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ikegang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代著明的散文家。相传“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二十七岁才发愤攻读。他应进士和茂才异等的考试都未中，促使他更加用功读书，达到通六经百书、下笔顷刻数千言的程度。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和儿子苏轼、苏辙从四川到汴京（今开封）。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的著作二十二篇（即《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呈给仁宗皇帝看，宰相韩琦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向朝廷举荐。于是仁宗就召试他于舍人院。可是他却假托有病而未去应试。仁宗因为他有才名，就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后来又叫他参加修礼书，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之后他就去世了。苏洵著作有《嘉祐集》，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著有《东坡全集》、《东坡志林》等，苏辙（字子由）著有《栾城集》。父子三人俱以散文名世，后人合称之“三苏”。

      苏洵生活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北宋中期。当时北方的辽（契丹族）和西夏（藏族的一支党项族）贵族向内地扩展势力，经常向北宋发动战争。北宋统治者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内部人民的反抗，对此则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宋向辽每年输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遣肖英、刘六符至宋，索取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及瓦桥（今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的十县土地，结果定盟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且称之为“纳”。至于西夏，庆历三年（1043）李元昊（西夏主）上书请和，宋答允每年给西夏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向他们输银与物，等于是割地献城。苏洵到汴京后，疾恶宋王朝的投降让步路线，主张对辽与夏用兵，因而就有了《六国论》的写作。

      本文选自《嘉祐集》里的《权书》。《权书》收有作者论治道、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十篇文章。本篇是其中的第八篇，原题《六国》，后来的选本一般都标为《六国论》。旨在说明战国时的六国（魏、韩、赵、楚、燕、齐）灭亡的原因在于“赂秦”，指出赂敌必然资敌而弱已，定然招致灭亡。作者以此针砭当时的统治者，希望改“赂”为“战”，以免国家破亡，文章写得中心突出，论证缜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颇有说服力。

      苏洵写《六国论》，根据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取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抓住六国赂秦这个关键问题，有理有据、有条不紊地加以论述，从而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希望北宋统治者改变对外屈辱求和的政策。全文五段，先总后分，有论有证，由古及“今”，脉络分明。

      第一段（从开头到“故曰弊在赂秦也”）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总论点，并作为全文的总冒。开篇触题，“六国破灭”四字一下子就提到读者面前，叫人目明心惊，促人细思寻绎：六国诸侯，有五倍于秦之地，十倍于秦之众，良将如林，谋士似云，为什么竟然被偏居关外千里之秦所灭，究属何因？起笔之中就孕有悬念，为揭出中心论点预畜语势。作者点明六国破灭的原因，为读者释念，首先采取屏除他因，归于一端的办法：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排除了武器与作战两方面的原因，归结到外交政策上的“赂”。首先将“赂”与“战”对举选择，暗示了作者反“赂”主“战”的立场。为什么“赂”是主因，理由何在？作者顺承上文直说其由：“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国力损耗，武器再好，也无力拒敌；再善于打仗，也难以御敌。要使这论点站得住脚，必须经得住事实的检验。六国之中只有韩、魏、楚是真正赂秦的，其他三国却是未赂秦而亡，这岂不与论点相悖逆？作者虑及此点，便自行设疑再解疑，使读者深信不疑，“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就解除了论点与局部情况间的矛盾，使之具有概然性。

      作者在此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个“赂”字。赂则力亏，力亏则不能战，不能战则国家亡；赂可致自身败亡，自身败亡，则无法援助他国，失强援而致六国互丧。作者将赂秦与六国破灭的关系讲得深透内层，概及全面。作者正反结合、曲直结合、点面结合地提出论点，说明论点，强化论点，使论点坚实难动，为全文设下了有力的总纲。

      第二段（从“秦以攻取之外”到“此言得之”）阐述论点：以地赂秦，自取灭亡。这部分又可分两层：

      第一层：从“秦以攻取之外”到“固在不战矣”。以历史事实阐述“诸侯所大患”在“赂”，不在“战”。作者将“战”与“赂”对举，以“得”与“失”对比，鲜明突出地印证论点。文章将秦不战而得与战而得，和六国不战而失与战而失相比较，都是“其实百倍”，很自然地归结上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在于“不战”。

      第二层：从“思厥先祖父”到“此言得之”。进一步说明“不战”之患，“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此中含四层意思：一、土地得之不易，弃之甚易。祖先得尽寸之地，要“暴霜露，斩荆棘”，经过了戎马征战的艰难过程；而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如弃草芥”。所得，极言其小，仅尺寸之地，所失，则言其大，系五城十城，一是冲风冒雨而得，一为如草芥之敝而弃，对比更为强烈。二、失之极多，得之甚少。五城十城之失，换得的只是“一夕安寝”。今日失明日割，没完没了，一夕之安极为有限，得不偿失，很是明显，“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形象地写出了不当之失引起的后果。三、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失十城以兑一夕之安尚未获一夕之值。而事实上后果更坏。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是填贪囊，而是充欲壑，欲念无已，愈填愈炽。因此，奉之弥繁，侵之愈急，“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以有限之地对无厌之欲，必然导致国家破灭。四、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最后引战国时苏代对魏安厘（xī）王说的话，以形象化的比喻，说明以地事秦的恶果。综此四点，归结为“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的结论。这与上一层“固不在战矣”相应，并深进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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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紧扣论点予以阐述，以得失的百倍之比，起发聩震聋之用；以先祖的创业之艰，激思亲念土之情；以不得安枕之危，启仇视敌寇之心；以暴秦无厌之欲，示必为秦亡之局；引古人之语，喻不可以地事秦之理。文章将史与论、事与理、古与今、敌与我、因与果、利与害几方面通盘考虑，综合分析，写得如百川归海，众矢向的，把主“战”反“赂”的思想表现得鞭辟入里。

      第三段（从“齐人未尝赂秦”到“或未易量”）证实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

      本段以齐、燕、赵“未尝赂秦”的事实、加以论析辩证，证实“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首先举齐国为例。齐是继五国之后，最后一个被秦消灭的。公元前221年，秦收买了齐的相国后胜，由于大将王责乘灭燕之势，举兵南下，一鼓即灭齐，虏得齐王建。作者首先谈的是最后被灭的齐，便于说明“五国互丧，齐亦不免”。齐不“赂秦”却“与秦”，不助五国下场无异五国，这说明“不赂者以赂者丧”。

      其次论及燕国。写燕，由于用兵之故，国虽小却亡于后，后来不用兵而用刺客，便导致灭亡。公元前222年秦派王责攻燕的辽东，俘虏燕王喜，灭了燕国。燕可说是倒数第三个被灭的。燕最初“能守其土，义不赂秦”，到了公元前229年，秦攻赵后向燕进攻。燕国危急，太子丹就用刺客荆轲去刺秦王，思以此

      挽救危局，结果未成。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辛胜大举攻燕，破燕都蓟（jì），并继续追击，致使燕王喜杀太子丹以求和，终于破亡。苏洵对燕的存亡，认

      为关键在于“用兵之效”。

      最后谈到赵国。赵是公元前222年被秦全部灭亡（攻代郡，虏代王嘉），属倒数第二个被灭亡的国家。赵曾经五战于秦，公元前236年秦两次攻赵，赵以大将军庞暖抗击，一胜一败。公元前234年秦派桓齮攻赵，大败赵军，斩首级十万，杀赵将扈辄。公元前233年秦又派桓齮攻赵，赵以大将军李牧反攻，于肥（今河北藁城县西南）地击败秦军。李牧因战功封为武安君，桓齮因败绩而畏罪逃到燕国。公元前232年，秦又调集两支大军向赵进攻，结果又被李牧击败。五战之中，赵两败三胜，尤其李牧的抗战，大挫秦的锐锋。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后，乘赵大旱，次年（前229年）大举攻赵。秦由王翦率上党兵直下井陉；由杨端率河间卒围赵都邯郸。赵由李牧、司马尚带兵抵抗，相持到第二年（前228年）。秦收买了赵的郭开，放谣言说李牧、司马尚图谋造反。赵王迁因此罢免了他二人职务，杀了李牧，起用赵葱、颜聚领兵。结果赵国大败，赵王迁被俘。因此苏洵说“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本段论述，先以齐的灭亡事单出，继而燕、赵合写，最后三国并述。叙齐，言其与秦不助五国而丧。述燕、赵举其“始”与“后”的变化，都是先受用兵之效，后获附秦之非。最后概论三国，如果“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那么“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始终围绕着“赂”与“战”，“附”与“武“的问题展开文字，且都归结到“不赂者以赂者丧”，失“强援”，而不能“独完”，进一步证实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使得“弊在赂秦”的中心论点加丁加铆，屹然不动。

      第四段（从“呜呼”到“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感叹历史，引向现实。

      本段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对赂秦问题发抒感慨。文中间用两个“呜呼！”“悲夫！”感叹词领起文句，使得感情激越，语势轩昂。作者先申说并力抗秦的重要，如果以赂秦之地封天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六国赂秦，则睡不宁席，六国抗秦，则秦食不下咽，可见对秦政策的不同，其结果真是天壤之别。被秦积威所劫，以赂秦招致灭亡。这样的历史教训，“为国者”应吸取。这里的“为国者”更确切说，是指北宋统治者，从而把论史的笔锋一转，引到评当时的社会现实上来了。

      最后一段，道出了作者写作此文的本意。作者根据前面一系列的论述，引出“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以不赂而胜之之势”的道理。接着以“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就从“史论”进入了“剌时，”文章滔滔汩汩而下，至此方入归宿，点明主题，犹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婴儿一声啼叫，喊出了全部孕育过程的成功。

      这是一篇论史文。古人写论史文，不一定如史学论文那么全面分析，往往只是就一个角度，抓住一个问题来论证。例如苏洵的儿子苏轼也写有《六国论》，那就只从六国“不知天下之势”而发议的。苏洵的《六国论》，目的则在于借此讽喻北宋王朝对于契丹、西夏统治者的入侵不奋起反抗，一味贿赂妥协，偷生苟安的外交政策。论史是为了剌时，谈古是为了说今。作者这种反对以赂求安，主张以战求安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今天在与帝、修、反的斗争中，无疑也是可供借鉴的。

      苏洵对六国破灭的原因，只看到个“赂”字，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由于时代、阶级和个人需要的限制，使他不可能看清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秦和六国都是割据一方的封建诸侯国。秦统一之前，都进入了封建制时期。秦之所以能一统天下，是由于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一系列措施得利的结果，今天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另外，苏洵在本文中美化封建帝王“创业”的艰辛，掩盖封建帝王掠夺剥削的本质，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强调“谋臣”、“奇才”的作用，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唯心史观的体现，予以批判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