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4日是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的独生女儿、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钱瑗逝世6周年忌日。她没有留下骨灰，清明节无法为她扫墓，朋友们怀念她，也只有去到她学于斯教于斯几十年辛勤耕耘于斯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文史楼旁走走，雪松跟前坐坐，忆往追昔，凭寄哀思。 还记得那年“三八节”在八宝山为钱瑗送行，在她那笑容粲粲的遗像下，摆放着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没写几个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可人人走到这里都不免鼻酸泪下。钱瑗是爸爸妈妈的最爱，他们没来同女儿告别。钱先生卧病医院，杨先生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还没敢把阿圆去世的噩耗告诉他。而杨先生自己肝肠欲断，实在难以面对这令人心碎的场面，宁可独自在心里默默地为女儿送行。 钱瑗是累垮的，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大小会议，熬更守夜批作业、编讲义，常年高负荷运转。学校离家远，交通又不便，有天早晨急匆匆赶到学校，临进教室才发现脚下穿的竟是两只不一样的鞋。精神之紧张，由此可见。入住医院以后，还在病床上修改教学计划，指导研究生修改论文，忙个不停。当所有这些告一段落，她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 钱瑗是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这事瞒着钱瑗和她父母。他们以为是可以治愈的骨结核症。

　　1996年11月3日，医院报病危，杨先生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听命，放下了笔。她想写的《我们仨》就由杨先生来完成了。 杨先生知道女儿病危，没敢告诉钱先生。她照常天天到医院看望。钱先生病中头脑一直很清楚。1996年11月12日，他忽看着杨先生背后连声唤“阿圆！阿圆！”。杨先生说，“阿圆在医院里呢。”钱先生说，“叫她回家去。” 问“回三里河？” “那不是她的家。” 问“回西石槽？”（钱瑗的婆家）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 杨先生答应为他传话；钱先生就闭上眼睛不说话了。 杨先生真把钱先生的话转告女儿，钱瑗微笑点头。她领会爸爸的意思。骨肉亲人之间的心犀相通往往如此，不管你信或不信。 钱先生原不愿出《钱锺书集》，以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拗不过三联同志再三请求，陈说种种理由，于是同意。他在病中，不能自己作序。杨先生写了《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一文代序，表达了钱先生的观点，尤其是：“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意思本很清楚，也很有针对性，可惜这对正在大揭文幕、掘文墓，炒作“钱学研究”的人，竟不起作用。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也许充满爱意的对视也是一种慰藉，钱先生不论被病痛折磨得多么困乏无力，每天探视时间一到，定必使劲睁眼迎候杨先生，直到1998年冬的一个早晨，刚过了他的88岁生日后不久，离开了人世。 我那时不在北京，是从纽约电视中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的。天哪，钱瑗才走一年多，杨先生受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吗？我拨通了电话想安慰她。没想到杨先生意外地平静，她叫我放心，她挺得住，还有许多事要做。遵循钱先生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此刻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她正要出发去医院陪送钱先生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事后听朋友说，杨先生一直陪送钱先生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真是难舍难分。60多年相知相契、相濡以沫的同心伴侣，从此人天两隔，杨先生心上的痛楚是任何别人体会不了的。 我重见杨绛先生已是半年多以后，她瘦了，正在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虽然是从英译本转译，不识古希腊文、不熟悉哲学，以杨先生素来对翻译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态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疑是聪明的选择：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她“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柏拉图这篇描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在雅典监狱里与朋友们的谈话，谈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 杨先生的译作获得成功，她自己也从极度痛苦中逐渐走出。《斐多》首印1万册，很快脱销。香港、台湾相继出版此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年轻的英语教授，跑了许多次书店才买到一本。她说不管跑多少次书店，一定要把《斐多》买到。她不仅赞赏杨先生的译笔流畅，更为杨先生没因遭遇重大不幸而封笔感到高兴。 杨先生可谓马不停蹄，随即投入钱锺书先生手稿的整理出版。钱先生做有大量读书笔记，他去世后经杨先生反复整理，分出三类：一类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笔记，共34000多页。二类中文笔记，数量与外文笔记不相上下。第三类为日札，读书心得，共23册，2000多页，分802则。手稿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闻所未闻，令人叹为观止。人们都说钱锺书先生博学、记性好，不知道他读书多么勤奋刻苦用功，这7万多页的读书心得笔记实是最好的见证。 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间很长。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亏得杨先生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缓缓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7万多页手稿，不知杨先生花了多少时间，肯定很累，而更令人感伤的是遗憾！面对这凝结着钱先生心血与智慧的页页手稿，人怎能不想，如果不是无休止的运动，洗澡、反右、四清、“文革”、下放、流亡、卧病……，多少部《管锥编》的姊妹编已经问世，留贻后人。 钱先生生前有话：他的东西，非要经过他自己看过，才可以出版。他的读书笔记怎么办，让杨先生犯难了：出版吧，钱先生没审过；亲手毁了它们，自己下不去这个手。想来想去，还是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商务印书馆深知这些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毅然斥巨资立项，将钱先生的全部笔记手稿扫描印行，保留原貌，公之于众。杨先生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也就放心了。 这段期间，杨先生还与辽海出版社签约出版钱先生的《〈宋诗纪事〉补正》。书稿经钱先生审过，杨先生写了序。1998年底已签约，由于出版方的种种原因，始于今年5月面世，三联书店将收入《钱锺书集》。 钱先生的作品逐一安排妥当，杨先生又赶紧落实全家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在钱先生病重的时候，一家三口（钱先生、杨先生和他们的女儿钱瑗）郑重决定，将钱锺书和杨绛作品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9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钱锺书、杨绛先生生活朴素、工资不高（据我所知，杨先生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他们将一字一句写出的作品所得倾囊捐赠，反映了他们对读书的酷爱和对后辈学子的期待。这一举措，中外也不多见，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有些小故事挺感人。那年夏天，三里河宿舍施工，在杨先生窗下装卸材料，通宵闹腾不停。杨先生几夜不能入睡，服安眠药也不顶用。我们很担心，跑去和工地主任商量，能否动作声响小点儿，或通知一下夜里几点来车，让老人等装卸完了再服药。没想到工人师傅一下围拢来七嘴八舌：您说的睡不好觉的老太太就是把稿费全捐给穷孩子上学的杨绛吧，我们看晚报全知道；没说的，一定要照顾……。工人师傅们说话算数，从当夜开始，装卸声响大大减小。杨先生散步时看到钢材底下铺着草垫子，砖头装在编织袋里。美国有家出版社请求重新印行英文版《围城》，所拟合同十分苛刻，后来获知作品预约金和版税是付给作者在母校清华设立的Philobiblon Scholarship，大为感动，痛快答应版权方所提的一切修改意见，立即签约，并专门写信向杨绛先生致以敬意和问候。 2002年冬，当各事已就绪，杨先生定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开写《我们仨》，这是她女儿未能完成的文章。回忆往事，很难不触动深藏心中的伤痛，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读过初稿的朋友，也无不感动落泪，尤其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大家似乎跟着作者在钱锺书先生父女人生的最后驿道上，重新走了一回。杨先生的心情和那意境，恐怕只有钱先生1991年为她构思中的小说所写的诗句足以写照和体会：“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 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保留着她特有的冷隽幽默，有人称之为cynical者。钱锺书、杨绛、钱瑗“我们仨”，在杨先生传神的笔下，跃然纸上，生意昂然，读来十分亲切。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感悟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先生曾希望她对钱先生读书笔记采取的办法，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实际上又何止《钱锺书手稿集》一书，这些年，杨先生所办理的一切事，无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仨》的创作出版，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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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