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飞

      《华南虎》2001年第一次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标教材。在使用这套教材的七年时间里，这首诗在不同的场合、不同教师的课堂上被解读着，必定被渲染上了牛汉创作之初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各种色彩。这是必然的结果，当作品被创作出来之后，它就不再属于作者个人。但是读者又不能完全脱离创作的时代和作者的境遇来解读作品，尤其是对于这首《华南虎》。正如牛汉自己所说的：“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所以，他说：“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写的那些诗，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中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关于情境诗》）牛汉把包括《华南虎》《半棵树》《悼念一棵枫树》《鹰的诞生》等诗称作“情境诗”，就是借歌德的提法，特指在1970年到1976年这个特殊的阶段中创作的不能离开创作时代和人生境遇而孤立欣赏的诗作。既然如此，我们在《华南虎》的教学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牛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遭遇，就不得不把这首诗还原到1973年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

      胡风被看作是“七月诗派”的倡导者和主要诗人，在50年代，胡风的文艺理论遭到严厉批判，以胡风为首的一干人等被划作“反革命集团”遭到逮捕和关押，作为“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32岁的牛汉于1955年5月第一批被捕入狱，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苦难生涯。上个世纪70年代，几经打击蹂躏之苦的牛汉，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接受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那个严酷而荒诞的年代里，个体生命的悲戚和无奈被最大限度地显现出来，对知识分子的肉体摧残和精神的践踏令无数耿介之士陷入绝望的深渊，牛汉也不例外。而此时，禁锢环境下的一丝转机都可以成为深陷囹圄的牛汉的救命稻草。可是，现实却是，“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我和华南虎》）绝望，一种永无出头之日的绝望彻底笼罩在他的心头。个体的自由生命被现实围困、监禁，却无力自拔，更等不到外力的救赎，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之感啊。牛汉此时已年过半百，他一定想到过在这遥远的异地“忧伤以终老”的结局。正如他在《冻结》一诗中写到的：“暴风雨过后。/荒凉的湖边，/一排小船/像时间的脚印/冻结在厚厚的冰里；/连同桨，/连同舵，/连同牢牢地/拴着它们的铁链。”而就在这时，“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这是一只同样被现实的牢笼囚禁着的生命，正如诗人的处境一样；破碎而滴血的趾爪呈现的是它肉体上承受的磨难，正如诗人承受的一样；观众“掷向”它的石块、呵斥和劝诱是看客们面对强者的武器，正如诗人遭遇的辱骂、批判和怜悯一样。这是发生在特定情境下的一场两个孤独生命的邂逅。相同的命运遭际使得诗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完全地投射到华南虎这个客体形象之中，在苦难和绝望中挣扎的个体生命忽然看见了另一个“我”。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趾爪和墙上“一道一道血淋淋的沟壑”一下点爆了诗人的诗情，于是他用历尽苦难的生命深处渗出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写出了自己灵魂的绝望的抗争：“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牛汉说自己的诗中“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也有人评价他是“现代的堂吉珂德”，而我们却仍旧可以从诗句间看到末路英雄的灵魂尊严——肉体是可以被囚禁、被蹂躏的，但是精神的自由、灵魂的尊严是无法被剥夺、被摧毁的。

      其实，何止一个《华南虎》，牛汉在70年代创作的绝大多数诗中都充溢着这种基调，也都从自然界受创伤的生命中找到了情感的依托：枯枝、芒刺构筑的巢穴中诞生的鹰（《鹰的诞生》），荒凉山丘上被雷电劈去半边却依然屹立如初的树（《半棵树》），在地下的黑暗中顽强生长着的巨大而坚硬的根块（《巨大的根块》），还有湖边被伐倒的那棵美丽的枫树（《悼念一棵枫树》）……它们都不可避免地遭受现实的苦难，但是都活得坚韧不屈，死得充满尊严。

      我始终认为，教科书中的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扇窗，等待着老师把它推开，引领学生走到窗前看春色如许。我也经常听到有老师抱怨新诗教学是一件很难的事，除了读读背背没有什么好办法。那么在《华南虎》的教学中，我们是否就可以以课文学习为契机，引导学生多看几首同一诗人、同一时期的诗呢？这些被诗人统称作“情境诗”的作品都多少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把两个本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影射了当时当地诗人的人生处境，记录了他精神的蜕变过程。与其花费大量的课堂时间抽象地讲解象征手法为何物，不如让学生从这一类诗中找共性，逐渐体悟。这体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文化渐染的过程。

      我也听到有人说，《华南虎》的创作时代离学生比较远，学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不好理解诗的主旨。可是我却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不过３２年的时间，相比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大小“革命”，这场“洗礼”过几亿人的灵与肉的运动其实离我们并不算遥远，更何况它早已在中国当代的精神文化史上刻上了重重的一笔。我想我们要带领学生做的不是去细数诗人身上的伤疤，而是要到诗中去触摸诗人于困境中不屈抗争的精神脉搏，帮助学生点燃精神自由的梦想，塑造有尊严的人格。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面临着政治、权力、世俗、物质的挑战，屡经磨难，但是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从没有停止，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自由的精神旗帜一直鼓舞着知识分子在艰难中前进。在我看来，牛汉笔下的华南虎无疑是这一类人精神性格的写照：它“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骨子里蕴藏的那股涌动的威严，竟可以压迫着、威逼着囚困它的人们。无论是看客“用石块砸”“厉声呵斥”，还是“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高傲的灵魂怎么会向尘俗低头？“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虽然可以在肉体上折磨它，可以囚它驰骋四方的“健壮的腿”于斗室，可以“活活地铰掉”它充满战斗力的“趾爪”，可以用“钢锯锯掉”它坚强的“牙齿”，但是法西斯般的残忍，终究禁锢不住“不羁的灵魂”。——壮阔、博大的“苍苍莽莽的山林”才是它灵魂和力量的家园。华南虎的“心灵”感到“屈辱”的原因，不在于观众对它的欺凌，而在于它从此永别了自由的土地，置身于龌龊的人世间，它深味这世界的苦难、凄凉与无望，内心感到的是无尽的孤独和忧愤。“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暗示着它为自由做过怎样勇士般无畏但却徒劳的反抗。可是，华南虎仍然会不屈不挠不悔地抗争下去，因为抗争是它活下去的全部寄托和现实意义，是它高贵灵魂的有力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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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评价说：“正由于牛汉是透过伤疤去感觉世界的，他的诗歌才有了粗犷的背景，独特的视域，油画般的色泽，以及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美妙意境。”（吴思敬）的确，牛汉的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说过：“在这多灾多难的人类世界上，我……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以及几次的被囚禁，从事过种地、拉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的劳动。直到现在，心神都没有真正轻松下来，……幸亏世界上有神圣的诗，使我的命运才出现了生机，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气和块垒。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牛汉将历尽沧桑的生命镌刻在他的诗里，我们通过他的诗走近这一类人的生命，在这有生命的诗中触摸到一种精神文化的脉搏，那就是：在这个被物质、金钱、权力蒙蔽的世界里，有什么比固守人格的尊严和精神的独立更重要呢？

      三十多年前，诗人和华南虎的一次邂逅成就了一首诗，那么今天，我们的学生和这首诗的相遇会不会孕育出一粒种子，埋藏在他们单纯善良的心里？但愿遇到风雨雷电袭来的时候，种子已经发芽成长，成为支撑他们超越现实痛苦、拒绝世俗诱惑、追求精神自由、坚守生命尊严的一股宝贵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