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说，鲁迅在清华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在30年代初的校长风潮中，鲁迅曾被学生们提名为校长人选之一，其地位可见一斑。但这种地位有一个发展过程。

　　校刊上第一次提到鲁迅的名字，是在他的《呐喊》出版以后。1923年11月，《清华周刊》以书籍介绍的形式写道：“看过《申报五十年纪念特刊》内胡适之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人，大致都与‘鲁迅’这两个字相熟悉。鲁迅的作品在文学上占什么地位，不是吾所能断定。只是他深刻的笔墨，描写中国灰色的人生，实在令我看过之后，脑筋中受极大的暗示，刻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

　　大家都知道狄更斯的特长，是描写英国下等社会的情形，至于见骨。我当然不能拿鲁迅来同这位世界大文豪比，但是我觉得鲁迅作品的体裁，笑中含泪，疯痴中带讽刺，在中国文学界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别有风味。他这一本小集，约有十余篇，其中《狂人日记》用暗示来表现中国社会上的‘吃人主义’；《阿Q正传》里，除了灰色人物的表现外，又将中国历史上一件最大的事--辛亥革命，轻轻地反映出来，我们可以领略领略真正中国人的风味。”

　　1928年7月，另一位作者用另一种笔触写道：“周树人，一名鲁迅，周作人之乃兄(待考)而讨赤大儒余杭章炳麟之大弟子也。其为人也，好像橄榄核，或谓‘刁奸刻滑’，素为正人君子--中国土绅洋绅痛恶而深嫉者也。然其能著歪书，销行至数万尺(并非别字)之广。了不得！我看，全中国人的大半好比一只熟苹果，外面尽管红是红，绿是绿，青是青的，饱满得很，而且颇惹人喜欢哩！按其实，其心早已烂得只剩一包脓了。

　　……场面上，人总要灶老爷上天，能瞒则瞒的，那知道邦家不造，鲁迅生焉。偏偏有这个老不死，看准了，把这只苹果心里烂出来的脏东西，使劲一刀挖了出来共同欣赏。从此鲁迅，你个鲁迅……真真鲁迅……”

　　应该说，在清华园，最早对鲁迅作出崇高评价的乃是张荫麟。1934年，鲁迅的《南腔北调集》出版不久，张荫麟在其《读〈南腔北调集〉》一文中写道：

　　提起笔来想介绍周豫才先生一部使我感动的近作，不禁勃然涌出一大堆恭维的话。为求名副其实，此文应当题为：《南腔北调集颂》。

　　先颂周先生。他可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了。自然人有许多种。周先生不就铸造过“第三种人”的名词么？但我所指的是那种见着光明俊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黑暗丑恶敢于尽情诅咒的人。像这样的人也许不少，但缺乏的是周先生笔下的技巧和力量。

　　我想，周先生本来可作“吾道中人”。古董他是好玩的，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已成了一部标准的著作。只要他肯略为守雌守默，他尽可以加入那些坐包车，食大菜，每星期几次念念讲义，开开玩笑便拿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群队中，而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然而他现今却是绅士们戟指而詈的匪徒，海上颠沛流离的文丐；他投稿要隐姓换名，他的书没有体面的书店肯替出版。人性的确是足以累人，大丈夫的确是不容易做的。“伤屯悼屈只此身，嗟食之人我所羞！”读周先生的书每每使我不寐。

　　然而周先生可以自慰的，他已为一切感觉敏锐而未为豢养所糟蹋的青年们所向往。这种青年的向背也许不足以卜一个文人的前途，却断然足以卜一个文人所依附的正义的命运。自人类有主义以来，这条公律未曾碰过例外。当周先生的杂感被绅士们鄙弃的时候，颇有人誉他为先驱者，我还有点怀疑。但自从他公开地转向以来，这种称誉他确足以当之无愧。

　　最难得的是当许多比他更先的先驱者早已被动地缄口无声，或自动地改变了口号的时候，他才唱着“南腔北调”，来守着一株叶落枝摧的孤树，乍寒后的鸣蝉。但夏天迟早会再出现的。假如钳制和老年不足以销尽他创造的生机，那么，我敢预言，在未来十年的中国文坛上，他要占最重要的地位。

　　次颂周先生的书。我是有历史感的，特别注意它的史料价值。但这个史可不是上古、中古或近古的史，而是我们当前的时代的史。一个时代的性质可用其中感觉敏锐的青年的遭遇来量度。这话若正确，那么，我们在这小集子里可以发现极重要的史料，而后世的史家必将感谢我们的提醒的……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张荫麟的这篇评论写于1934年9月，张又是一位学者型人物，因此这篇评论就分外显得有分量了。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清华人对鲁迅的评价达到高潮。

　　伟华(李伟)的悼诗的题目是《献给伟大的导师》。鲁特(张卓华)的《悼鲁迅先生》文章一开头就说：“中国当代伟大的文豪，世界第一流作家--鲁迅先生停止了呼吸……这巨人的死，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将压在四万万中国人的肩上，压在全世界亿兆被践踏的劳苦大众的肩上。从这巨人的死亡的伟大的魂魄所留下的罅隙，不久将使我们在这黑暗的人间地狱深切地意识到……”在11月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上，在镶着黑框的鲁迅巨幅照片旁边，刊登着宋庆龄女士的题字：“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损失”；接着便是当时园内左派文人的主将王瑶的系统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长文，文中说：

　　把鲁迅先生仅只是视为一个文人是污辱了鲁迅，至少也是不了解鲁迅，“空头文学家”鲁迅连他的儿子都不让做，鲁迅自己的思想是应该被知道的了。鲁迅从来没有单纯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学家，别人当然也不应该这样了解他，虽然在中国新文学的成长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必然地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鲁迅不但创作了文学作品，而且是领导了中国近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在这种意义上，鲁迅先生的事业是取着多方面的存在的。

　　……

　　在对于青年作家的教育和帮助上，是鲁迅先生生活中一贯的态度，在《未名》，在《语丝》，直到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不知名的青年人的刊物上，都载有鲁迅的名字……为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前途。因为鲁迅先生不但是憎着人类，而且也爱着人类。在今日中国有价值的几本青年作家的小说、杂文或好的译文上，我们随时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序言。读者信赖鲁迅，鲁迅爱护着好的作品。这样，借了鲁迅先生的力，而使作家和作品都得到好的发展了……

　　李长之不是左派圈中人(鲁迅逝世时他已毕业参加了工作)，鲁迅逝世前他就有《鲁迅批判》一书问世。鲁迅追悼会进行过程中，他从城里匆匆赶来，主席立刻请他讲话。他的讲话是：“鲁迅先生死了，我们不宜于作许多无谓的感情的哀痛，他留给我们的是工作！”他接着提出四点看法：一，鲁迅的青年气。从前歌德、席勒皆以六七十岁之高龄逝世，但史家莫不云一青年夭折；对于鲁迅先生的死，我们也觉得是死了一位青年，一位勇敢的斗士。二，鲁迅的思想。他的思想影响于我们的太大；我们有许多思想，自己觉得仿佛是自己的，但却是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而来的。三，鲁迅的人格。他既忠实又勤勉。现在有许多文人不敢坦白地承认自己是左翼或是右翼的作家，行事鬼鬼祟祟，鲁迅先生永不如此。四，因鲁迅之死而想到中国人才之少。他是一个战士，想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嗟叹中国人才之少了。在鲁迅五十岁的时候，他曾自己开过一个著译书籍的清单(按：见《三闲集》附录)，在一度清理之后，他不禁感到自己工作的空虚。他尚且还自认空虚，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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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周刊》所报道的“朱自清在追悼会上的讲话”的全文是：“朱先生说鲁迅先生近几年来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发什么议论。于是就只说了几点印象(关于这一点朱先生已经写成一篇文章，将在《益世报·文化生活周刊》发表，此处不必嗦)。最后朱先生提到一点，那就是《狂人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救救孩子’，这句话在鲁迅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终生实行着的一句实话。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帮助青年人，所以在死后青年人也特别地哀悼他。”

　　校刊报道闻一多的讲话的全文是：“鲁迅先生死了，除了满怀的悲痛之外，我们还须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观察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谁呢？是韩愈。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他们的态度可说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诗人的态度，这也就是诗人与文人的态度的不同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