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儒学新教化) 

    从宏观去看，中国历史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前一共只有过两次

大规模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第二次就

是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这两次改革最后都失败了。王安石改革的

失败反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缺乏自我转化的能力。戊戌维新失败不但

再度证明传统体制缺乏这种能力，而且也把中国带入一个空前的政治

与文化危机。今天我们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必须以这双重危机

为视野去下手分析。

    大约说来，戊戌维新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绪皇

帝以一连串的敕令推动大幅度的政治改革，这就是所谓的“百日维新”；

广义是指1895-1898 年间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始於甲午战败之后康

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改革，而以戊戌年百日维新后发生的宫廷政变

结束。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讨论的是广义的戊戌维新。

    这个广义的戊戌维新不是单纯的政治改革运动，因为康梁集团从

开始就计划循两种途径进行改革运动。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途径，

也就是说，希望透过向朝廷上书建言改变清廷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然后

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来实行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下而上”的途径，

也就是说，企图针对社会菁英份子——士绅阶层从事游说鼓动来争取

改革的支持。由於这双管齐下，维新运动得以凝聚《马关条约》后中

国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愤慨与求变心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波澜，在

社会上激起广泛的反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去探讨其历史意义∶

一、从政治史去看它代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从而引进了一

个中国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机；二、从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战争

以后开启了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期。

    一  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国政治秩序危机的序幕 

    在说明为何戊戌维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演变中有这样的历史意义

之前，必须先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定义稍作交代。这个政治秩序是在北

宋开始出现而定型於明清两代，它的核心是由传统政治制度的两个基

本结构所组成。一个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秦汉初期的“普世王权”

（ universal kingship ）；另一个是晚周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官僚

体制。但是要认识传统政治秩序，我们不能只看政治制度  因为这政

治制度是受著两种来自制度以外的力量支撑。一方面它受到传统社会

结构的主干——士绅阶层的支撑；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传统文化体系的

核心——正统儒家思想的支撑。后者以纲常名教的观念为主轴，对现

存的朝代政权不一定无条件地接受，但是对於政权后面的皇权制度则

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统儒家的政治社会价值自唐宋以来已经逐

渐渗透入佛教与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会价值上

已经儒家化或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 ）。因此儒家的纲常名

教观念可以代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正统价值。总而言之，在明清两

代，传统政治秩序是皇权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的主干以及传统文化体

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组合。 

    这三元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重要的是∶

大致说来，在1895年以前，这冲击并未撼动政治秩序三元组合结构，

只是导致官僚体系溃堕。这一观念上的分别对我们了解近代政治变迁

极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应付外强侵略与内部动乱而作的

制度改变与调节是限於行政管理层面，并未触及基本政治体制。不错，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有督抚分权的现象出现，但所谓的督抚分权只

是清廷为了应付内乱后的变局的权宜之举。在基本权力上，这些久任

的督抚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不能与清廷分庭抗礼。关於这一点，

刘广京先生已有极肯要的说明。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中央失控与地

方分权的趋势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国变成大一统的帝国以后每一

主要时期都曾出现过的现象。秦汉帝国晚期的州牧坐大与隋唐帝国晚

期的藩镇跋扈都是极明显的例子，而晚清这种趋势的严重性是远不能

与前二者相比的。那时督抚分权只代表行政结构松弛，而前二者则已

威胁到当时的中央皇权统治。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清朝中央政府与士绅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太平

天国所开启的内部动乱时并未受到影响。最有力的证据是当农民运动

在咸同年间威胁到清朝皇权统治的时候，当时的士绅阶层在地方上响

应曾国藩保卫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号召招募团练支持清朝中央政府，

而清政府最后之能扭转危局镇压农民运动，士绅阶层的有力支持是一

个决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尽管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已有半世纪以上，正统

儒家思想仍然能够维持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当时所谓的西学

的影响大致局限於沿海的几个大商埠，对於大多数的官吏士绅并无甚

么影响。1895年以前，中国的重要书院几乎都没有西学的踪迹可为明

证。同时，考试制度仍然维持它在中国社会与教育上的垄断地位，使

得当时大多的士绅菁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书的思想笼罩之下。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皇权制度不但仍然与社会

主干保持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且也依旧受到文化传统的主导思想的维

护。也就是说，传统政治秩序的三元组合在1895年以前并未有解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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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这种情况在1895年以后有著显著的变化。首先，三元组合的传统

秩序逐渐解纽普世王权随之瓦解，接著新的共和政体频频流产，中国

终於陷入彻底的政治解体（political disintegration）。这一绵延

30年的政治危机的起始点就是甲午以后所发生的维新运动。 

    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维新而论，它代表改革运动已进入清廷权

力结构的核心。光绪皇帝在三个多月中所发动的大规模制度改革是以

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与〈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为蓝图，而

以富强所代表的现代化为目标。表面上这些改革仍然维持君主制度。

但观乎康有为自1895年以来对光绪皇帝所作的一连串建言、颁布宪法、

建立议会，实现当时所谓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蓝图之中。易

言之  百日维新是隐然朝向君主立宪政体推动  而君主立宪所代表的

君主制度之有异於传统的普世王权是很显然的。因此，百日维新虽然

失败，但它显示传统的皇权体制已在清廷权力结构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时代不但中央皇权受到改革运动的震撼，皇权体制的社会与

文化支柱也因改革运动的影响而受到侵蚀。如所周知，晚清传统社会

经济结构并未有基本的变化，士绅阶层在社会上的主干地位也并未动

摇。发生变化的是士绅阶层与皇权体制之间的结合。上面指出，太平

天国运动是因清政府与地方士绅的合作而遭到扑灭。此后地方绅权曾

有著显著的扩张，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面如团练、教育、社会福利、公

共工程乃至少数新兴工商企业均由地方士绅接管，而同时他们与中央

皇权大体上仍然维持协调和谐的关系。但是1895年以后，这个协调和

谐关系已逐渐不能维持。主要原因是士绅阶层——特别是上层士绅之

间出现了分裂。在戊戌时代，一小部分士绅开始质疑皇权体制并公开

向其挑战，引起了士绅之间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也间接动摇了中

央皇权在地方的社会基础。

    这种情形在戊戌时代的湖南最为表面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吴大

锶任巡抚以来，即进行自强运动式的改革，1895年陈宝箴接任巡抚，

加快这种局部缓进式改革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与士

绅协调合作之下进行的。1897年康梁的改革思想运动进入湖南，梁启

超携同一些康门弟子去长沙主持新成立的时务学堂，不但公开鼓吹西

方的民权学说，而且时有排满的种族主义言论，对中国的君统以及清

室的中央皇权作正面的攻击。他们甚至效法明治维新以前的藩镇倒幕

运动  大胆主张湖南自立  摆脱清室中央的控制。从地方基层  彻底

推行改革新政，以为未来改造中国的基石。 

    同时梁又与湖南士绅谭嗣同、唐才常、皮鹿门等人创立南学会，

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士绅阶层，计划发展绅权以为兴民权的阶梯。他们

动员地方士绅的努力很有成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长沙以及

一些其他的州县，前后成立的学会有十三个之多。而南学会在鼎盛时

期拥有了超过 1，200 名会员。因此，在1897与1898年之交，湖南的

改革运动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绅之间也有扩散开展的趋

势。这是一个极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湖南官绅在十九世纪几个重要

的历史发展，都是以保守的立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时，

湖南官绅以维护名教的立场率先组织起来，变成镇压这个运动的主力。

其后在1860年以后的30年间  他们也变成抵抗传教士深入内地散播基

督教思想的中坚，如今在戊戌时代，激化的改革运动居然能在湖南士

绅间引起相当的回响，可见当时思想变化之剧。但这回响也很快遭受

到思想守旧与缓进的士绅的反击，形成空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

这些反对改革激化的士绅，一如他们前此反对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

传教士，是站在捍卫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立场，不但号召湖南绅民起

来抗拒思想上的异端邪说，而且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予以镇压。在他

们强大的压力之下，改革运动很快地收场。 

    湖南改革运动的激化虽然为时很短，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首先，

它代表传统皇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开始出现严重裂痕。这社会裂痕在戊

戌时代虽然范围不广，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启端，在转型时代逐渐扩大，

终於演成传统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后全面解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因。

    再者，湖南改革运动也代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的

开始。由於当时反对康梁思想的士绅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

其他地区——广泛地呼吁与游说绅，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时以张

之洞为中心的一些官绅，在思想上组织起来，对康梁的改革运动进行

思想围断。1898年春，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提出“中体西

用”之说。表面上，他是为自强运动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总结与辩护，

而实际上，他是认为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已因康梁的改革运动而

受到威胁，他必须出来重新肯定这义理基础。因此，张之洞在当时的

立场与十九世纪中叶曾国藩的立场颇有相似之处。曾在太平天国运动

威胁清廷存在之时，出面呼吁全国士绅为捍卫纲常名教而战；同样地，

张之洞之印行《劝学篇》也是为捍卫纲常名教而战。所不同的是1895

年以后的思想与政治环境已非40年前曾国藩所面对的。曾当年所面对

的士绅阶层的内部并未存有严重裂痕，因此士绅阶层可以很快地响应

曾国藩的呼吁而与政府通力合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张所面临的

则是一个已经开始分裂的官绅菁英阶层。因此《劝学篇》出版以后，

一方面固然受到许多官绅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维新运动

的人士出面反击，例如何启、胡礼恒就曾在香港著文驳斥张氏的《劝

学篇》。可以说  一个环绕康梁菁英集团与以张之洞为首的官绅集团，

以湖南维新为导火线，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这个对峙与1895

年以前因自强运动而展开的思想论战不同，后者主要是清政府内部有

关洋务政策的辩论，而前者则是攸关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的论争，

也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序幕。 

    戊戌时代，官绅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的意识形态之争不仅导致传统

皇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动摇，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础也受到严重的侵蚀。

一方面是西学在1895年以后大量的输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学与诸子学

的复苏；另一方面，儒家内部的学说之争，特别是康有为的今文学与

古文学之争，已把儒家义理的基本性格与政治取向弄得暧昧不明、启

人疑窦。儒家正统思想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以前那

样予皇权体制以有力的支持。这些发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因为它

们是甲午以后所发生的思想文化钜变的一部分。因此，在认识传统政

治秩序解纽的同时我们必须对甲午以后改革运动如何开启思想文化的

新时代——转型时代作一简要的鸟瞰。

    二　戊戌维新运动与思想转型时代的序幕

    所谓转型的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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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

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钜变。就这些思想钜

变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转型时代的起始点。

    首先就新的传播媒介而言，维新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划时代的里程

碑。在甲午年以前  中国已有近代报刊出现，但数量极少。据统计，

1895年以前全国报刊只有15家  而大多都是外籍传教士或商人买办的。

但戊戌时代三年之间，据初步统计，数量跃至64家。同时，这些报刊

的编者多半出身士绅背景，形成一种新的菁英报刊影响也较前激增。 

    转型时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制度媒介——新式学校的最初出现

也是由於维新运动的刺激。在此以前，书院制度虽在晚清有复苏的趋

势，但是学习课程仍以传统科目为主，西学几乎完全不见踪影。维新

运动期间，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废科举，立学校”为纲领的教

育改革，而且直接间接地推动新式学堂的建立，开1900年以后新式学

校大规模设立的先河。

    同时，对现代新思想传布极有贡献的学会的出现也是以戊戌维新

为分水岭。在此以前，这种知识性与政治性的自由结社至少在有清一

代几乎是绝迹，但维新运动期间，据大约的统计，学会的出现就有76

个之多，是为转型时代自由结社大量涌现的开端。

    转型时代的思想钜变，不仅有赖於报刊、学校、学会等制度性的

传播媒介，同时也与新社群媒介——现代知识份子有很深的关系。中

国现代知识份子大部分是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而这分化是始於维新

时代。康梁以及他们的同路人虽然大多数出身科举，但他们的社会角

色与影响，已经不是依附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而是凭藉上述的制度

媒介。再者，他们多已离开自己的乡土社会，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大

都市。同时，他们与现存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抵触大於相互依

存。此外，他们在思想上与心理上已因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压力而开始

徘徊挣扎於两种文化之间。因此，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多少带有一些暧

昧性、游移性与矛盾性。这些特征都是使他们不同於士绅阶层而接近

现代知识份子的地方。

    由於这些社会媒体与制度媒介的涌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有著

空前的扩散，在其直接与间接影响之下，那时代的思想内容也有著深

钜的变化。这变化大约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文化出现了自中古佛

教传入以后所未有的取向危机；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思想论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 ）也在此时期内逐渐浮现。而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是始於甲

午以后所展开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与文化取向危机的启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中

叶进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给中国文化传统带来震荡与侵蚀。不过在

1895年以前，这震荡与侵蚀大约限於传统文化的边缘，用晚清盛行的

中体西用的说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层次。但是1895年以后，主要

由於维新运动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荡与侵蚀逐渐深入到体的层次，

也即进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

    这种取向危机首先是指道德价值取向的动摇。大约而言，传统儒

家的道德价值可分两面∶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与以仁为基础的德性

伦理。由甲午至戊戌，虽然德性伦理尚未受到直接的冲击，规范伦理

则已遭受到正面的挑战。规范伦理是以三纲之说为核心。那个时代的

思想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都对这三纲说——特

别是对其君统部分——作直接或间接批判。前面提到，这些批判以湖

南改革运动的激化为导火线，演成中国现代基本意识型态的论争的开

始。这场论争绵延到五四爆发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

的规范伦理由动摇而全面思想破产。

    戊戌时代，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在中国教育阶层间变成一个普遍的

困扰。在此以前，由於西方文化的冲击大体上限於传统文化的边缘，

文化的核心思想并未受到严重的震撼，知识阶层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

个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与认同。但1895年以后，如上所指，一些传统

的基本价值规范已开始动摇，而就在同时，中国进入一个以西方政治

与文化霸权为主的世界，中国人厕身其间，文化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

受损伤。中国人应该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个认知与情

绪双方面的需要。文化认同问题因此变得较前尖锐而敏感。当时康门

第子梁启超与徐勤以及谭嗣同重估传统夷夏之辨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

证。一方面他们坦白承认在这场辨认中，中国是否能够在文化上免於

夷狄的地位已很成问题。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与侵略  他们

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国与保种之外，他们也

要强调保教的需要性。重估夷夏之辨与保教运动同时进行，充分显示

那时代的知识份子在徘徊挣扎於两个文化之间所感到的困境。 

    转型时代，不但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受到挑战，同时它的宇宙观

也受到严重的侵蚀。这宇宙观的骨干——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由一些基

本建构范畴构成，如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理气等。转型时代，

随著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自然主义的流入与散布，这些范畴逐渐

受到侵蚀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绅宋育仁已经看到这侵蚀所造成的文

化危机。他在《  风录》中曾经指出西学与西教如何对於传统的建构

范畴发生破坏作用，而这破坏也势必动摇儒家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

宋氏所指出的这种影响一旦发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义架构

也势必随之动摇，因为这架构是由传统的宇宙观与价值观绾合而成。

随著这一发展，中国人开始面临一些前此很难产生的生命与宇宙的基

本意义问题。由之而形成的困惑与焦虑就是我所谓的精神取向危机。 

    因此，精神取向危机也是戊戌时代开始的。当时知识份子思盛行

研究大乘佛学便是一个很好例证。这一发展反映儒家思想在当时已不

能完全满足一些知识份子安身立命的需要。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

等人的诗文都透露他们在追求佛学时所作的精神挣扎。

    就戊戌时代或者整个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而言  他们在精神取向

方面所作的挣扎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认同取向方面所展现的焦

虑与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只有把这三方作综合的分析，才能看到

当时文化取向危机的全貌。 

    （二）戊戌维新与新的思想论域∶根据上面的分析，转型时代，

中国进入空前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面对这双重危机，当

时知识阶层的思想回应自然是极为纷繁。在这些纷繁的思想演变中，

逐渐浮现一个共同的论域！猧scourse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时

代已经隐约可见。

    首先是一种受传统与西学两方面影响的世界观。就传统的影响而

言，它主要是来自儒家的经世思想，不但展现高度的积极入世精神，

而且有一强烈的政治倾向。就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来自西方

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纪以来所含有的极端的人本意识（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与历史演进观念。这中西两种影响化合为一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历

史的理想主义。这份世界观在当时常常凝聚为一个有著三段结构的时

代感∶一方面是对现状有著强烈不满的疏离感；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

著非常乐观的前瞻意识。而连接二者的是对由现状通向未来的途径的

强烈关怀。这种时代感在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的思想里与几份主要报

刊里已清晰地展露。 

    随著这份历史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而来的几个观念对转型时代也有

重要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群体意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为在

戊戌时代提出的一个观念∶治天下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从那个时代

开始，相对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这个观念的内容可以有不同。

“群”可以指国家，或民族，或种族，或阶级，或理想的大同社会：

“变”可以指历史演进观，也可以代表传统儒家视宇宙为一生生不已

的过程。但这整个观念所表现的一种思想模式与关怀则是贯串整个转

型时代乃至整个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线索。

    其次是新的个人自觉观念，后者是从传统儒家思想承袭了人为万

物之灵的“人极意识”，而抛弃了传统人极意识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观

念，同时它也吸收了西方近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

所谓“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近代文明所展现的戡世精神，认为人已

取代神为宇宙万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人定胜天，

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宇宙。总之  这种“浮普精神”很容易与中国

传统的人本主义凑泊，化为现代思想中的人极意识。而它的最初出现

就是在戊戌时代。当时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与戡

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这份现代的人极意识，而形成个人自

觉的核心思想。 

    除了群体意识与个人自觉意识之外，尚有一个也是随著历史的理

想主义世界观而出现的思想趋势∶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时代感。后

者一方面投射强烈的前瞻意识；另一方面反映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

使得这份时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现实走向未来这个途径问题上。

转型时代发生的改革与革命论争，就是以这途径问题为出发点。随著

革命的声浪日高与革命的观念逐渐深化与扩大，一种激化的现象於焉

展开余文

出现。

    这激化的趋势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时代。上文曾论及湖南改革运动

中出现的激化现象，根据当时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报导，梁启超

与其他康门子弟如叶觉迈、欧  甲、韩文举等在赴湖南参加改革新政

前，曾协议准备走激进路线，甚至考虑探取革命立场。同时值得注意

的是∶谭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运动以前所写成的《仁学》，不但有

排满反清的主张，而且是以冲决网罗这个观念为基调。这基调极富感

性涵意，而此涵意与日后激化趋势中的革命观念极为合拍。因此我们

可以说谭的思想中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也不为过。无怪乎转型时代革命

派的一些激进份子如邹容、陈天华、吴樾乃至五四时代的李大钊都奉

谭嗣同为典范人格。这些都显示∶戊戌时代的改革运动已隐含一些激

化的趋势。 

    上面我大约地说明了戊戌时代开始出现的历史理想主义以及随之

而来的群体意识、个人自觉与激化趋势。以这些观念思想趋势为基础，

在当时展开了一个新的思想论域。这当然不是那时代唯一的思想论域，

但却是当时影响日增而且对后来二十世纪思潮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

论域。

    总之，不论就这新的思想论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机，或者思想的

制度媒介与社群媒介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同时如第一节所分析，它也是近现代政治史

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它所开启的政治秩序危

机与文化取向危机仍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从这个角度去看，

百年前维新运动距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但却又不是那样遥远。就现代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困境而言，中国仍未完全脱离戊戌维新所引进的危

机时代。