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启学  

      《荷塘月色》开篇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起势，一开头就渲染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说“心里颇不宁静”不仅为全文定下了抒情基调，而且也给读者以“不宁静”的心态去阅读此文，实在与一般散文有别。在此，本人拿该文与《再别康桥》作一比较，目的是通过这一比较来找到两文在作者（主体）与作者所描绘的对象（客体）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进而品味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性作品）中景与情的关系：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环境条件下景与情的关系有时是水乳交融的，有时是相互独立的。

      《荷塘月色》把荷塘及四周景物写得生机勃勃、生气盎然，充分体现了大自然的和谐之美。荷叶“田田”，荷花“袅娜”、“羞涩”，月色“淡淡”、“朦胧”，灯光“没精打采”……一切景物都显得那样宁谧祥和，相生相随。这是大自然赐予的世外桃源，而沿习千古的江南采莲旧俗又为其增添了人类活动的和谐之美。在此文中，南朝皇帝梁元帝已不是一位高踞圣殿、颐指气使的一国之君，而成了体恤民情、与民同乐的仁政之君，成了“妖童媛女”中之一员，嬉闹欢娱，忘其身份，再加上《西洲曲》一首民歌的浅唱低吟，更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达到了一个出神入化地境界。这些纯自然的宁美和人与自然之间融洽妥贴的关系使本文对客体的描绘显得极为畅达，令人陶醉神往。

      可读者在赏析本文时，始终受着作者“不宁静”，“我什么也没有”心绪的牵制，想神往想陶醉又不能随心所欲。在这里，作者把客体描绘得越美好，那么这种矛盾越尖锐。也许作者本人也有同感吧。他“不宁静”，想超脱或逃避，但面对这一幅自得其乐的自然美景和历史往事，他只能作一个旁观者，一个过客，“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如果把自己这种“不宁静”的心绪带进那个环境中，势必会破坏那种和谐的氛围，况且“他们”也不一定会接纳“我”，所以孤独、寂寞、失落之感依然得不到排遣。因而可以说《荷塘月色》中主体是游离于客体之外的，就象一颗油珠不能融进一池清水中一样，从而造成不和谐之美。

      再来看《再别康桥》，诗人徐志摩在诗中虽然倾诉的是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但他好比是从这个机体中分离出来一样，仍然保留着太多的母体的气息和特质。“轻轻的，我走了”，这似乎不是在向康桥告别，而是在向亲人（父母、妻儿）道别，语气轻婉、深情，而后面的“作别西天的云彩”，“不带走一片云彩”，以及“金柳”、“艳影”、“青荇”等物皆显现出“轻、柔、美”的特点，与“轻轻的，我走了”构成和谐关系。物我其实有何区别，外物是轻柔的，内心是安详的，两者达到高度的统一。而“青荇”“在水底招摇”，“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以及“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则更是写出了“我”和康桥之间母子般的关系。康河是母亲的臂弯，是童年的摇篮，置身其间可以做一切的美梦，康河以其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健康快乐地成长。“别离的笙箫”，“沉默的夏虫”恰似朝夕相伴的兄弟、挚友，“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但不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是以沉默为我饯行，在心中默默祝福我踏上归途，一路顺风，从一个温暖的怀抱、和睦的群体中脱离出来，虽有不舍，但亦不悲：“我和你小别片刻，我会回来的，亲爱的！”

      诗人营造的分别氛围鲜明生动、生机勃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谐美性，这种统一和谐美渲染得越浓郁，主客体之间关系越密切。《荷塘月色》则相反，客体内部越统一越谐美，那么“我”就越难涉足其间，越是游离于客体之外。这里涉及到一个进与出的问题，《再别康桥》是主体要从客体脱离出来，如果客体结构严密，则主体的脱离难度越大；《荷塘月色》是主体要进入客体，除非客体有隙可乘，否则主体难以实现其愿望。所以两文在这方面正好是相反的，区别是明显的，读者在进行比较鉴赏时有必要抓住这一点去“探幽访迹”，获得美的享受。

      贵阳十一中      冉启学

      2003年11月9日 作者邮箱： rqx@peoplemai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