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

      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於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前些时，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有幸应邀得与盛会，到会场后方知被列入来宾致词名单。仓促无备，只得硬着头皮信口开河。但是河口既开，随之流淌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对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种场合有些不合时宜。当时限於时间，而且毕竟是庆典，有些言犹未尽，本文在讲话基础上略有补充。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盛会，首先表示祝贺。李伯重教授要我讲话，盛情难却，只得信口开河，杂乱无章请大家原谅。刚才讲话的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谁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点特点，就是1951年毕业，是清华文学院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法、理学院都没有了，原来的文学院同学变成了北大毕业生，直到十年以前又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中间隔了40年。

      前几位讲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清华人文荟萃，提到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我现在不免怀旧一番，想起当年我在校时亲历的情景。那时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文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开的，社会科学属於法学院）。现在看到写陈岱荪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温和长者，而当时他是以厉害出名的，据说他给学生59分，再怎么求情，决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说也许是传闻夸大，但是老清华严进严出不止一个系。有些系到毕业时只“刷”剩三分之一。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教授兼，当时图书馆馆长多为名教授，但他决不是挂名，连什么书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是1948年大二从燕京转入清华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诸位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给本科生开课的多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课“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是邓以蛰。这两位先生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权威。雷先生应该算史学界一代宗师，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学观点与主流不合，还有种种历史原因，没有等到反右就落难。院系调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结果南开历史系获益匪浅，成为南开文科中一强项，在全国大学历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开的老教师还提到雷先生为学科建设打下的基础。他去世较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名声不显。近年来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开举行了纪念他的研讨会，关于他的文章也见诸刊物，说明史学界没有忘记他。我上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记性特别好，一上来先在黑板上写几个本堂课要讲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时再写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什么年代，例如：公元前xxx年，古希腊发生什么事，相当于鲁哀公多少年，等等。他讲的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每当提到外国历史事件时，本能地就想到当时中国是怎样的状况。邓以蛰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学权威，与朱光潜齐名，他解放以后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挥。可能他的儿子更知名，即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邓稼先。我着重提这两位是因为他们现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们的就不多。另外我的专业课，“西洋文学史”是钱锺书教，“英国小说”是杨绛，这两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钱先生讲课更是信手拈来中西贯通，受他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选了比较文学类的题目，导师也是钱先生。教莎士比亚、英诗和英国散文的是美国人温德，他从1930年代来华一生都在中国教学：清华──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最后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岁。其他的老师因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这些教授上课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讲义，全是源源不断从脑子里流淌出来，听课完全是享受，不会想逃课。而且也不能逃，因为考试全凭自己的笔记以及从专心听课中启发出来的悟性。现在听说有点资历的教授都不愿意开本科生的课，回头来看，我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视为当然，不以为意。

      我还要提到梅贻琦校长。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办学理念其实与蔡元培是一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光是这句话的精神，现在就很难贯彻。但是他还有一些话，人们不太知道，就是学校的主体就是老师和学生，其他人员，包括校长，都是为“教”与“学”服务的，比如上课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等，就需要有人为其服务。其实校长所管的当然不止这些，单以请这么多好老师一项，就体现了何等眼力和气度！的确，梅校长在学校一直低姿态，很少出面作指导性报告。我们只记得某某教授讲过什么，却不记得梅校长讲过什么话。可以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清华四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高涨，地下党很活跃，左派思想占上风，因此有“解放区”之称。梅校长在保护学生不受国民党军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经坚拒包围学校的军警进校抓人。尤为难得的是，他当然知道这些进步学生的政治背景，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维护校园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保护学生为己任，仅此三条，他够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这样的阵容，这样的传统，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学院）给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则清华何至於到2003年才纪念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当然，砍掉的不止是清华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如今清华经过多少有识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这个学院，而且不断壮大发展，十载于今，当然是大好事，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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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现在一提到某个学科或某项研究课题，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有什么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这次会上不断提到的那些清华引以为骄傲的大师们所做的学问，或赖以成名的著作，都经不起一问。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的《管锥编》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对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现在申请课题大半得不到批准，何况这些都是毕生积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结项”。还有许多大师并不著作等身。以现在的量化标准，他们有些人可能评不上高级职称。当然，更重要的是谁来评他们？现在文科已经没有了学术权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员订规则。对他们而言，可以摸得着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於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刚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领导，有多少位政治局委员都是清华毕业生。他并为他们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满足，希望文科将来也出这样的大人物。清华出高官，似乎是近年来为人瞩目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少清华人引以自豪之事，我就听到过清华的老师向外人历数出自清华的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有多少部级以上官员，说明清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云云。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

      出生，主要还是工科，这有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姑且不论。但是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还有大款呢！不知有没有统计，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出自清华的大约也不在少数。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还是靠学术水平？如果一位教师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以此为“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亦当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发财，那课还能上得下去吗？这是极而言之。不过近年来清华正巧出现这一特殊现象，给师生造成一种导向也是事实，恐怕不一定有助于学术繁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优秀的大学培养各类优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经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还宽广得很。特别是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巧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难做到的。惟其难，才需要下大力气提倡。有幸进入这一殿堂的莘莘学子，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多大师、硕儒的名字，我想总会有人以他们为“高山仰止”的目标的。我祝清华人文学院继承老清华的人文传统，多出几位大儒。

      最后，谈一点国际交流。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与美国的渊源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是国际学术交流重镇之一，除了历史原因，还有现实原因，自然与美国交流最多。当然美国经费来源最充足，高科技也最先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文科而言，西方文化的源头还在欧洲，底蕴最厚，美国的人文学科也来自欧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国。所以我认为还应多关注一些不那么热闹的欧洲的学术界，多开展一些与欧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实用主义、急功近利都是美国的特点，他们战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学术政治化。以至於我国一提起人文社会科学就与“思想库”等同起来，这与美国的影响有关。但是美国的“思想库”涉及领域甚广，其成果多面对公众，不一定面对政府，而且不同派别和观点争鸣不断，此消彼长，这又是我国学不来的。所以学美国“思想库”，也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学术交流中，不是只盯着美国，而把目光放宽一些，收获会更大。

      以上讲话在谈到出大官与出大儒一段时，台下报以笑声和掌声，可见还是有人认同的。最近又见报刊炒作耶鲁大学出了多少位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读书做官论推广到了外国大学。这样的导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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