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敏  

  国企改革，按国务院《条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教育改革按中共中央《决定》推行校长负责制，可谓都有尚方宝剑。校长负责制是学校管理体制之一，是建国以来经过种种沿革后产生的，以校长决策、指挥灵活、工作高效见长，颇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十七年来推行这个体制已无需论证了。同国企改革相类似，进入实质性就要解决人员配置、工资分配、技术力量三大资源问题。企业改革，上下一致，直奔市场，三年解困，曙光跃然。而教育改革，校长之难，与日俱增。推行校长负责制十七年，虽有局部进展，但“死亡信号”长鸣不已，三大资源问题尖锐地摆在学校，悬而未决。换句话说，校长负责事在多数地方步入“高原”，其科学性得不到根本性的贯彻。究其原因，在于相关联的两个问题。

首先，官方对校长负责制施以“中庸”的理解。官方较流行的说法是，校长负责制=上级领导+校长负责制+党支部监督保证+教职公民主要管理，简言之，“四句话”。其实，上级领导、党支部监督保证、教职公民主管理是学校的上级组织、学校党支部、教代会固有的职能，不管推行哪种管理体制，它们都要发挥好各字的作用，知识作用的侧重不同。但按“四句话”的说法，则必须四匹马儿一起跑，如果不协调，则归jiu 于校长独断。显然，《决定》不是这个意思。试想，如果这些组织或机构自身的原因而没能发挥好职能，甚至发生失误，岂不是也要校长负责？就连校长负责制的首倡者萧宗六先生也纠正饿“四句话”之说。诚然，“四句话”之说的初衷在于制约校长权利，防止校长独断，殊不知如此疑虑，不如回到从前的“校履务委员会制”等等。因为“四句话”之说恰恰阉割了“校长决策”这点校长负责制的科学实质。笔者无意推崇独断作风，但“民主”仅仅见到校长的工作作风，诚然，决策过程入情入理是校长素质的充分条件，而对于校长，更重要、更关键的在于决策的后果检验其决策是否正确。“力排众议”“标新立异”不还是褒义词吗？没有力排众议，就没有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解放道路；没有标新立异，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然，如果“校长独断“的后果是以权谋私，或频频失误，其本人或上级组织都会有处理结果。所以，制约初衷大可不必。

与“四句话”联系，实践上则势必引出政事不分，管理模糊现象，缺乏推行校长负责制的法制环境。一般说来，学校的归属程度与“上级”的数量成正比。于是，栽花栽朵都愿关，栽刺摘椒不愿管，不愿管的就属“校长负责”。这样，利益受到限制的人、利益不能满足的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上窜下跳，刁难校长。于是，一人搞改革，而人写材料，三人搞调查的不正常局面形成，上级均以求平稳而要校长让步——校长负责制的高原反应就此形成。社会主义时常经济的实践告诉我们，资源问题只有时常才能真正解决。国企解困已经踩出了路子，企业改革、机构改革已经为教育改革创造大气候，校长负责制走出高原的时机已经到来。

走出高原的关键做法是建立县域教师人才时常，学校以法人地位出现在这个市场，形成在职教师合理流动，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的正常次序，实现好教师去好学校，优秀毕业生去好学校的愿望。教师调动、毕业生分配、职称结构、教师聘任、校长自主权等等都通过市场化得到解决；校长岗位面向社会、教师纳贤，校长上告同样实行双向选择。主观部门制订任职条件和选拔条件、程序、组织专家评议、测量教师民意、确定人选。这样调动教师积极性，堵死跑官之路，选拔服众的校长，避免隔山买牛等等问题都迎刃而解。结果无人竞争校长岗位，则同当年无人想当教师一样，得先治理工作环境，让校长成为另人竞争的岗位；在教师进入市场的前提下，教师与学校的聘用关系  纳入劳动合同管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履情况受法律保证。一纸聘约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流于式。校内工资总额包干制、教师结构工资制、低评高聘和高评低聘、工资中的效益倾斜公平等等才成为可能。而教师档案上的理论收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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