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师大附中语文教研室       273165

新世纪进入第五个年头，“新课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由于“新课标”对于语文学科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明确认定，关于学科性质探讨的文章已经很少了，似乎这个问题已无继续探讨的必要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远未解决，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

要建构21世纪的“新语文教育”，首先要继续探讨的就是语文学科的性质，这是语文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因为“性质观”会决定一个时期的教学观念，教学观念又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行为。对此，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说：“在语文教育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性质观，它统帅语文教育的全局，决定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1]因此，回顾过去不同时期语文学科性质的嬗变，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给语文学科性质以科学地定性，明确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

一、百年现代语文教育性质认识简述

    现代语文对自身性质的认识是不断深入。我们简略地概括一下，可以发现其中的发展轨迹。

    1、从1904年到1948年，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大家在讨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取向时，尽管存在多种主张，但都同意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是语文学科的应有之义，同时兼顾开发智慧、培养民族精神和思想品德等。

    2、解放初到“文革”前，从“文”与“道”之争到“工具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是特殊历史时期政治运动的反映。

    3、“文革”后到1996年，学科性质认识以工具性为主，学术探索热烈并不断深化。

    4、1996年至今，通过论证，明确了语文学科的性质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从以上概括可以得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认识的三点结论：其一，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逐渐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其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问题并不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它与政治形势、政治运动、文化发展潮流息息相关。对此，王荣生说：“迄今为止的我国语文教育‘理论’，本质上是适应社会变革、回应社会思潮、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下，对语文课程与教学‘应该如何’的意见和构想。”[2]语文教育的发展固然不能脱离时代的要求，但是提高它的学术“品位”仍然是当务之急。其三，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语文教育性质这样的问题习惯于“定于一尊”——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认定（时代确定性），这样做固然有它的现实意义；但从长远来看，对语文教育性质认识的“多元并存”应该更有利于发展。

 二、21世纪初语文学科性质的时代确定性：民族性、人文性、工具性

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是建构“新语文教育”的理论基础。虽然“新课标”作了明确规定，即“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似乎无须再多作争论。而实际上，目前的认识，也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仅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并不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绝对正确的看法。我认为，对于汉语文教育——我们的母语教育而言，“民族性”才是最重要的特质；人文性既反映了语文的文化特性，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而工具性则是语文教育的天然的属性。汉语文的鲜明民族性特点是决定现代语文追求科学化（或西化）百年最终又回归传统的内因。

要回归并超越传统，建构“新语文教育”，“民族性”是汉语文最重要的特质，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1、民族性——汉语文教育之魂

    我们讨论的语文教育是现代中国人的母语教育——汉语文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教育，这是现代语文教育的根本属性。

    汉语言作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套符号系统，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典型的文化特性，这就是文化语言学者申小龙所认为的“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3]。汉语言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同时又与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学术、审美艺术、教育教学等整个意识形态相通。比如，汉字的形象性决定了汉语“以形知意”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与汉民族重直觉整体体悟的传统思维形式有着深刻的渊源。而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同样有这种重直觉整体感悟的特点。

    古人在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渐认识到汉语的这些特点，从而自觉地利用汉语言的特点进行教学，如韵语识字、诵读积累、意会感悟等传统语文的成功经验，均是如此。而现代语文抛弃了这些成功的经验，试图走一条“科学化”（或叫西化）的道路，结果导致了现代语文教育在20世纪末陷入“困境”，而重新回归传统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20世纪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实践证明，不重视语文教育的民族性是要吃大亏的。那么，新世纪要建构“新语文教育”，首先在观念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明确地认定：民族性是汉语文教育的根本属性。

2、人文性——语文教育“人本”精神

    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认识，既是适应二十一世纪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上海的陈钟梁（1987年）、山东的韩军（1993年）、著名特级教师于漪（1995年）先后指出语文学科性质具有“人文性”的特点，并引发了20世纪九十年代的语文教育人文性大讨论。一时间人文性成了语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在1997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社会各界对语文教学中机械浅薄的语言操练和种种“目中无人”的做法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进一步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经过多次论证，虽然有反对意见，但对语文学科人文性的认识已成大势所趋并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写进了“新课标”。

    21世纪是一个“人性化”的世纪，教育要关注“人”，尊重学生的人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因此，人文性的提出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从语文课程内容的特点来看，每一篇课文（大多数是文学作品）无不充满了人的思想感情，无不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性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人类文化精华的过程。因此，确定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反映了新世纪语文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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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具性——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

    工具性曾经被人随意地使用：或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工具，或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或是交际的工具，或是应试的工具，几乎成了“可以随意打扮的孩子”。20世纪末的人文性大讨论中，工具性是主要的批判对象。现在我们要正本清源，语文学科确实有工具性的特点，但这个“工具性”应该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新课标”的表述）。它不同于锄头、镰刀那样的简单工具，而是人类独有的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传达信息的符号系统，是文化的载体，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才全面准确。

    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天然属性。不明确这一点，以读写听说为核心的语文素养就无从落实。语文教育就失去了它的充实的内容。

    总之，语文学科的属性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而这三者是它的主要属性。民族性规定了它的方向和特点，人文性体现了现实理想、反映了时代精神，工具性则是它的本分。三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语文学科的取向，又相互统一、不可分割。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语文学科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确定性，两个“新课标”将它规定为“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又因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制约而重新将对性质的表述“定于一尊”，这反映了它的局限性。而实际上，由于语文学科自身在不断地发展成熟，而且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那么，对它的性质的认识不应是绝对确定的，还应具有开放发展性。因此，这种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定于一尊”的性质表述形式，固然有它现实存在的理由，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走向更为实际的更为个性化的“多元并存”状态。

三、语文学科性质的开放发展性：多元并存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多元并存”的理念（包括性质观）表述和语文实践对语文课程的发展是有利的。应该允许在遵循一些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开展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多元并存”要优于“定于一尊”。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国外的一些做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对语文课的性质问题，各国的认识很不一致。一般来说，实行分科教育的国家，争议很少，如前苏联语文学科分俄语和文学，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艺术，非常清楚。在语文属于综合学科的国家，争论就比较大，如英国、法国等。但英国对这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采取了很宽容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英国官方公布了一个权威性的语文教学大纲指导报告，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报告没有做出“定于一尊”的规定，只是列举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有：1、“个人发展”观，着眼于语文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2、“学科交叉”观，强调语文课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工具。3、“成人需要”观，着眼于学校之外的交际，强调语文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适应成人社会的需要。4、“文化遗产”观，即语文课有责任引导学生欣赏优秀的文化遗产。5、“文化分析”观，认为语文课的作用是帮助学生以批判的眼光来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文化环境。[4]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语文学科的性质，揭示了它的不同功能，呈“多元并存”的状态。韩国、新加坡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比较科学而符合实际的，一是它反映了语文学科性质复杂综合性的特点；二是它肯定了种种观点的合理性，同时又留下了继续探索的可能，体现了开放发展的特点。

我们要建构新世纪的“新型语文教育”，除了继续发展百年现代语文的优秀成果，并融合新知之外，在教育理念上要有突破性的发展，对于理念的核心——性质观——我们既要承认它的某种现实的确定性，又要建立一种开放发展的观念。因此，“多元并存”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注释：

[1] 《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 转引自饶杰腾主编.《语文学科教育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16

[2] 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48

[3] 《走出麻木与悲凉》 《书林》 1989,(2)

[4] 倪文锦, 欧阳汝颖主编《语文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