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

 

我想就“文革”提出以下七个问题请教于在座各位大方之家：

第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对于什么是历史，本世纪初的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但这几位史学家所说的历史都是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认识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是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话语表述，因而是主观的。但在历史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则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几位历史学家说这些话，决不是说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对历史认识的话语权利，所以要求知识分子在尊重历史本体、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本体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以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见证者与记载者的责任。

正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他说，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情感的强烈性与深刻性，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呢？”

为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Barbaraw　Tuchman写过一本《实践中的历史》的书，书中有一节叫“历史从何时开始”，其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历史，必须具备与历史的疏离感。他说，历史学家既是同时代人，更是后代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后代历史学家的最大有利条件是他描述的事件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至少可以做到相对客观，有可能作出比同时代人更为正确的评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不利条件是缺乏超然的态度，无法对冲突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经写过一种当代中东史，写得很精彩，但最终他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就在于他认为，作为中东当代史亲历者，他的东西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记录。

近年来，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撰写回忆录，叙述自己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浩劫中的所遇、所思、所想，这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认识“文革”，再反思“文革”自有其意义。我尤其看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印红标先生声称的“历史考证”，因为这恰是对历史本体的钟情，而非先搬出历史认识；另一个是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但勿庸讳言的是，更多的个性化的回忆恰无法达到对“文化革命”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因为它们始终有几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首先是掺杂了个人太多的主观的东西。有一些回忆甚至都有相互矛盾之处，以至于还有人在回忆录中就一些细节问题“打笔仗”，由此降低了这些回忆具有的史料价值及其客观性；其次是情绪化突出。一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往往因不能摆脱过去痛苦而显得理智不足，不是把这场运动放在大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而满足于在回忆录中对曾“亏待”过自己的人与事大泄不满；再次是少数人回忆“文革”的目的值得人怀疑。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人似乎想摆出自己所受的苦难，或者说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巩固或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利”，提高他们的地位；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但这些回忆录恰把事情做颠倒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文革；对于没有亲历“文革”或者受“文革”冲击不大的年轻一代关于文革的认识，则要么不理睬，要么怀疑对方的动机。最典型的一句话莫过于：“让这些家伙也经历经历文革，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在我看来，恰是这些年轻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因而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才能做到较为客观公正；恰是文革过来人，不具备这种历史的疏离感，纠缠于文革中个人经历其中，百千情结不能自解，以至于让种种如浓雾般业障、无明、烦恼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因此，我认为，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所以，我很同意邓小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他又说，文革作为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到底怎么看，相信后来人比我们看得清

楚。

当然，我不是说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没有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我说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评价”，而在于“怎么评价”，毕竟，作为“文革”，那么一段切近的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会回首前尘，但到底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作不到“看透”的。

第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比如，我上文所指一些个性化很强的回忆录，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人们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是知识分子，除了知道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批判小组其实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根据文献可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对教育界的所谓“两个估计”以及提出知识分子“再教育”也是首先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第一批造反派出自于某大学，取消高考制度建议者还是某大学……也许有的知识分子会为知识分子开脱：我们“毕竟是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也就被迫这么做了。这种开脱是一种最典型的“制造”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集体无意识”中一部分，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同时，自古以来就“好为王者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是不甘心寂寞的，许多人是自觉地参与，从整人始到被整终，所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是双重的。由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要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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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刚才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又说应该是这个体制忏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文革这样的大灾难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为文革忏悔。还有，我也不认为文革的责任可以无限上推到毛泽东一人，象在座有人说的，难道最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至于体制，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体制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体制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

第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致性？

我不同意有人说的，表面上一致，实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其共通之处就在于利益两字。正如大家所说，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确证文化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利益具有合法性，必须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利益格局；但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承认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不过是从切身利益考量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并不是什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也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第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在座有人说毛泽东是想利用文化革命巩固解决毛的独裁体制，是一个暴君角色。我只想提醒注意毛泽东的另一面。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至于在座的说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责任应该由毛泽东负。我想指出的是，毛本人的初衷是在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但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说到这里，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上，我想要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在这点上，我反倒又倾向于制度学派许多观点。制度学说认为制度是更基础的东西，而且宣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传统很重要，一是时间很重要”。理解毛的大众民主失败以及文化革命演变成血腥味的运动，包括追究责任，用制度学派的观点我看很有用。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可以开脱毛责任的理由，正如上文所说的不能成为开脱知识分子的理由一样。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以此开脱自己，却为何不彻底遵守形式逻辑，也以此来理解毛呢？

第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遍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刚才王东成先生也承认，在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中间，考上大学的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而在工厂当工人的却讲文化革命的好话；还说了到江西调查时，农民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反感。这其实还是个案，却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骂文化革命，而普通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与下岗职工，却都怀念文化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我也说些现象给大家听。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比如科技成就，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比如农村医疗保健，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培训留得住用得着的农村自己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中国当时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随着毛时代赤脚医生的老去反倒倒退到解放前；再比如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农村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从那时开始，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扫盲运动也早已名存实亡；还有水利设施，现在农村用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二十年随着集体资产的从有到无，这些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与规范而正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了。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对比。因为老百姓也是从切身当下利益考量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第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反映在文化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晖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上说了这样的意思：九八大洪水最需要我们做点什么的时候，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欢欣鼓舞。余世存先生在给友人一封信中说：“洪水当前，万方多难。我们却象文化山上一群聪明人，吃着从奇肱国运来的粮食，能够专心研究学问。而这学问是怎样的学问啊。数理逻辑、几个名词。名人就让我们象找见情人一样目无他人，只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一个人。我们的学者以能进入国际学术界为荣，我们的眼睛盯着国外的明星一样的学术大师，我们的青年学生以追星为时尚，我们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成为留美预科班为办学的本质和荣誉……在一些知识社会学者眼里，中国的学术界完全不同于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它独立于社会其他任何阶层……当知识分子只成自己的前卫和时髦时，它就完全退出了一个欲求发展的民族社会的前列。”

因为余世存先生的话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还想再引用上一段：“如今，我们的知识界以为自己是天生幽人独来独往。除数十年前粱漱溟先生为中国农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听信名词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人；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余世存的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为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关于权力的架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统治近五千年的国家，如何演化出一种现代性政治。

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毛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