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新书《我们仨》6月中下旬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也许只有靠结实的情感，或饱经岁月的人，才能用这样单纯的笔墨来慢慢地叙述自己的生活，用这么温暖的语调来思念去世的家人。杨绛的新书《我们仨》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她今年已经92岁，1997年女儿病逝，1998年钱锺书病逝，在书里杨绛把最痛心的日子，写成了一个万里长梦，事情像是子虚乌有，云一样抓握不住，情感却是沉着。能把握的是这个家里坚定的家常日子，接着，她就把过去的生活，从1935年和钱锺书结婚，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到最后分散，记录下一篇细致的回忆录。

　　6月7日下午，我随《我们仨》的策划编辑冬晓去访问杨绛，我根据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问她：“你们这个家怎么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受干扰似的？”她引用书中的话说：“我们仨是不同寻常的遇合。”　　在读者印象里，杨绛是个学者，可她坚决不承认：“他们两个是学者，我不是学者。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她向我们介绍钱瑗的工作，说她建立了一个学科，叫“实用英语文体学”，得了3个奖，有北师大给的奖，还有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奖。还有一大叠获奖证书，她都留着，纪念着她的女儿。她夸女儿教出的学生，到处都是抢着要的。她备课备得很仔细，所有例证都很好玩，学生都爱听，她对学生也特别好。杨绛夸女儿是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去讲课从不打的，有一次忙得穿了一只黑鞋，一只黄色的鞋，没办法，找人借了一双鞋。她回来跟我说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就笑了。我心疼她，我总让她打的去，她总是不肯，怕人家看见，我说她是‘赔钱养汗’”。

　　钱瑗小时候曾因得病在家休学，杨绛充当她的全科教师，小学和初中的课基本都是她教的，所以考高中的时候她比考生更紧张。她说：“因为疼女儿嘛，碰到很不好懂的代数，我就把怎么思索的路找得顶好了再讲给她听，她一下就懂了。”　　在政治动荡中、在特别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家似乎不受干扰一如既往地坚强，外面的世界好像只是作为他们仨生活的背景，他们各自的处理方式才是他们共享的乐事，在回忆中，她把当时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种种乐趣都写到了。上海沦陷时，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尽管两个人都兼了很多课，家庭教师、小学教员，还要做煤球，劈柴烧火，什么工作都做，钱还是有限。1943年杨绛写的喜剧《称心如意》由黄佐临导演在上海公演，轰动一时，杨绛对此只说那是为了筹米筹钱。有个小秘密说钱锺书当时看完杨绛的戏说，“我想写小说”，才写了《围城》。我们问她是不是这样，她回答：“那时候我写剧本是为了柴米油盐，不然我想不起写剧本的，而钱锺书的书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买肉吃。”1946年，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就说“可以吃肉了”，他们仨的生活好转了，高兴地跑到上海很有名的“万象照相馆”照了一张像，现在就放在《我们仨》里面。

　　他们这个家对外界的纷乱似乎有一种过滤的功能，无论面临什么政治风暴，各自的工作在家里照常持续。反右期间，杨绛完成了《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写了研究《红楼梦》和李渔的论文。“文革”期间，钱锺书完成了《管锥编》，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的时候，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就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冬晓说杨绛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她不承认，只说有些事情她是主心骨。有一件事情她没有写进书里，她不想吹嘘自己。她说：“那是在1946年，我家里给我带来一个小阿姨，帮我做事。有一次她点洋油炉，油灌得满满的，火一点，轰地冲起一个火柱子，火苗离屋顶只一两寸。钱瑗和钱锺书两个人吓慌了就叫，我跑来了，当时我很镇静，说你们都不要动。我就脑筋急转弯，用水不行，用炉灰，炉灰又不够，用棉被也有危险，如果盖不住就烧得更大，我就拿来一个小痰盂扣在上面。火就灭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放心快活了，觉得妈妈一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其实过后我也是很后怕的。这种事情我是主心骨。可是别的事情是我最笨。”

　　杨绛在书里虽然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但那些快乐中夹杂着的烦恼和忧虑在这样的叙述中，都被他们那种家的结构过滤掉了，真有一种单纯的亲情力量。我问，“你们通常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遇到不同的想法怎么办？”杨绛说，“我们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统一的，可以持不同政见。我爱整洁，搭毛巾都是边对边角对角，而他们两人都是随便一搭，我并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我们都懂得相互妥协。在书里写到的那一次吵架之后，我们有一个约定：we agree to disagree。”这个约定持续了他们一生。例如，钱锺书遵父命离开西南联大，杨绛很不同意，可是她不该强迫他反抗父亲。她也就不干涉，而且合作了。

　　《我们仨》里的生活究竟以什么为基点，这是非常让人好奇的，在一个家里相互独立相互依赖是很容易理解的愿望，但并不是容易形成的关系，所以我请杨绛描述他们仨是怎么一种关系。

　　这时，她好像游离了我们两个来访者，独自说道：“我们是亲属关系，可是这亲属关系颠颠倒倒。有时候我女儿钱瑗也是教育我的，她是优秀共产党员，我对时事不了解，她会教育我。我也接受教育，她不就成了我的老师了吗？有时她也像我们的大姐姐，我一向不会打扮的，小时候是我妈妈打扮我，后来是姐姐，再后来就是女儿打扮我。有时候她又像妹妹陪我们玩。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的书，有问题从来不问钱锺书的，其实问一下就可以解决，但是都不问，都是自己查书，自己解决，钱瑗也是这样。我们都尊他如师。可是他呢，所有其他事情都非常幼稚，筷子不会拿，一把抓的。拿笔也是那样抓，我问他，你到底是怎么拿笔的呀，他跟我讲‘一个蜈蚣有一百只脚，有人问蜈蚣，走路是哪个脚先走，这个蜈蚣就不会走路了，所以你别问我，你问了我我就不会拿笔了’。我们仨有时候是游戏的伙伴，没大没小，钱瑗有时候比爸爸大，她笑他睡觉只会从被窝的筒口钻进去。我们就教他怎么从侧面进，他也会认真学。我们是亲人，也是朋友。我们的家就像是纸糊出来的一个万花筒，我们3个就像3块玻璃屑，被放在万花筒里，转动一下就幻出一个花样，可以转出一万种花样，非常热闹，所以我说不清我们有多少重的关系。”

　　可能得有特别的生活智慧才能让一个家保存这么多细致的趣味，让这样一个家庭真像一个保护伞，能抵挡外界所有不如愿的事情。这样温馨的家以它的质量令我们向往。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