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智平 湖北黄梅第一中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四册教材中国古代戏曲单元选了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中的重头戏——《闺塾》。《闺塾》也叫《春香闹学》，讲述了一个“闹”学堂的故事：

      身为大家闺秀的杜丽娘师从于陈最良老师，其丫鬟春香陪读。由于年龄的差距，思想的差异，春香与老师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冲突之一，陈先生一本正经地给学生讲解《诗经·关雎》，春香不赞同老师的讲法，让老师有失尊严地学雎鸠鸣叫；冲突之二，陈老师让女学生“模字”，却不知道“画眉细笔”、“薛涛笺”、“鸳鸯砚”和“不知足而为屦”而被春香耻笑，春香以“领出恭”为由，离开学堂；冲突之三，春香在大花园逃学游玩，被陈先生责罚，而其公然与老师针锋相对。

      这曲戏的冲突以春香给陈老师的断语结束，“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不知”。

      对春香的“闹学”行为，《教师用书》上大加赞赏：“天真直率，顽皮娇厚，大胆泼辣，思想单纯，敢开先生的玩笑，无视礼教、师道尊严。”许多评论者也亦步亦趋：“作者借春香揭露陈最良的道学面貌，表现封建礼教的虚伪。”

      读罢此文，我完全没有一般评论者拍手叫好的快感，相反内心涌动着无尽的悲哀，为中国的教育，为正在接受教育的高中学生。我姑且不论这曲戏是否真的反映了“重大主题”，单从人性的角度看，《闺塾》已经给高中学掘下了“道德陷阱”。我不禁要问：如此教育这些即将成人的孩子，到底要把他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引向何方？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史，不难发现教育的决策者总是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制定“人才”标准和“选才”方式，并由此产生与之像适应的在时人看来最完美、最合理的教育模式。自隋朝以来，教育的决策者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路，那就是科举考试。同时也参照男人的“人才”标准来塑造“德女”、“贞女”。陈最良及其女学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土壤里，身为大家闺秀，她不能够参与科举考试，出嫁前唯一的目标就是学“女工”，读“诗书”，以便嫁给一个好丈夫。杜丽娘的父母自然认可了这一教育理念，并以此为标准来督促陈老师教育好自己的女儿。陈最良只是教育的执行者，他按照当时的教育模式、遵循家长的意愿塑造自己的学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他还得靠教书的“薪水”去养活自己的家人？

      中国的文学常常从属于阶级，在封建社会，《诗经》被人捧为经书，思想被定位为“思无邪”，这是实事。陈最良老师把《诗经》的要义“思无邪”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没有恢复其“人学”的意义，不是他的错，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是的，陈老师曲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理解“不知足而为屦”，但是这只是知识储备欠缺，没有道德上的越轨。因而，陈最良老师没有说服春香这一事实只能说明陈老师作为教师能力有缺陷，而不能把他上纲上线到“承载了封建礼教束缚人性”这个社会大问题，更不能把一位十几岁小女孩在课堂上的捣蛋胡闹上升到反对封建礼教的高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却遭到了学生人格上的侮辱！春香千方百计地嘲笑自己的老师，愚弄自己的老师。随着春香的“村老牛，痴老狗”的叫骂声，“纯洁”的春香在我的心中再也纯洁不起来。

      我们且不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陈老师还原成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和谐之道在于互相理解和尊重，最为“率真”的春香连这做人的根本品质都缺失了；把陈老师还原到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身份，最为“开朗”的春香，连起码的“尊老”美德都没有。我们再把陈老师回归老师的角色，想法设法攻击老师、谩骂老师的“无邪”春香，难道就是最具反抗精神的人？

      春香，一个率性而为的小姑娘，本来就没有成熟、健全的世界观，难堪封建礼教斗士重任。春香的胡打胡闹只说明其拥有一个不健全的人格！

      如此的春香却被教科书公然拿来作为“反抗精神”的表率，对缺少判断力的高中生无疑起了一个道德导向的副作用，把他们引向一个无理取闹、目无尊长的“陷阱”，可以无视课堂的严肃性，可以极端飞扬自己的个性。势必造成学生成为主宰老师的“上帝”，他们的意见成了评价老师价值的标准。

      我们不应以现在的道德理念去苛求汤显祖，但是今天的教育决策者绝不能无视汤显祖思想的局限性。把如此的一曲闹剧搬上教科书，有可能让这些学生灌输“今天可以闹学堂，明天可以闹社会的”的思想。这样的育人导向，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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