

      撕开笼罩在魏晋那一个时代身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幅不但不宽松自由,相反倒是呈现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最为黑暗的景象。那是一个纲纪毁弛、礼崩乐坏,到处充满了可耻的背叛、阴险的告密、肮脏的交易的时代。从汉末到两晋,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司马氏家族掌握政权,经历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王谢两大簪缨世家执权,到最后,皇权旁落,瓦缶雷鸣。这二百多年的历史充斥的是权力的斗争与制衡, 是野蛮而惨无人道的思想高压与控制。它顽强地挤压着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肉体和精神。个人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不肯同流合污,那就只有尽可能地远离权力中心,否则,不但无以自保,连家人的生命与家族的兴旺都会因此受到牵连。然而要远离又谈何容易呢！极端专制的皇权不会允许它的子民游离于其中心,更不会允许有异端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说自由地选择道路,发展自己,就是要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可以讲,在魏晋士人表面的狂放不羁之中,内心深处却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阮籍就有这样的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李密临表涕零,恳请晋武帝矜悯苦衷,收回成命,准允他在家奉养祖母。虽情辞婉切,合乎人伦之理,却仍是带着对皇权的深深畏惧,惟恐触怒龙威,刀锯加身;当晋文帝欲与阮籍攀亲,阮籍即使对高高在上以权凌人的市俗充满厌憎,也只能借醉酒来拒婚,而不敢干脆地一口回绝;当他鄙视的钟会前来欲寻隙构陷时,他仍然只能靠酣饮而使其抓不住把柄,全身远祸。即使我们心仪的陶渊明,他的回归田园,躬耕垄亩,甘当隐士,固然是因为鄙弃丑恶的官场,却也是为了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其他如王融、刘伶、嵇康等等,尽管桀骜不驯,也无不对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迫害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这是一群在中国历史上才情至为丰富、抱负至为远大、心灵至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把自我价值的实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在那“禁锢得比铁桶还要坚固”的环境中,其现实生命却陷入到了无以复加的困境中。人,在这样的境地,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作顺民,抛弃自己的良知,向权势和世俗低头,卑躬屈膝,阿谀逢迎,或者委曲求全,忍辱偷生;要么坚持气节、操守,绝不放弃自己高贵的信仰,绝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绝不向卑鄙龌龊的政治权势屈服。如果选择与权势自觉地划清界限,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必然以放弃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代价,把自我放逐出去。那么,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寻回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呢？                                   

      我们说,当理想与现实背离,高贵的信仰只能在高高举起的屠刀面前深藏,表面上的高蹈出世,放达超脱,背后潜隐着的就是深重的精神危机。看魏晋士人,内心深处那撕裂一般的痛疼、那无以排遣的悲哀与忧愁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一般,随苦难的生命一道定格在这诡谲多变的时事风云之中,令人无不唏嘘感叹。有什么比才不能尽用、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更悲凉的事实呢？所以,在魏晋士人生命中出现的诗、酒、山水、佛老玄理等等不过是他们宣泄郁愤、寄托情感、躲避迫害的手段,是他们不得以而为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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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王子猷雪夜访戴一段,所体验到的就不会仅仅是悠闲惬意了。在那茫茫雪原之中,四顾彷徨,口诵“招隐”,不也透露了郁结于心的寂寞与孤单？凄清的雪夜、苍茫的天地里诵诗怀人,不也暗示了野有遗珠、才不堪用的愤懑与不平？……诸般意绪汇于访戴途中,留下一脉让人含咏不尽的忧伤的况味,绵延于幽暗而苦涩的千载岁月,在历史的广袤时空中久久不散！

      忧伤,这是魏晋士人生命中至为根本的东西。它与他们本质上的善良、清高、气骨相连,它是对充满悲剧感的生命的大体验、大智慧,是对人间世的种种污浊、荒唐、乖谬的大背叛。忧伤的外表往往是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是不庄重、不正经,是对现实的彻底绝望乃至于彻底放弃。可是,在这冷眼相对之中,我们谁又能怀疑他们那热切的爱呢？没有真诚的牵挂,没有一往而深的对理想的投注,又哪里会有碰壁之后的大彻大悟？！这是一群多情的人,他们在冷漠的外表下、放达的行为里始终隐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深情的灵魂。。当丧子的王戎说出“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时,当亡弟的子猷“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时,谁又不会被感动得涕泗滂沱呢？这不仅仅是骨肉分离的惨痛,更是一种如宗白华所说的“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这深情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与天地大化相沟通。所以,没有深情的体验,不会有忧伤的心境;同样,没有忧伤的感怀,也不会有深情的人生。这忧伤又深情的人生,在一个知识普遍向权势低头的文化传统中,能够清醒地远离罪恶,保持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高贵,并充分地享受心灵的自由。这人世间有什么能够比它更美丽的呢？

      “雪夜访戴”的真实韵味应是随性而适后面的寂寞与孤单、愤懑与忧伤、不平与抗议。它是那一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高傲而不屈的灵魂的真实写照,是污浊残暴的俗世中一面不倒的旗帜。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正气的坚守者和弘扬者。一个社会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开始堕落,那么社会的整体也就无药可救了。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在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考察中国的历史,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和专制高压下忘记气节、操守,选择沉默和卑鄙,甚至成为帮凶的并不在少数。当我们以羡慕抑或向往的心情流连于魏晋风景时,当我们在物欲横流、崇高贬值的时代苦闷彷徨、无所适从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深切地去感受和体验魏晋士人那大悲大痛、大起大伏的心境,触摸他们那深情、忧伤而美丽的灵魂？当我们的生命如同魏晋士人一般在恶俗与浅薄的现实中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无所归依、无可奈何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他们一样尽管艰难仍义无反顾地自我拯救？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不是应该像他们一样始终高悬着一盏明灯？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深深反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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