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纲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杨绛

　　捧读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的新著《我们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本书，她更是一部历史、一部沉甸甸的记忆和永远无法淡忘的真情。

　　此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优美风格：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书中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以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保留着她特有的冷隽幽默。“我们仨”：钱钟书、杨绛、钱媛，在杨先生传神的笔下，跃然纸上，生趣盎然，读来十分亲切。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感悟启发，获益匪浅。　

　　杨先生先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又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

　　在书中，我们看到，杨绛作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对整个家庭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付出了所有的爱。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整个家庭的“主心骨”。特别是在政治动荡中、在特别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家庭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坚强。反右期间，杨绛完成了《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写了研究《红楼梦》和李渔的论文。“文革”期间，钱钟书完成了《管锥编》，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的时候，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就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杨绛在书里虽然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但那些快乐中夹杂着的烦恼和忧虑，也都被他们营造的温馨的氛围融化掉了，显示了一种亲情所具有的独特的力量。

　　该书的三个附录也很有价值。附录一收录的是钱媛在医院写的五篇文章中的两篇，钱媛在文中回忆了童年时父亲和她玩闹等等往事。附录二则收录了一家三口之间的部分书信，既有钱钟书给女儿的诗文，也有女儿给父母的祝福。尤其感人的是病重的钱媛在1997年新年给父母的信，她自己完全不能进食，但还不断叮咛父母保重身体，并给母亲开了有营养的简易食谱，关切、眷恋充溢于信纸。附录三是一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家人画的小漫画。

　　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先生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她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相反，这份亲情会永远留在我们心底，让我们时刻感受到人生的无限美丽。

　　                                    

                                      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