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俊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既称得上重要作家，在艺术创作上又可称得上上乘的作家并不多，韩少功可算作其中的一个。韩少功显然不属于那种盛产型的作家，虽说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迄今为止，他的创作量甚至还比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量。但凭此我们并不能泯灭韩少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来无论谁来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都会为韩少功留下一片足够宽广的空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韩少功初登文坛，创作了几部反映“文革”在国人精神和心理上造成的创痛，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的伤痕反思类文学作品，如《月兰》，《西望茅草坪》等；一段沉寂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创作上作出了转型，毅然决然地举起文学寻根的大旗，试图。八十年代末寻根文学陷入内外双重危机后，韩少功进入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沉寂期，直至1996年他才推出了令文坛为之一惊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马桥词典》，以及随后问世的《暗示》。纵观韩少功迄今的创作生涯，他的作品明显得呈现出由密切关注现实到沉入历史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层再到对人类生命本体存在哲学命题的探索。在我看来，韩少功的作品之所以会呈现如此形态的创作轨迹，昆德拉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对他的深刻影响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

　 “马桥风波”曾经一度在文坛和批评界闹得沸沸扬扬，有感于此，陈思和先生曾作专文阐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陈思和先生本着客观科学的研究精神，坚持站在比较文学影响说的立场上，从小说的表现内容到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技巧等方面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发表于《小说界》1996年第2期）与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译文发表于《外国文艺》1994年第2期）进行了严谨的分析论证比较，指出《马桥词典》并非是《哈扎尔辞典》的简单摹拟模仿之作。不仅如此，陈思和先生在文中还高度评价了韩少功文学创作中的独创性精神，称《马桥词典》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1](P38)陈先生上述所论言而有据，论证充分，我完全认同。但陈先生在分析《马桥词典》受昆德拉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理论的影响与受《哈扎尔辞典》的启发时，将两者等量齐观，认为“无论是米兰·昆德拉还是帕维奇，其自称的‘误解小辞书’，‘词典小说’之名，只是代表了用词条形式来展开情节的叙事形式之实”，指出昆德拉“仅将词条展开的叙事形式夹杂在一般小说叙事当中，作为一般小说叙事的组成部分”，帕维奇“只是借助词条形式展开小说”，而有别于《马桥词典》的“小说的一般叙事服从了词典的功能需要”。[1]P34陈先生所说的这些都隐秘地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昆德拉给韩少功的影响与韩少功受《哈扎尔辞典》的启发恰似两只萤火虫发出的微光，亮度不相上下，凭感觉无法分辨出孰亮孰暗。对于这样一点，我实在不敢妄加苟同。在我看来，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给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施加的影响远非《哈扎尔辞典》能与之相比拟。《马桥词典》受《哈扎尔辞典》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只停留在借用《哈扎尔辞典》“将词条展开形态融入一般小说叙事，以丰富原有的小说叙事方式”[1]P34上，但用这样一种影响程度等比看待与界定昆德拉给韩少功的影响则是不甚恰当的。为了更有力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我将从《马桥词典》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表现内容以及词典式叙事结构在两部小说中的功能与价值两方面分别加以展开阐明。

　　 韩少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参与翻译了昆德拉带有浓郁哲思性的小说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稍有当代文学常识的人也不会不知道，即使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热心并擅长将哲学思想和生存体验等理念性的东西化入自己的小说实践中去的作家群中，韩少功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试想这样一位对生活时刻保持敏感的作家，怎会放过从外国同行的作品中汲取创作经验，获取创作灵感的机会？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从表现内容和主题层面上观，韩少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的小说创作无不或隐或显地受到昆德拉小说思想和作品，尤其是他参与翻译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影响和启迪，表明他正在沿着昆德拉指出的小说创作出路的方向上踽踽前行。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通过对马桥词汇一百多个词条的阐释，这种阐释或为一段关于乡间僻野琐事的回忆，或为作者头脑中因某物象的触动而引发的思绪，或仅为一幅人物剪影素描图，从而基本实现了他在《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中阐明的希望达到的创作意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清理一些词在实际生活中地位和功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2]。而韩少功的这种创作意图付诸小说文本中的实践正好与昆德拉一贯的小说创作理念实现了某种惊人的契合。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一般不是源自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原型，他们“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他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3]P235与此相契合，《马桥词典》中各种人物形象无不是依据作家头脑中闪现的情境、隐喻等而选取调遣安排的，人物的活动，自然环境的状态无不服从于对情境、隐喻等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往往表达了作家的某种人生体悟和哲理玄思。为了揭示语言在马桥人生活中的惊人力量，韩少功选取“嘴煞（以及翻脚板）”这一意象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进行了形象地阐释，在此词条中，复查因骂了罗伯一句“你这个翻脚板的”，而犯了马桥弓的嘴煞，从此复查便长时期失魂落魄，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为了挖掘语言背后隐藏着的马桥人的顽固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韩少功选取“科学”这一意象进行了阐释，在此词条中，马桥人因马桥弓出名的懒人马鸣将省时省力的劳作称为“科学”，从而是他们深信：科学便是偷懒，以致在他们遇见科学的产物——公路上停车修理的大客车时，便不可抑制地产生要不将大客车用扁担敲瘪誓不罢休的冲动。这样的例子还有，马桥人因思维结构的差异，对词条“醒”的释义作出了与公共语言领域大相径庭的解释，莫名其妙地将“醒”与“糊涂，愚蠢”等义等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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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米兰˙昆德拉所倡导的小说理论化的理念，也被他在身先士卒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进行了实验与探索，而且这些实验与探索中的某些细节便可视作为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的契机。在韩少功参与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托马斯与妻子特丽莎驱车到一个以矿泉水闻名的小镇游玩，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镇的街道、旅馆、疗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在苏联入侵捷克后，被完全变更，几乎全部俄国化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虽然面对的仍是原来物质形态的小镇，但他们对往昔小镇的记忆和印象似乎因小镇各场所名称的变更而被统统没收，以致他们无法在小镇上过夜。物质形态上没有纹丝改变的小镇因名谓的变更，便让小镇上的居民以及故地重游的旅客陷入了一种混沌而无所适从的状态。小说借助这一细节清除了人们头脑中认为语言只是虚空符号的狭隘观念，并且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语言的强大力量足可以令人心惊胆战，目呆口痴。维特根斯坦“人只能活在语言之中”的语言哲学理论就这样被昆德拉创造性地用小说的叙事方式给予了生动而形象的阐释与说明。昆德拉这样的大手笔不会不给当时已钻进寻根文学死胡同，正欲寻求新的途径缓解和发泄寻根文学内外危机的韩少功以莫大的启示。面对继续通过对偏山僻壤民风习俗的展示而发掘传统民族文化的有限深度和广度，面对以方言俚语为突破口而揭示语言表层底下深藏的集体无意识和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结构的无限光明的前途，何去何从，聪明的韩少功自会作出决断。韩少功没有让我们久等，《马桥词典》以及随后问世的《暗示》告诉了我们他的决断。在这两部作品中正呈现出了韩少功借鉴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而做出的表现主题上的嬗变。[4]

　　其实，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还有其它一些情节，表明昆德拉正在进行用小说文体论证现代语言学某些理论的探索与尝试。我认为，昆德拉的这种探索与尝试被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小说创作予以了充分的发挥与拓展。如在《灵与肉》章节中，主人公托马斯利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俄底浦斯》中的人物原型，撰文指责捷克政府当局应为不知道而干出的罪行自刺双眼。文章的见报让他遭遇到系列沉重的打击，几乎让他失去生活中的一切，语言再一次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摧毁力；还有特丽莎从山庄村民对她疼爱她的宠物狗的不理解，而迸发出与现代语言学中的某些观念同出一辙的思想火花：与其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并授权人类去统治，毋宁说是人类创造了语言而自鸣得意地拿它去奴役统治万物；语言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和载体。另外，昆德拉还常为人物活动设置适当的场景和境遇，以供自己直接道出对语言的独特理解，例如在《轻与重》中，他直抒胸臆地道出他对语言语义的理解，他认为：“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回展现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与新的意义混为一体”[3](P89)。综观韩少功近十几年的创作，昆德拉在其小说里所进行的这些探索与实验无疑对他小说表现主题的转换和嬗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言，韩少功正好借鉴了昆德拉身上值得中国作家借鉴的部分， “那就是他（昆德拉）的那种沉入自己人生体验深处的创作态度”[5]。可以说，韩少功今天在文坛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正是奠基于他将文学的矛头沉入他的坎坷人生，尤其是他经历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的底层，并以开掘语言的内蕴与外延为突破口，传达他对传统民族文化与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的创作实践。

　　二、

　　事实上，在《〈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因素之一例》一文中，陈思和先生只是从叙事结构上理解《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和昆德拉部分小说作品之间的影响借鉴关系，那么关于它们在表现主题上的传承启迪关系，便应在文章的主体论述之外。但这样一考虑是否便意味着陈先生对于韩少功与昆德拉之间关系所作的结论便稳妥可靠了呢？在我看来，这种判断仍然有其不妥之处。即使是单从叙事结构层面上分析，《马桥词典》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影响也绝不能单纯简单地界定在陈思和先生所说的，“《马桥词典》仅借用了昆德拉‘误解小辞书’形式之实”的狭窄框架内。在此我决无有意忽视或无视韩少功创作中的创造性因素，但当我真正沉入词典式叙事结构在《马》和《生》中的价值和功能的分析比较研究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便从屏障后面凸显了出来。

　　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部作品中的词典式叙事结构都是旨在有助于澄清文本中隐喻和意象背后隐匿着的与常情不相一致的深沉人生体验。前面已经提到，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仅仅源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昆德拉将源于情境、句子和隐喻的各种人物形象置诸各种活动场所中，并且让他们去尽情表演。他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挣脱作者主体意识的羁绊，他们的活动甚至成为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3]（P235）。由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情境衍生出来的人物及其活动却成为作者“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唯一可以解释这一点的是，昆德拉是在他的小说中解读连他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但却真实确切地隐匿在他意识暗区的深层人生体验，是在探究未受意识干扰的生命本体存在的秘密（Secret of Being）。明确了这一点后，再去理解“误解小辞书”的形式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功能便会少却许多困难。在《生》中的误解小辞书中的词条，如“女人”、“游行”等，实非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全可以仅仅视作为帮助理解全书的补注而将其置诸篇末。但作者却非但没有这样轻率处理，与此相反，他还郑重其事地将之融入整部小说的中心结构之中，担负起了澄清隐匿作者心灵深处的人生体验的重任。只不过到了《马桥词典》，词典式叙事结构作为澄清作者的人生体验的功能和价值便更为明确更成系统地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如不仔细辨别，是很难理解得到的。我想，陈先生之所以会作出《马桥词典》只是借用了昆德拉词典式结构之形的结论，大概便源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